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名牌大学素有人文传统。我在较系统地研究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这些具有典型性的大学之后，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教授们自强不息、追求完善，这是一条极为可贵的人文传统。清华大学著名思想文化史专家张岂之教授，2008年在东南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清华大学校风民主，录取学生不拘一格，唯才是举。”[0]他举例说，钱钟书当年报考清华大学数学只得了15分，但是钱钟书的英文和中文得分都是第一，于是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他为西方外国文学系的学生。钱钟书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1932年10—11月就在《清华学报》上发表学术论文。清华大学人文传统的形成与校长的作用是分不开的。1931年10月教育家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2月2日他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讲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①]梅贻琦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他却为清华大学请来了众多大师，也为后世培养了众多大师。对于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大师，梅贻琦作了这样的解释：大师和专家不一样，有某一方面技能的人叫专家；大师则是能把各种学术汇通并且有所创造，始终站在科学的最前沿。愚以为大师只是一个专业尊称，生活中的大师应当是极为普通的凡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也把自己摆谱成“大师”的人，那他就不配或者原本就不是大师。我觉得大师最让人感到亲切的时候，正是他显露出凡人一面的时候。学者最大的“摆谱”，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从来不摆谱。一个真正能够让学生记住的好教师，他的语言必定是朴素易懂、通俗清新的。总之，我认为任何一所名校不在于有多少名楼，而在于有多少名师尤其是大师。任何一所大学最终能否“挺得起”、“立得住”，一味地靠特殊政策作支撑终究是不行的，关键要看这所大学能不能形成一批又一批大师级的领军人物。总结自己40年来的教育教学之体验，愚以为大学教育的最大功效是要先教会学生做人，然后才能学会做事与做学问，否则一切知识灌输和技能培训都有可能是在沙滩上筑塔。

大学彰显科学民主与思想自由精神。1917年初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告诫学生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1918年他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②]因而我以为大学精神就是文化积淀与当代人认同的产物。著名教育家蒋梦麟1932年12月17日在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北大精神》强调：“大度包容”、“思想自由”为北大精神[③]。他还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大学精神归结为：“学术自由、宽宏大度、安贫乐道、科学求真”[④]。季羡林则直言北京大学精神是中国“士”的精神传承：“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才使北大人始终处在对国家民族、社会大众的极度关注之中。这种传统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发端，到明清之际演变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格言，最后在清季中国社会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便集中到了有千年太学传统的京师大学堂，这里集聚的正是最后一代的具有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但具备了文化传承的能力，也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社会进步的责任。因此，百年来北大不但创造了灿烂的学术文化成就，同时也走在了历次爱国主义运动的最前列，影响最大的是五四运动，它打出了‘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以期实现振兴国家的目的。”[⑤]季羡林用“士”的精神来表述北大精神，显现出他对北大精神的历史洞悉。尽管每所大学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特点、独特个性和办学方向，但是北京大学历来是普通大学的一面旗帜，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大学发展的领头雁，北大精神无疑是值得其他大学为之借鉴乃至效仿的。因而我以为任何一所大学都必须始终坚持两条：一是学术和教学自由的理念，二是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的原则。

大学应当具有高深的文化品位。我以为一所大学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拥有一批著名的学科、著名的学者和著名的学术。用一个通俗形象地比喻来说，学科是标志、学者是标函、学术则是标准。一所由著名学科、著名学者和著名学术构成的著名大学，必须有朝气、人气和正气。这里的“朝气”意味着活力，渗透的是科学精神；“人气”意味着凝聚，渗透的是人文关怀；“正气”意味着公允，渗透的是法治理念。我觉得风气、凝聚力、严谨求是和人文关怀，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学术自由是滋育大师的温润沃土，只有当一所大学具有孕育大师和产生大师的环境的时候，这所大学才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一流大学既不是靠某个领导人首肯的，也不是靠组织一帮子人论证出来的。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师，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培养出一流的人才，最终才能在整个大学的矩阵中公认为一流。以文化品位为主旨的大学特色，是指一所大学在长期发展的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明显有别于其他大学的办学特质和独特风格，“特色”是任何一所大学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之所在。只有遵循大学自身的本质与发展规律，才能够真正形成和办出大学的特色。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人的成长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所处的周边环境有关，可以说这个环境就是一口“大染缸”。于是有人认为大学的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而是“染”出来的(即“染缸理论”)，或者说是“泡”出来的(即“泡菜理论”)。这些表述尽管有不雅之嫌，但是它确实说明了大学文化在人才培养和成长中的重要性。大学文化代表着现代大学的软实力，自古以来就有“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之说。我以为真正的学术名师从来就不是自封的，不是靠一部分人刻意吹捧出来的，也不是靠评比评出来的，更不是靠金钱催生出来的，而是靠在课堂里自然而然地摔打出来的，是被学生和社会公认的。对于有些优点和缺点都异常突出的人，也许他（她）就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名师。由于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有的人也许要等到与他（她）同时代的人都去世之后，再由后人通过系统地研究他（她）的教学理论与实践，去确认他（她）为人类不朽的名师，这样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譬如，被誉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就是如此。教师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关键，教师的培养和成长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大学的校长尤其要爱才、惜才、尊重人才，为教师人才的成长提供一片“阳光的”文化土壤。至于一所大学能不能够或何时能够产出大师级人才，我以为不是任何人能够主观决定的。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就因为它的宗旨是学术，逻辑起点是学术，终点还是学术。任何一所有抱负的大学必然崇尚学术立校、学术兴校，学术是大学的核心，是一所大学的立身之本。这不是挂在嘴边说说而已的问题，而是必须真刀真枪地实干才行。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是任何一所大学的宝贵财富，对这样的人才，切忌求全责备，千万不能以听不听话作为评价的标准。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大学办成政府机关，大学校园里官僚气也不能太重，否则就会不适当地出现“阴气”压倒“阳气”。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遵循国际标准。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有两个共同特点：一个是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另一个是有一套支持教授队伍培养人才、进行尖端科学研究的体制及政策。譬如，美国哈佛大学之所以在世界上最具“牛气”，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它拥有一支一流的教授队伍。哈佛大学教授占教师总数的40%，这些教授都是从世界范围内招聘的各学科最优秀的教授，其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基本条件，是拥有美国顶尖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成功的几率只有五万分之一。由于哈佛大学广招世界一流教授，因而严格地实行“非升即走”的教师任职制度。一个助教如果在五六年内还晋升不了副教授，恐怕就要另谋高就；要想得到终身任职，基本上得等到升为正教授才有可能[⑥]。因此，这类大学一般都能够持续地、稳定地产出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和优秀人才。我以为这两点也应当成为我国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高校规模成倍扩张，招生人数由1997年的100万人扩大到2006年的546.1万人，在校人数由317.4万人扩大到1738.8万人，10年扩大了5.5倍[⑦]。另据权威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美国只有253所，我国年培养博士生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⑧]。依愚之见，我国大学存在的主要问题，除了缺乏一流的教授队伍之外，就是在人才培养的方法上，存在教育内容与培养目标严重脱节的问题。譬如，专业设置、授课内容与社会实际以及社会需求严重脱节，教材内容、讲授内容严重滞后，教授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现象比较突出。大学生、研究生就业难已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学校确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主要责任不在学校本身。分析起来这里面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从学校自身角度审视，主要是在提高学生的创业、就业能力以及增强其创新能力上，诸多环节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到位。不少毕业生反映进入社会后，感到自己的专业知识面儿窄、动手能力差；不少文科研究生毕业进机关工作的人连简单的公文都不会写，只能在网上抄录别人的东西。我以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与近几年的学风浮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学方式方法陈旧分不开。教师始终是教育教学的主体，他们的素质、学识、视野、学风和方法等，直接影响学生的素养和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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