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周人百亩而彻”，《孟子》说：“周人百亩而彻”。是指周代田赋征收实行彻法，即把九百亩大小一块田，分为九个百亩一块的田，每夫授田一块。每年终了，按百亩的实际收获量征收实物，税率大概为十分之一。它是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之上，学术界一般认为可能是由助法演变而来。因此《孟子》才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田。”而且说：“虽周亦助也。”

　　这也就告诉我们，周代的“彻”法，其实与商代的“助”法是一样的，也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上；但彻法的征收同助法有所不同。首先，授地亩数不同，即商是总数630亩，每户70亩，而周是总数900亩，每户100亩（此即“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之说。（《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其次，夏代是定额税，周代则采取比例税形式；最后，它能多收多得，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可见，彻法比贡法要进步得多。

　　对西周田赋的性质，历代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解释。

　　一种意见认为“彻”是收取的意思。这种意见为东汉经学家赵岐所主张。他认为“耕百亩田者，彻取十亩以为赋。……彻，犹人彻取物也”（赵歧《孟子注》）。他认为，夏民耕种五十亩而贡五亩，殷人耕七十亩而助耕七亩，周人耕百亩而征取十亩为赋，税率都是十分之一，所以说，彻是收取的意思。这种意见虽然说明了“贡、助、彻”都是国家的征收制度，税率都是十分之一，但是，从这里却看不出贡、助、彻三种税制的区别来。而贡法同助法和彻法是有区别的。

　　一种意见认为“彻”是“通”的意思。这一意见以宋代哲学家朱熹为代表。朱熹认为：周制规定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即在井田的基础上，耕的时候，通力合作，收的时候，按亩分配，这就是彻。在西周初，农业生产工具简陋，实行小集体合作耕种，是可能的，不过，每家劳力有多少，强、弱、勤、惰也不相同，按亩分配也可能不尽合理。

一种意见是贡、助并行说。这种意见以东汉经学家郑玄为代表。他认为，在周代，王畿之内用夏代的贡法，按夫纳税，夫公田；王畿外的土地，即各诸侯国的土地用商代的助法。行贡法地区，按率交纳实物，行助法地区，以公田收入为税。“彻”即不论行贡法、助法，都按十一税率征收。

同样，清代的人也这么认为，清代的崔述在其《崔东壁遗书·王政三大典考·三代经界通考》中说：“彻也者，民共耕此沟间之田，待粟既熟而后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是故无公田，无私田。助也者，民各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为上耕其田以代税者也，是故有公田、有私田。彻自彻，助自助，判然不能相兼。” 他认为“彻”法的特点在于没有公田、私田之分，至收获之际才“彻”取十分之一的粟物作为税上缴。

　　我们认为，研究西周的彻法，必须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来分析。在夏代，因刚从原始社会税脱胎出来，财政征收制度还处于萌芽状况，带有原始社会的痕迹。分田制赋，每夫分一块田，将地里的收获物，按定额贡纳这是可能的。商代实行井田制，划分公田、私田、借民助耕公田，公田劳动完毕，可耕种自己的私田，在当时较贡法有进步，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到周代，社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提高，井田之外的开荒地陆续出现，人们对耕种公田已不感兴趣，国家收入因此不能保证，这时的助法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要有一种新的财政办法来解决，这时不分公田私田，对土田的收获物统按十一税率征收实物，助法转变为彻法。所以，彻法实际上就是对土田的收获物按十一税率征收的一种实物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