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与私德（6月15日）

关键词：文化差异公德私德贾春宝

很多国际精英都嘲笑中国人缺乏公德心，不仅缺乏慈善与悲天悯人的情怀，而且自身行为不检点，诸如随地吐痰、公共景点涂鸦与“中国式过马路”都遭受诟病，甚至将此上纲上线，证明中国人素质如何如何低下。在贾春宝看来，这其实不是客观的，至少是有失公允的，因为他们以偏概全地认为老外都注重细节的文明。

即使不是基于狭隘的民族情结角度出发，如果从同等的公德标准来看，老外的言行跟中国人相比，未必有明显的素质方面的优势，甚至在很多场合更是粗鄙无礼，即使貌似彬彬有礼的表象之下，或许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与利益索求。

典型的中国式的言行与思维方式，是符合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是克己复礼、崇尚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道的，也是让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统治者比较省心的。

只有中国才出现儒家之教育规范，科举取士，法家之严刑峻法同时存在，两手抓，两手都很硬的局面。虽然应试教育遭到强烈的批判，但那种对做人的规范，在很多时候是有利于社会管理的。不管是儒家的宽厚仁孝还是法家的杀人诛心，都是统治者的工具。君主不遗余力地强调人伦，用高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与起居细节，

不管是后汉开始的世家大族把持朝政，还是隋唐盛行的科举考试录用贤能，即使统治阶层中有很多蛀虫，中国所奉行的都是精英执政原则，所以草根百姓称呼官吏都称“大人”，而自谦称为“小民”。而中国自古以来执行的管理管理制度，也使得那些来自乡野的官吏，都多多少少为民众做了一些积极的贡献。

公德与私德之间的相反，大一统原则之下的精英政府管理模式，必然要强化管理，尽量避免放任，这直接导致了民间缺乏创意与动力的状况。

中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更注重伦理教条下的形象规范，因为即使你是什么都没有的文盲，单纯标榜一个“孝”字就可以保送你成为“孝廉”，那可是国家公务员，旱涝保收的铁饭碗，而帝王所得到的谥号，这个“孝”字也是用得很频繁的。

在东汉末年，曹操看到举孝廉制度所推荐上来的都是庸庸碌碌之辈，所以采用“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造成了世家大族对朝堂的把持，从两晋南北朝形成了贵族统治，特别是隋唐大体是关陇贵族的力量居于统治甚至垄断地位，武则天为了摆脱关陇贵族对自己的压制，才逐步导入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以儒家“忠孝礼义廉耻”的思想为支撑的，是对统一王权君权之神圣不可侵犯的创举，因为那将人的思想与言行，将忠君报国的伟大理想与名利前途之类的现实紧密结合，实现统一，将自己、家族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到一起。

科举所设定的不仅是仕途升迁的线路图，而且限定了天花板与防火墙。在这样的体制建设之中，那些不安份地谋逆的人都将被法家的严刑峻法所惩处。

从对家族、师长的情感到对天下的情感、对王权的维护，这之间只有一个环节，就是“家国一体”。那不仅是帝王的统御之道，也是臣子所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

做臣子的把君主当成父亲，照顾父母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所传递出的孝道对统治阶级是有价值的，至少在君如父的情境之下，最为臣子是没有道理违抗君父的命令的。即使君父政令昏聩都要照单全收，而且即使自己是受害者都要“谢主隆恩”。

在中国从朝堂之上、深宫之中，再到田野江湖，任何臣子仅仅流露出谋逆迹象或者结党营私，或者由于没注意小节，而让君主很生气“龙颜大怒”，动辄连坐或者诛灭九族的严刑峻法，根本就找不到什么法律依据，总之，任何一点严词或者行为不当，都会被“依法灭门”。

中国人讲究自律，规范好了自己，就可以实现内圣外王之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崇尚私德，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精英的成功之道。

在中国人头脑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很强烈的实用主义，无所谓是否真实，不去追究客观实在的真理，而只听其言观其行，只有判断上下内外亲疏之后决定所采取的策略，重要的不取决于其是否是真实的东西，而是具有特定价值观的独特解读，这也有很高的人生智慧。

贾春宝认为，中国自古所推行的重私德的社会管理系统，更为具有生命力。因为私德极好的人，会以表率作用而成为标杆，供人效法与仰慕，至少不会有厄运降临，这给了民众克己复礼，保持安顺服从的理由。

宗教规范下的人，会用慈善之类的言行去营造更好的公德氛围，做了错事犯下罪孽要真心忏悔，却是相当牵强的，而且违背本能的方式去强迫人皈依并乖乖就范。

私德虽然让人感觉冷漠，却是社会稳定之本，因为人总是需要为自己以及自己的至亲负责，让自己成为值得骄傲与自豪的人，而不是被人唾弃的人。这样的人更容易被规范，因为在内心装着家国天下的兴衰，装着家族的荣辱。

公德其实要靠私德的民众基础来支撑，而私德发挥到极致就可以创造垂拱而治的环境，这种道家学派的治国理念，刚好是西汉初期黄老之学所追求的无为而治的核心，所以似乎儒家与法家之结合，恰恰是实现道家终极目标的手段与方法。

贾春宝

2014年6月15日星期日

电话：13301122671，（010）89581930

价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