三个“地主”

土改的时候，有乡邻对我奶奶说，你们老赵家真是可惜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挣了点钱都买了地，结果共产党一来，全被分了。

奶奶没说什么，只是一笑。

村里原来土地比较多的，一是王家，二是何家，三是我们赵家。

解放前王家当家那一代，是典型的享乐主义，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王老财娶了两房老婆，是村里唯一有小老婆的。在那穷山村里也没有什么别的娱乐或者挥霍财富的方式，除了打猎喝酒，就是抽大烟。

解放的时候，王老财的家产已经挥霍得差不多了。大老婆跟他过不下去，也单过了。土改的时候，王老财还是被划为富农，是仅次于地主的高成分。虽然财产被挥霍掉了，历史的污点却抹不去。抽过大烟，娶过小老婆，这就是严重的历史问题。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只要有什么批斗会，王老财都要自己准备好高帽子，主动赶到会场去陪斗。年轻人不了解情况的，会以为这个反动分子干过多少反党反革命的勾当，大小石子不断落到他身上。

在那个唯成分论的时代，王老财积下的罪孽还报应在子女身上。背着黑五类的包袱，子女在学校受尽歧视，入不了少先队，进不了共青团，招工招干和招兵都没有份儿。

何家当家的应该是比较有远见的人物。在那样一个穷山村，他们居然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居然能够倾全家之力培养出一个大学生。

何家的土地虽然不是全村最多的，也在村里列前三之内。为了培养大少爷读书，后来又为了大少爷的晋升，何家只能将土地一点点卖掉。何家少爷大学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几年文书，没捞到多少油水，却为打点关系花费了家里不少银子。位子还没坐稳，投资还没收回，国民党却被共产党打垮了。没有资格和能力随老蒋逃往台湾的何家少爷，灰溜溜回家接受改造。本来这是一个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有趣故事，却因为投资失误而成为竹篮打水。

土改的时候，何家剩下的土地仅够糊口。可是因为何家少爷的国民党身份，何家还是被划为地主。不过，听老人们说，何家虽然对乡邻小气，却从来不是仗势欺人之徒，所以在土改中也没有受过多少罪。

不过，何家当初的失败“投资”还是给后代带来了灾难。何家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一直在村里和附近地方找不到对象。最后，两个女儿远嫁了，一个儿子外出入赘了，一个儿子很大年纪才从很远地方娶回媳妇儿。最糟糕的事情是，如果没有后来的改革，他的子子孙孙都要背着“地主”的黑锅，要经受社会生活中无尽的歧视。

解放前王家、何家向外卖地的时候，买主主要就是我父亲的父亲和爷爷。除了经营农业之外，也经营一点山货生意，在我父亲的爷爷的时候，就积累下一点财产，开始逐渐买地。我父亲的父亲和爷爷，都是村里的头面人物。因为行侠仗义和周济乡邻而获得很好的名声。

我爷爷供我父亲上学的时候应该花不了太多钱。小学是在一个镇上的私塾上的。十四或者十五岁到县城上中学，需要一些花费，但时间不长。父亲上中学的时候，接受了先进文化和思想，接受共产党的影响。十六岁的时候，他悄无声息离开学校，参加共产党的部队去了。先是在云南广西一带闹革命，后来又随着部队北上。父亲还参加过开国大典。再后来，又回到云南。爷爷奶奶再次得到父亲的消息时，云南已经解放。那时候，父亲在部队里是一名冉冉上升的明星军官。

解放的时候，村里的好地大多集中在我们家里。所以，我们村的土改主要就是分我们家的土地。划成分的时候，按理说地主非我们家莫属。但是，一来我们家没有雇工剥削，二来我的祖辈在村里有着很好的名声，深得乡邻爱戴，更关键的是，那时候我父亲是解放军军官，于是我们家只划分为“中农”。

时代变迁改变着人的命运，也塑造着人的命运。

幸运的我的祖辈们当然不知道塞翁失马或者得马的故事，但他们显然明白这个故事的含义。土地作为一种自然的赠与，它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以这样的方式看待和利用土地就是自然的，就是合理的。善待土地就是善待自己，就是善待自己的命运。

我离开村里的时候，时值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期间。其实又是一次分田地。姑姑说起我们家族的辉煌历史，对我们只分到零零散散的一点点土地有些不平。我对此并不在意。土地总是在那里，它或者归你，或者归我，但归根到底是属于自然的。我们一时拥有它，只是将他作为谋取生活资料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土地不会有其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