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似冥都，毒霾罩春节
上百座大中城市，在春节期间几乎成为空城，但灰霾仍然笼罩着这些城市。倘若此时下一场大雨雪，那么，落下来的将绝不会是瑞雪或是春雨。倘若酸雨雪覆盖了接下来的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真不知这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抑或是环境问题？反正中华民族被笼罩在一片毒霾之下，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可能是中国的头一遭，遭遇到如此大面积的城市毒霾。仍留在城市里蒙头睡大觉的城市平民们，只好赶紧的关紧了窗户。当他们透过窗户往外看时，只见得一片蓝黑色的雾霾，那种颜色看上去并不像是湛蓝色的美丽天空的色彩，而更像是大工厂里进进出出的工人，身上穿的那一身深蓝色的劳保服，给人留下的铁器褪色的印象。
有人说是城市雾霾主要是由汽车尾气造成的，现在好了，街上的汽车就剩下几辆，可毒霾照样笼罩整个城市。为何春节期间在汽车最少之时，反倒是城市毒霾最为浓烈之时？当然，人们又会说节前大量的汽车堵在城市街道上，把巨量的尾气留在了城区，当它们又去到乡下污染乡村之后，城市里的尾气仍然阴魂不散，留下来继续毒害没有钱又没有心情去到农村散心的，热衷于打小麻将的穷酸市民。反正中国的事就是这样说来说去，莫衷于是的张家长李家短，听上去都有道理，又都没道理。
关于城市PM 2.5的产生，至今仍然莫衷一是。燃烧显然是主要的污染源。汽车尾气、发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砖厂、大小锅炉、居民燃放烟花炮竹、熏腊肉、农业废弃燃烧，只要上下历经摄氏500多度，不管燃烧的时候的温度是多少，就会产生PM 2.5，然后，供城市产生挥之不去的毒霾之用。
现代环境技术已经证明：工业革命期间的所谓雾都伦敦，其实就是霾都伦敦，开埠年直至抗战陪都的雾都重庆，就更是世界之最的大霾都重庆。当这座城市的白昼能见度不足10公里时，其相对湿度又低于80%的冬季气候，已经成为判断雾与霾之区别的经典样本。可怕的深蓝色的毒霾，笼罩着这座拥挤得乱七八糟的冬季城市，在近三千万人口硬挤在两江四岸的狭长地带里，又趁着冬季无风，因节日期间实在是吃得太多了而不停的放出各种响屁来，从而加剧了雾霾在数月间几乎不见阳光的鬼魅之下的不停聚集。重庆冬季那没完没了的阴霾天气，其可怖程度显得比北京等城市更为糟糕。
想要治理城市雾霾绝非易事，企图以简单的行政措施应对，并不具有科学依据。前段北京市长准备提头来见的誓言，在业内听上去有点像是被人给坑了，这种支使瞎子跳崖的误导可能会害了这位急于求成的市长。中国城市的阴霾之重绝非可以等闲视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那种轻信如同轻率，反倒会耽误了对雾霾的有效治理。有足够的正确估计是成功治理的前提，可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现状到底如何？谁也不能现在就下一个简单结论。
中国现在不是正在热衷于重提二战成果吗？可二战最主要的成果就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可面对春节期间上百座城市被毒霾笼罩之状况，看来二战的伟大成果已经被我们以如此荒诞的方式刷新成为全新的指标：时隔近七十年之后，走进毒气室的竟然是我们那100多座大中城市，而绝不再是当年纳粹党卫军那小儿科式的奥斯维辛。
今天，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毒霾之中，比起当年我们的先辈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之时，并不见得会轻松了多少，当我们的城市市长们在赌咒发誓时，一定要弄懂其中的玄妙，不然，除了贻笑大方之外，就剩下瞎耽误工夫咯……
老夏
2014.2.4
附文：
北京还要忍受多久的“空气末日”？
（摘自华尔街日报，作者：Andrew Browne，原题：中国治理空气污染没有捷径）
中国在降低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实际上可能提升了冬季期间中国北方空气中的PM 2.5浓度。PM 2.5能够对人体肺部产生非常严重的损害，这种物质是由空气中的化学反应形成的。为了治理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拆除小组最近奔赴距离北京两个小时车程的工业城市唐山，拆除了几座烧煤的炼钢高炉。
电视台的摄像机把高炉拆除过程记录了下来。在这次经官方批准的拆除行动中，一些长期以来拒绝服从政府关停命令的落后钢厂的大量设备被拆除。有报道称，拆除小组在此次“周日行动”中使用炸药爆破了炼钢高炉。传递给地方政府官员的信息是：要认真对待城市污染治理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官员通常与污染钢厂（许多是纳税大户）的所有者站在一边。
2013年12月末，上海，带着口罩的人们走过一座毛泽东雕像。由于中国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创纪录高位，人们很容易认为，中国中央政府缺乏解决污染问题的决心。而这次在唐山采取的类似军事行动的举措表明，事实恰恰相反。
实际上，一个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小组表示，尽管中国采取了严厉措施消除污染源，但中国的空气质量仍在恶化。这个小组的成员来自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及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几个中国顶尖科研机构。
即使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空气持续恶化，这些专家还是对政府开展的一些史上最成功的污染治理计划表示赞许。他们得出的结论让中国及其邻国感到沮丧，比如会受到中国污染物排放影响的日本和韩国：中国政府为治理污染而做出的最大努力无法敌过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负面作用。这些科学家们说，简而言之，这些问题没有轻松或快捷的解决办法。
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院中国项目执行董事尼尔森(Chris Nielsen)说，有关中国已在控制某类污染方面取得极大成功的说法没什么不合理，但这种成功并未立即转化为更蓝的天空，这一事实表明问题极其复杂。面对越发愤怒且失去耐心的民众，中国政府渴望展现其在治理污染方面取得的成绩。所以对政府来说，采用“蛮力”（拆除唐山的炼钢高炉就是个例子）是一个诱人的选择。
据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去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空气污染现在是危害中国民众健康的第四大威胁因素。这项研究显示，2010年在中国大约有120万人因户外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而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因患癌症而死亡的人中死于肺癌者最多。在这场不断升级的健康危机中，唐山是重灾区。根据中国自己的官方标准，唐山760万人去年平均7天中有5天呼吸的空气被认为是危害健康的。唐山由此成为中国最脏的城市之一，同时也在全球最脏的城市之列。
一年前，本地的有害排放物，加上来自北京周边其他多沙土城市的有害排放物，催生了“空气末日”(airpocalypse)一词。当时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达到了美国所认为安全水平的70多倍。此外，唐山的钢铁产业受到产能过剩的困扰──这是中国的一大难题，中国过剩的钢铁产能估计相当于美国钢铁总产能。因此淘汰污染最严重的老钢厂成为一举两得的措施。但尼尔森说，中国污染挑战的巨大复杂性并不总是支持规划者青睐的自上而下的解决措施。
比如，中国在降低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实际上可能提升了冬季期间中国北方空气中的PM 2.5浓度。PM 2.5能够对人体肺部产生非常严重的损害，这种物质是由空气中的化学反应形成的。尼尔森说，脱硫会产生更多具污染性的化学反应。
气候模式的变化也不利于环境整治。经过北京的冷空气曾帮助将污染物吹向海洋，但近来大气变得更加稳定。中国环境问题专家塞利格松(Deborah Seligsohn)说，中国治理环境问题就像要打一个移动的靶。不过她预计，5到10年内将会看到中国空气质量出现改善。塞利格松是加州大学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研究员。去年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拟在未来五年（到2017年）投入2,750亿美元治理污染。在此期间，政府计划使京津冀的细颗粒物浓度下降25%。尼尔森认为中国最终可能会对工业征收碳税，这个基于市场的解决办法也受到中国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的支持。然而，他也指出，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迅速将灰色的天空变为蓝天。他说，这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