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首先简单描述一下森林发展的四个阶段，以明确林业工作的历史方位。

第一阶段：森林资源自平衡阶段，也即采集与狩猎阶段。地球上森林密布，也是人类的森林化时期。森林是人类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心，森林资源和森林环境是几乎是人类发展的全部资源与环境。原始农业以采集、狩猎为主，也就是从森林资源中获取生活必需品。这一时期，森林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场所，也是生产中心、经济中心。受思维能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限制，人们利用森林资源的能力不超过森林资源的更新能力，也就是自然修复能力。因此，人类活动对森林资源没有构成实质性破坏，森林账户能够实现“收支平衡”。

第二阶段：森林资源透支阶段，也即“伐木”阶段。大约在3500年以前，农业化浪潮席卷全球，传统农业逐步发展，并日益强大起来。随之，栽培替代采集，饲养替代狩猎，铁器替代石器，铁木农具、人畜力、人粪尿大量进入生产领域。与大自然、大森林相比，人工开垦出的耕地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这时，耕地需要超过了林地需要，耕地稀缺而森林充足。人们由索取森林的天然产品，逐步转向获取森林占地，林地被开垦为农田，耕地版图扩张，森林版图收缩。人类经济活动逐步转向种植、养殖，以及手工业，人类首次出现集中生产、集中消费的趋势，村庄、城镇得以孕育发展，这也是森林首次被“边缘化”。这一时期，人类经济活动中心走出森林，走向沃野。今日之耕地，昔日之林海。但是，由于人口增加，对来自森林的食材、药材的需要并没有减少，对来自森林的木材、薪材的需求更加旺盛，加之科技进步，生产工具改进，向森林索取产品的能力增强，出现了森林资源消耗量超过森林资源更新量的状况，形成了森林资源透支的局面，这就是日趋增加“森林赤字”。其具体表现是，森林面积减少、质量下降，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短缺。目前，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处在森林赤字持续增加阶段。有研究资料表明，3000多年前，中国森林覆盖率超过60%；2200年前，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到46%；1100年前，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为33%；600年前，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为26%；1840年前，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为17%。1949年，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到不足10%。经过3000年森林透支，中国从一个多森林的国度蜕变为一个少森林的国家。今日之林海，多是“深山老林”，偏安在犄角旮旯。这是世界各大文明古国共同面对的现代绿色尴尬。

第三阶段：森林盈余阶段，也即“树木”阶段。大约在250年前，全球掀起工业化浪潮，由此人类文明迈入新阶段，人类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引致产业结构急速升级。森林，孕育和支撑农业，人们聚集在乡村，过上了定居生活。农业和乡村，又孕育和支撑工业和城镇，人们再度聚集。工业化浪潮初起之时，其原始积累无不来自农业。乡村收缩，城镇扩张，生产与消费的再集中，制造业替代种养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城市替代乡村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人口进城，资金进城，耕地进城，森林进城，城区日益扩张。以生产农产品为主的农区被“边缘化”，以生产林产品为主的林区被再次“边缘化”。但是，随着工业化升级，工业化成果逐步反哺农业、反哺森林。森林发展迎来了重大转变的历史机遇。（1）现代生物技术在农林生产中大量应用，推动农业品种革命，新品种光合效能大幅提升。加之（2）化肥、农药、薄膜等化学工业，以及机械工业技术进步，投入品增加，装备物资升级，农产品产出水平提升，从食材药材上减轻了耕地压力，也减轻了森林压力。（3）石油、煤炭、天然气、水能、光能、风能等利用技术进步，增加了能源供给渠道，抑制了薪材需要，有利于薪炭林恢复。（4）钢铁、水泥、玻璃、纤维等材料，以及建筑技术进步，抑制了木材需要。以及（5）电力、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网络化，区域优势更加突出，区域分工更加明显，加速了集中生产、集中消费，人口从林区向农区转移，由农区向城区转移，森林得以休养生息。与此同时，工业化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地下水位下降、冰山加速消退、海平面上升、荒漠化加剧，异常气象频繁造访，支撑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日益面临资源枯竭和汇被填满的双重危机。一方面，人们要求继续从自然生态系统中提取物质资源，增加财富数量，享受“富裕之美”的福祉。另一方面，人们也要求改善生态环境，享受“生态之美”的福祉。当穷困之时，“富裕之美”短缺，人们追逐财富，奋发图强，发展经济；当富裕之时，“生态之美”短缺，人们便追逐生态，力图过上兼具富裕与生态之美的生活。这时，恢复与重建森林，实现“森林赤字”向“森林盈余”的转变，“伐木经济”向“树木经济”的转变，可以说是“其时已至，其势已成”。21世纪，中国进入了恢复与重建森林的重要历史时期。

第四阶段：森林可持续阶段，也即“精木”阶段。恢复与重建森林的首要任务是提升森林覆盖率。但是，地球陆地表明是一定的。森林、草原、湖泊、湿地、河流，以及农业和工业，乡村和城镇，都需要立足之地，扩大森林面积受到各种用地制约。森林覆盖率将会遇到“峰值”限制。有关资料数据分析估计，全国森林覆盖率可望提高到30%，陕西省森林覆盖率可望提高到50%。大幅度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的任务，在2040年之前基本完成。恢复与重建森林的第二项任务是提升森林蓄积量。在森林恢复与重建初期，新栽植树木多，中幼林占比大，加上森林面积扩大，森林蓄积量将会有较大增长。当森林面积扩张进入停滞期，中幼林占比减少，成熟林、过熟林占比大，森林蓄积量升至“峰值”。这时，森林发展进入一个全新时期，即实行精细化管理，科学经营森林时期。这是林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人与森林和谐相处的至高境界。这个阶段，森林资源账户在高科技支撑下，实现收支平衡。与此相适应，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推进技术装备更新，以及管理流程再造。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而“森林的主体”则是树。没有树根本谈不上森林，更谈不上陆地生态系统。所以，树是陆地生态系统“主体的主体”，恢复与重建森林的本质就是“树木”。中国的林业部门，历史上最红火的事情是“伐木”。林业部门塑造的外部形象，几乎等同于采伐、加工、分配“木头”、“木材”。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面积停止采伐作业，植树造林成为林业部门最要紧的事情，力图多栽树、栽好树、把树栽好。由此，林业部门塑造的外在形象，几乎等同于“挖坑”、“栽树”。由此，不少同志认为，栽树是新时期林业部门的“本分”，是职责所系的时代重任。我们已经从“伐木时代”走进“树木时代”。

树木，一个新时代的主旋律。其实，“树木”比“栽树”更能反映林业发展的本质。《管子·权修·第三》：“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后来人们将其简化浓缩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这里，“树木”是两个字，也是两层意思。“树”是动词，含有栽植、栽培、培育，以及提倡、倡导的意思。比如，树文明、立新风；再比如，树雄心、立壮志。“木”是木本植物的总称。林学专业出身的人，一提到“树木”首先想到的是木本植物，即作为名词的树。

“树木”包括了栽树，但比栽树的含义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树木”几乎涵盖了以树为基础的全部活动。比如，栽植树木以形成人工林，是为“树木”；飞机播种，帮助树落子生根，是为“树木”；采取“封育”措施，以形成天然次生林，也是“树木”。抚育森林，以推进森林持续发展是“树木”；建造园林，营造树景观，也是“树木”；采取园艺丰产措施，提高树产量，也是“树木”。森林防火、病虫防治、防止乱砍乱发等，以及为树发展服务的资源管理等，皆是“树木”应有之意。总之，“树木”涵盖了树生产、树经营、树经济、树管理、树制度等方方面面的一系列活动。

上面谈到，提升森林覆盖率和提升森林蓄积量，简称“双提升”。“双提升”是恢复与重建森林的战略任务。“双提升”战略任务的微观基础是树，就是增加树的数量，提升树的质量。也就是说，实现恢复与重建森林“双提升”的战略任务，“树木”是基础，也是根本根本路径。在“伐木时代”，人们看到运输木材的车流、人流，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木材由产地运往销地。现今时代，我们看到运输树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将苗木由基地运往栽植区域。这是“树木时代”代替“伐木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

当处在乱世时，人们对未来缺乏明确而稳定的预期，政府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今天没明天”，无法提供基础公共服务。这时，包括政府在内，人们急于“抓现成”、“顾当下”，没有人做“利长远”打算，把“树木”放在一边，束之高阁，情理之中。当盛世来临，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明确而坚定，经过和平建设时期的累积，也具备了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财力能力，以及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思想基础，造福当代、阴及子孙也成为当政者建功立业的“主战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树的经济周期长，树木也就成为“打基础、利长远”的德政工程。当下，古国逢盛世，中国全面崛起，我们迎来了了树木的黄金机遇期。

毫无疑问，树本身是一种产品，一种中间产品。所以，人们将树，无论是小树、中树，还是大树，都作为生产对象和交易对象，从而形成生产树的产业链条。但人们生产树、交易树是直接目的而不是终极目的。在形形色色的树生产和树交易背后，人们追求着树的“三大生产”，即树产品、树生态、树景观。

其一，树的产品生产。树生命代谢过程生产出物质产品，形成了经济财富，直接满足了物质消费需要。简单地说，就是树的“四材”生产，即食材、药材、薪材、木材生产。人类很早就发现了树的经济价值，首先是树木果实、叶子、花卉，以及液汁的食用药用价值；其次是树的柔软枝条，用以编织生活用具；再次是树的干、枝甚至是根，用以构筑支撑物。树体全部构件都可以作为支撑人类生命发展的生物质能源，曾经是生产生活用能的主要来源。人类早期经济活动，就是以树为基础，以利用树产品为目的的经济活动。

其二，树的生态生产。树是森林的微观基础，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微观基础，树生命代谢过程生产出生态产品，形成了生态财富，满足了人们对生态服务的需要。树叶，最前卫的“生态战士”。树叶是“光合作用”的主阵地，将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由此推动树的生长发育过程。这个过程是吸收二氧化碳、蒸腾水分的过程，也是“吸碳放氧”、“净化空气”的过程。树的枝叶，集合起来，便是树冠。树冠，可以“调节气候”，防止“风沙”吹袭。“大树底下好乘凉”。炎炎夏季，无论城乡，树冠之下是树荫，树荫是树提供的生态服务。树的干枝，支撑着树冠并向树冠顶部输送水分养料。树的根部，也是树的根基，支撑着树的地上部分。树根从土壤提取水分养料，通过树的干枝输送至树的顶部。树高千丈，其功在根。树冠接收天然降水后，由叶子、叶柄、枝条、茎杆，渐次下行至根部，进而渗入土壤，可防止“水土流失”。大地有树，避免了“赤身裸体”，免受“风吹雨打”。万物有树，便有家园，免于流离失所，方可生生不息，维持生物多样性，呈现一个多彩的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林业独树一帜。林业生态建设以树木为基础，增加生态生产能力。

其三，树的景观生产。树是充满生机、富于变化的生命体。这种变化，也是树生产的一种景观产品、景观财富，她满足了人们审美体验。树的基本色调是绿色。人们喜欢绿色，因为绿色是和谐色，代表着生机与活力，代表着生命向上的力量。树的花、叶、枝、干呈现不同色彩。随着树的年龄变化，四季变化，地理变化，太阳光照射角度和强弱变化，以及风力风速、降水降雪等变化，树的颜色、姿态发生流变，此谓树之“色彩美”和“流变美”。树根、树干、树枝、树梢、树叶、树冠以及树林，或伟岸挺拔，高耸云端；或屈曲虬枝，婀娜多姿；或亭亭玉立，小鸟依人。由此，构建出各种美丽的几何图形，此谓树之“线条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树是生长地环境的一部分，树与山、水等地理环境融合统一，此谓树之“和谐美”。古树名木承载历史文化、人文故事，此谓树之“人文美”。以树为基础，构建出色彩斑斓，姿态万千，风情万种的美丽世界。

树产品、树生态、树景观是树的三大生产。无论是树产品，还是树生态，抑或是树景观，无不以树的生产为起点。林业经济是以树的产品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可称之“树经济”。林业生态是以树的生态生产为基础的生态，可称之“树生态”。林业景观是以树的景观生产为基础的景观，可称之“树景观”。还有一类，即古树名木，为人们提供了非同凡响的人文服务，可称之“树文化”。

在宝鸡市委、市政府工作期间，我曾分管农业工作，每每听到某某县区的农业连年大幅度增长时，总感到有些不解，有些迷茫。须知，马克思造就明确指出，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活动”。农业经济工作，千万不能自以为是，忘乎所以，一定要尊重自然，按规律办事。一个县区的工作再好，书记、县长的本事再大，也逃脱不了自然规律的束缚。不仅是书记、县长，即就是科学家，也没有能力让苹果树一年结两次苹果，让小麦一年种两料，让奶牛一年生两胎。在苹果、小麦、奶牛的生产中使用什么品种，生产者可以选择，也可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更加适宜的生长条件，但无法改变所使用品种的生物基本特性。比如，苹果、小麦的开花结实的时间，奶牛的发情受孕以及十月怀胎的时间等。这些是在生物进化过程和品种形成过程中塑造的，自有其内在的遗传规律。这个遗传规律，由先天的基因密码控制。基因密码是生物的自我装置，生产过程中的外力无法改变。有一个成语叫“拔苗助长”，即是强调不可急功近利，也不可急于求成，否则就可能违背自然规律。书记、县长也不例外。就县域而言，农业经济4%的增长，就已经算是高增长率了。超过5%的农业增长率，必定逃不过数据造假的嫌疑。如果连续多年超过5%，必定是连续多年造假。这种造假是基础数据造假，必将贻害后人，终将酿成大患。

树的生产，也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活动。树，原本是自然物，有其自然特性。依托树的自然特性，人们开展生产活动。因此，在树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由树的遗传密码控制的生命规律在起作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期而至，年复一年。这个过程是自然再生产过程，也可称之“天然的树的生产”。另一方面，树的生产经营者，可以选择树的品种，并创造更加适宜树的生产条件，比如播种、施肥、用药、灌溉、除草、移植等。这个过程是经济再生产过程，也可称之“人工的树的生产”。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将无人工参与其中的“天然的树的生产”部分称之为“树生产”，将有人工参与其中的“人工的树的生产”部分称之为“生产树”。树生产，树的天然生长发育过程，可谓“天之功”；生产树，以树生产为基础的经济过程，可谓“人之功”。“人之功”必须依托于“天之功”，不能脱离“天之功”。“天之功”可独立于“人之功”，自然而然的存在。树的生产=天之功+人之功。有一个成语叫“巧夺天工”，其出处为晋代郭璞《葬书》：“微妙在智，触类而长，玄通阴了，巧夺造化。”这其中，包含着巧妙地利用自然规律，生产出比自然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产品。从这个意义讲，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其实就是“巧夺天工”的过程。有一谜语，非常有趣。“人”与“巧夺天工”互为谜底和谜面。谜面“巧夺天工”，打一字，谜底即“人”。谜面“人”，打一成语，谜底即“巧夺天工”。

树，有“天然树”和“人工树”之分。“天然树”是无人工参与其中的树，多在生长于荒野之地。在自然力的作用下，自然落子，自然生根，自然发芽，自然生长发育，自然生老病死，自然生死轮回，自然生态群落演化，这个演化过程是“天然树”遵循的自然规律。“人工树”是人们按照自身需要，向树施加人为影响，或者影响树的落子环境，或者影响树的营养环境，或者影响树的物种环境等等，促使树朝着人们所需要的方向发展。这个发展过程，人工起到重要作用，是“十年树木”的结果。由于人们对水、火、病虫以及气候的控制与影响力越来越强，所有的树，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人工影响。如果说有所不同，便只是影响力的强度和深度不同。人工影响最深刻的，自然是人工林，即人们在遭到彻底破坏的林地上，通过植树造林重新建构起来的森林。其次是次生林，在原始植被遭到人为破坏的情况下，自然力又使森林得以复生，因此次生林也即天然次生林。再次是原始林，人迹未至的“深山老林”，保持了其原生态本质。毫无疑问，随着树木力度越来越大，向树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强，在树木界，“人工树”的成分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天然树”成分越来越少，比例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树是人们精心树木的结果，可称之为“天然树”的越来越少，可称之为“人工树”的越来越多。在这个意义上，树，原本是自然物，如今更是浸润着人类智慧的社会物。

其实，树的生产，与人们更为熟悉的种植业生产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是“一年之计”，一个是“十年之计”。种植业生产是一年生草本作物的生产，树的生产是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生产。一年生农作物的经济周期较短，一个生产周期只需要几十天、上百天时间。即就是跨年度的农作物生产，其生产时间也只有几个月。树的寿命长，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时间长。因此，树的经济周期也长。提供产品生产的时间，短的十多年，长的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提供生态服务、景观服务的树，其生产周期更长，常常跨越多代人。这无疑是“跨代工程”，必然要求人们在推进树的生态建设、树的景观建设上，必须凝神定气，力戒浮华，深谋远虑，造福子孙。

古树名木，是一类特别的树，为人们提供了人文服务，可称之“文化树”。“文化树”提供服务的时间非常长，黄帝手植柏，老子、孔子手植银杏，已向人们提供了数千年的人文服务。文明古国，提供数百年人文服务的“文化树”，比比皆是。“文化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珍藏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地力是“天然树”的基础支持力，人力是“人工树”的基础支持力。地力和人力是树木的两大基础支持力。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是“树木”的两大成本，也是树之价格的两大组成部分。人工具有稀缺性，土地也具有稀缺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快速升级，人工和土地成本上升不可逆转。由此，必然推动树木的成本持续上升，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为同样数量的树支付更多的金钱，也意味着树的形成成本在上升，树的重置成本在增加。

（一）从经济学角度看，树的“三大生产”存在竞合关系。

从“合”的方面说，以提供产品生产、景观生产为主的树，在其生产过程中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生态生产；以提供生态生产、产品生产为主的树，在其生产过程中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景观生产；以提供景观生产、生态生产为主的树，在其生产过程中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产品生产。

从“竞”的方面说，以提供产品生产、景观生产为主的树，其所提供的生态生产效能赶不上以提供生态生产为主的树；以提供生态生产、产品生产为主的树，其所提供景观生产效能赶不上以景观生产为主的树；以提供景观生产、生态生产为主的树，其所提供产品生产效能赶不上以产品生产为主的树。

如果我们将树的三大生产各用一个圆圈来表示，即一个圆圈代表树的产品生产——产品圆，一个圆圈代表树的生态生产——生态圆，一个圆圈代表树的景观生产——景观圆。将这三个圆按三角形交叉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三个圆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也有不交叉重叠部分。其中，交叉重叠的部分即树的三大生产“合”的领域，之外的部分即树的三大生产“竞”的领域。

需要特别指出，树的木材生产和薪材生产是一个例外。树的木材和薪材生产，需要结束树的生命，以图树之干材、根材、枝材。一旦索得树的木材和薪材，即时宣告树的生命完结。树所提供的生态生产和景观生产失去了载体，随之“灰飞烟灭”。因此，树的木材生产和树的薪材生产与树的生态生产和树的景观生产，只有竞争关系，没有合作关系。以树的木材生产和薪材生产为主的林业，将损伤以树的生态生产为主的林业以及以树的景观生产为主的林业。进一步解释，即木材林业、薪材林业与生态林业、景观林业存在天然的竞争关系。过度索取木材和薪材，将导致严重的生态林业危机和景观林业危机。实行限制木材生产和薪材生产的政策，是推进生态林业和景观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树的生产周期长，恢复与重建森林生态和森林景观，需要“假以时日”。

（二）树的“三大生产”，或者说“三大服务”，具有不同的制度含义。

首先，看“树的产品生产”。总的来说，树产品即食材、药材、木材、薪材等，在使用上具有排他性，一个人的消费将排除另一个人的消费。加之，树产品计量比较容易，产权边界和交易权利清楚，树的产品生产与交易能够满足一般市场规则的需要。也就说，在树的产品生产上，市场机制是有效机制。所以，农户、农场、合作社等市场组织主导了树的产品生产。但是，由于以食材、药材为主的树生产，也向外部输出了树的生态生产和树的景观生产，属于“正的外部效益”，也即“正能量”，实行种子苗木补贴政策，也算是对生产“正能量”的一种经济报酬和社会激励。

其次，看“树的生态生产”。树的生态产品生产，是树在生命代谢过程“自然而然”的生产，其生产过程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生命代谢过程。树的生态产品，主要是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以及生物多样性。因为有树，以及以树为基础形成的陆地生态系统，大地才免于赤身裸体，才显得丰富多彩，生机勃勃。树所提供的生态产品，难以进行精确计量，难以厘清产权边界，市场交易结构复杂，由此导致市场机制失灵，竞争机制缺位。所以，树生产的生态产品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属性。树的所有者抑或是经营者所提供的树生态产品，没有确定的消费者，也就没有确定的购买者。也即，消费者使用了树的生态产品，却不为此消费买单。政府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政府必须填补市场竞争机制的“失灵”和“缺位”，为树生产的生态产品“埋单”。只有政府购买了树生产的生态产品，方可支持树生态产品的持续生产。否则，因市场失灵，竞争缺位，政府又不到位，树的生态产品生产必将失去经济支撑。在市场追逐利润机制驱使下，树的生态生产必将陷于停顿、萎缩，直至枯竭。人类文明是寄生于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文明，即“寄生的文明”。人类文明是“寄生物”，地球生态系统是“寄主”。“寄生物”不断从“寄主”那里提取营养物（源），并释放代谢废物，即排泄物、污染物（汇）。当“源”枯竭，或“汇”填满，“寄主”崩溃，“寄生物”也将崩溃。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树是森林生态系统的主角。保护森林生态，归根结底是保护树的生态生产。唯有如此，方可避免“文明之前是森林，文明过后是荒漠”的迷局，避免“寄主”与“寄生物”同归于尽，使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系统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再次，看“树的景观生产”。树的景观生产，其经济分析要略微复杂一些。分门别类来分析，主要有两种情形：（1）街道社区、村镇周边、道路两旁、河流两岸是“公共走廊”，所栽植的树，建构了景观林带，也是“景观走廊”。这种由树构筑起来的“景观走廊”，在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人们尽情获取审美体验，却不导致美景减少。加之，人群流动性较大，受益人群难以确定。因此，“树景观走廊”所提供的景观产品，也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享受美景的人们无须付费。由于“树景观走廊”提升了当地的美誉度，构成了当地发展的无形资产，所以由地方政府或者社区机构主导“树景观走廊”建设比较适宜。（2）在以树的景观生产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游览区，比如依托树景观生产构建的“森林公园”，则表现出一种“中间情形”，虽然树景观不会因人们的观赏而减少，但一个人的观赏可能妨碍另一个人的观赏。或者出于控制观赏区域消费者数量的需要，排他是有可能的，可以向进入树景观观赏区的消费者收取一定数量的费用，以部分抵偿基础维修和经营成本。游览区的树景观生产，可以由公营机构主导，也可以由私营机构主导。由于树的景观生产外溢出了树的生态效益，政府应当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三）单木为树，双木成林，三木为森。树的“三大生产”，其经济规模要求有所不同。

树产品生产的规模要求。每一棵树，都可以单独提供食材、药材、木材和薪材生产。一棵树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单元。因此，乡村庭院，房前屋后，田边地头等犄角旮旯地，均可种植生产以树产品为主，兼具生态、景观效果的树。特别是在乡村，栽植本土特色果树，可以满足居民经济、生态和景观等多种需要。但是，以市场销售为目的，树的商品生产，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满足产品质量标准化，生产经营规模化的要求。这就要求选择优良树种，相对集中连片的肥沃土地，实行规范化建园，并合理权衡土地要素、劳动要素、科技要素、资金要素的关系，权衡产品质量与产品数量的关系，以求得综合效益的最大化。过去，人们习惯于将单位园地面积收入作为衡量树生产效益的主要尺度。随着人力成本、资金成本上升，以及机会成本，比较效益，需要综合考虑园艺用地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综合评估树的产品生产所溢出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

树生态生产的规模要求。零星分散的树，也具有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比如，栽植在村庄的树，不仅可为村民遮阴避暑，除尘降温，也可形成百花争妍，绿树掩映，果实满枝的村容村貌。但是，独木不成林。零星分散的树，不具有生态系统功能，也不具有生态系统服务。满足生态系统功能需要，树生态生产要突出树的数量，形成树的规模。绝大部分国有林场，无论过去是否依赖伐木经济，现在都已经整体转制为国有生态林场，育林、护林、营林，推进森林可持续发展。与树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强调树种整齐划一有所不同，树生态生产则更突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满足多样性、系统性需要，以利于培育多样化动植物群落，最终构建起良好的森林生态系统。栽植以生态生产为主的树，其用武之地主要是，森林里被“开天窗”种植的耕地，森林边缘的坡耕地，不适宜耕种的撂荒地、沙化土地等。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防护林体系等重点林业工程，大体不出这个范围。政府要划定“生态红线”，明确生态林界址，实施生态保护措施，并为生态保护埋单。

树景观生产的规模要求。树景观生产的规模要求情况也略微复杂一些。（1）森林公园。森林公园利用了天然的森林风景资源。先有景观资源，后有森林旅游。也就是说，树景观生产是森林公园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因此，森林公园要着力做好树景观的培育与保护，以实现资源持续利用，旅游观光永续发展。以陕西为例，创建森林公园，多由国有林场牵头，将国有林区森林景观资源丰富的区域单列出来，修筑游览设施，以招揽游客休闲光顾。满足休闲观光客游览需要，森林景观资源要达到一定规模。陕西省规定森林公园面积不小于1000公顷。（2）园林树景观。现代城乡都会建造供居民休闲、户外活动的园林景观。园林景观丰富多样，但多以树景观为主导。采用孤植、列植、丛植、群植、配植等多种方式，综合展示树的造型美，线条美，色彩美，并随着流动人群视线变化呈现流变美，以及四季变化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树风景。（3）庭院树景观。城乡居民点，人群集中的社区，因植绿造景的空间非常有限，只能呈现“点缀式”树景观，无论是孤植、列植、丛植，还是群植，要与周围建筑物格调相协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让人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美丽的树景观。（4）树景观走廊。道路两旁、河渠两岸是人流密集地带，突出营造“树景观走廊”，以增加视角享受，减少视角疲劳。要将树的高低、层次、形状，以及色彩优化组合，以列植为主，近低远高，近处精细远处粗放，在出入口等重要节点建造园林小品，营造出流动的风景，流动的美。

21世纪中国之腾飞是全球最显著之巨变。21世纪之“中国梦”是人类最伟大梦想。工业化、城市化是实现“中国梦”之坚实基础，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国梦”最显著特征，也是重大课题。中国正在全力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以乡村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这是中国前所未有之变局，也是人类前所未有之变局。由此，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面貌将焕然一新。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也是树的生产不断被替代的过程，也是不断产生新的“树需求”的过程。我们必须适应这一历史巨变过程，抢抓新机遇，实现新发展。

三大替代。（1）能源替代。人类从森林起火受到启示，进而掌握了用火技术。由此，有了熟食，有了开水，有了取暖，有了巧夺天工的文明生活。从树木获得的能源，支持了人类数千年的传统文明。此一时期，“叶绿体”是人类最大的能源制造者和供应者。进入现代以来，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沉积地下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走向人间，走进千家万户。虽然使用化石能源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也面临日益迫近的资源枯竭的隐忧，但因其无与伦比的经济优势，替代生物质能源的势头锐不可当。即就是在偏远乡村，柴灶改造，沼气入户，户户通电，新一代农民也告别了祖祖辈辈以为是天经地义的薪材生产和薪材生活。（2）材料替代。人类最早使用石头、木头，而后是铜器、铁器，铁木农具，土木住房构建了一个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制造了钢材、水泥、塑料、塑胶、玻璃、化纤等制品。相对于木材来说，这些“新材料”，便宜而轻巧，坚固而耐久。“新材料”使得“万丈高楼平地起”，“钢筋水泥”构建了人类生活的“新场所”。“新材料”不断替代曾经不可一世、独占材料市场鳌头的木材。（3）收入替代。一位伟大的哲人曾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是因为，在农业时代，农村是“广阔的天地”，人们辛勤耕耘，闷头种地，生计在土地，土地就是财富，财富就在土地。这一时期，劳动力与土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工业革命”兴起之后，人们惊喜地发现，工业和城市是更加“广阔的天地”。与土地“紧密结合”的农民，纷纷跳“出农门”，离开农业，走出农村，走向城镇。由此，人类经济活动以城市为中心。来自城市的就业和收入替代了来自乡村的就业和收入。可曾记得，人类文明肇始，森林是所有就业，也是所有收入。如今，树的生产所能够提供的就业和收入，已经是就牛之一毛，所占份额微乎其微。其实，仔细分析，这“三大替代”主要是对树产品生产的替代，特别是对木材和薪材生产的替代，对食材、药材生产影响不大。恰好相反，对树生态生产和树景观生产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

三大需求。（1）城乡格局变化带来的新要求。在不断开通的连接城乡的交通干线上，在不断织密的城乡交通网络中，需要栽植行道树，以构建树生态走廊、树景观走廊。乡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新城区崛起，大片居民区需要树提供生态和景观支撑。人要接地气，人离不开树。在大量人口进城的同时，也要求树所提供的生态和景观一起进城，身边增绿，身边造景。营造以树生态、树景观为主要内容的园林公园、园林街道、园林单位、园林社区。（2）能源与材料结构变化带来的新要求。石油、煤炭、天然气等非生物质能源和钢筋、水泥、塑料等非木材材料大量使用，虽然替代了薪材、木材需要，却派生出了新的生态需要。随着化石能源大量使用，工业生产和城镇生活大量释放二氧化碳及灰尘。二氧化碳和灰尘在空中积累，形成温室气体和灰霾天气，直接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恰好以树为主角的森林具有碳汇功能。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就是要发挥树作为“汇”的功能，以最大程度消减人类过量排放在空气中的“垃圾”。这便是森林碳汇，也叫碳汇林业。在目前技术条件下，也只有树能够吸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只有恢复与重建森林，才能重现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3）改善营养结构带来的新要求。加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大幅度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由此带动食物消费升级。“温饱”问题解决了，随之而来的却是营养过剩问题。以高耗能养殖业支持的“大鱼大肉”，不仅带来过量碳排放，更带来“肥胖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且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健康问题。“病从口入”。如今，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越来越要求“吃好”，“吃出”健康。由树所生产的食材，即木本食物、木本油料，具有更高生态元素、绿色元素、健康元素，日益受到人们的追捧。

三大机遇。机遇来自三大革命：即（1）农业产业革命。由于水利化、机械化以及种子革命、生物科技革命引发了一场全球农业革命。以化石能源为依托，化肥、农药、薄膜、大棚以及机械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大幅度改善，农业生产效率空前提升，使得生产同样数量的食物所需要的耕地减少，为过垦的耕地还林，过牧的草地休养生息创造了条件。过垦的耕地，曾经是树的领地。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带来了收复树的领地，增加树生态生产的机遇。在实施第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后，中国粮食创造了“十连增”的奇迹。这为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提供了有力支持。（2）林业科技革命。林业科技进步打破了千百年来“人挪活，树挪死”的魔咒。工业化、城镇化，劳动力向工业转移，人口向城镇转移，应验了“人挪活”。人们不无惊喜地发现，跟随人口进城的浪潮，如今也形成树木进城浪潮。树木搬家、森林进城，树也向人一样，异地安家、异地发展。小面积育苗，大面积栽植，这已经成为林业发展中最鲜亮的时代特征。林业科技革命，为中国恢复与重建森林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3）施政理念革命。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生态安全与食物安全一起，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需要GDP，但不需要带霾的GDP，而是需要绿色GDP，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下的GDP。我们需要城市化，但绝不是只有钢筋水泥的城市化，而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市化。我们的森林城市，不是由高楼大厦组成的森林城市，而是由参天大树组成的森林城市。建设“美丽中国”将把“树木时代”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新高度。

树产业是以树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树木时代，就是树产业迅速扩张的时代。

树，有一个生根发芽，发育发展，由小到大，开花结果，生老病死的过程。围绕这一过程的经济活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树产业链条。从树种子采集、处理，到种子落地，生根发芽，苗圃培育，大田培育，再到起苗、运输、栽植，再到定植后的生产经营管理。无论面积多少，规模大小，其着力点必然落实到每一棵树上。各类种子苗木基地，就像是一个又一个具有神奇孵化效能的“树工厂”，分别处在树产业的不同环节，或者制造着不同规格、不同年龄的树。有的组织或个人，不直接从事树的生产，却从事树的经营、树的运输，进而成为树产业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有一些组织专门经营大树，将大树从乡村或者林场买来，然后卖给园林单位，或者城镇小区。在买与卖之间，有时短暂假植生产。树的种子成本与价格、苗木的成本与价格、运输的成本与价格，以及土地的成本与价格，人力的成本与价格，技术的成本与价格等等，都是树产业的经济要素，构成了树产业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

种苗离开苗圃，即进入植树建园，或植树造林阶段。在树的生命周期中，建园或造林阶段比较短暂的阶段，一般不超过3年时间。但这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它关系到建园或造林的最终效果，决定着树的生命质量和未来命运。因此，建园也好，造林也好，都有严格规范要求。成功建园或造林之后，即进入园艺生产阶段，也可以叫树经营的阶段。这在树的一生中是比较长的一个阶段，一般在20年以上，甚至持续百年以上。以产品生产为主的产业林，以生态生产为主的生态林和以景观生产为主的景观林，在生产经营上各具特色，各有千秋，需要分门别类，一一深化研究。

以生产食材、药材为主的树，集中连片种植，规范集约建园，便形成了产业园、产业林。产业园林的生产经营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的。常见的产业园林有：柑橘园、苹果园、梨园、桃园、杏园、枣园、柿子园、石榴园、葡萄园、荔枝园、核桃园、板栗园、花椒园、茶园、桑园等。通常情况下，农户、家庭林场、林业合作社是建园主体，也是园林生产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其提供一定的技术辅导，市场营销机构与其开展进入大市场的购销衔接。园林生产经营主体要通过持续的生产经营活动，取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树产品，并在市场交换中谋求最大经济效益。即就是发展生态果园，生产生态产品，也是谋求树产品的附加价值，提升市场竞争力。在树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附带有树的景观生产，将树的产品生产与树的景观生产相结合，实行复合经营，这便是观光林场、观光农场。小规模园林生产适宜于以农户为单元的家庭经营，大规模园林生产更适宜于企业化经营。真正有意义的《树经济学》应研究每一产业园的生产周期，以及最优投入与产出之比等经济问题，为家庭和企业经营提供理论支持。

以提供生态生产为主的树，集中连片种植，便形成了生态林。生态林的生产经营，其基本目的是追求生态效益最大化。比如，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防风固沙林、固碳制氧林等。一般而言，生态林规模大，其生产经营不如产业园、产业林精细。但要通过科学栽植，精心管护，增加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生产能力。生态林的生产是公共产品生产，难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报偿，需要公共财政支付费用。加之，生态产品计量困难，生态林的生产经营以公营机构为主。应该将以生态林生产经营为主的国有林场（林业局），整建制地转换为国有生态林场（林业局）。根据生态林面积，核定编制与收支。在生态林生产经营过程中，附带有树的产品生产和树的景观生产，可以将三者有机结合，实行多元复合经营。时下，国有林场（林业局）多兼营森林公园，就是树生态结合树景观的复合经营；国有林场（林业局）下分设家庭林场，就是树生态结合树产品的复合经营。《树经济学》应当研究树生态生产投入与产出之比，以及多元复合经营的配比关系。当下，比较困难的是，实行分林到户后，到户的林中，相当一部分是生态林，农户得到了生产经营权，却得不到与此相对等的收益。长此以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必将大打折扣。推动农户生态林权流转，组建合作制生态林场，可能是突破难题的一个努力方向。

以提供景观生产为主的树，集中连片种植，便形成了“景观林”。景观林的生产经营，基本方向是追求最美的景观效果，也就是景观效果最大化。景观林的生产经营，有三种现实的存在形式：一是利用天然的森林风景资源建构的森林公园，由资源所有人直接经营，或者委托经营，或者承包经营。二是利用公共过道营建的树景观走廊，以及城镇园林景观，多有地方政府或当地社区投资建设，带有公共产品属性，由公营机构负责生产经营活动是一种现实选择。在公营机构下，实行定额包干，承包经营。三是由私人机构投资营建的观光庄园、观光农场，抑或是森林人家。景观消费者与景观生产者可通过市场交换，计量结算，平衡收支。也可以是权利所有人自愿选择的其他经营方式。

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是指一个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另一个主体造成有益或有害的影响。有益的影响，即“正的外部性”。有害的影响，即“负的外部性”。套用目前流行的话，“正的外部性”就是“正能量”，而“负的外部性”即“负能量”。一个经济主体的树生态生产和树景观生产，对另一个主体带来积极有益的效果是“正能量”，也即“正外部性”。古树名木承载着重要的人文价值，也是社会财富，保护古树名木，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承，也具有“正能量”。但是，一个主体的树生产过程，如果发生了病虫害，或者森林火灾，将会危及邻近周边的森林安全，这便是“负的外部性”。乱砍滥伐、转移林地用途等，不仅使树生态和树景观生产减少，而且有可能导致水土流失，带来“负的外部性”。损坏古树名木，将可能导致文化传承载体缺失，也是“负的外部性”。总的来说，“负的外部性”是“以邻为壑”的行为。外部性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解决好外部性问题的途径很多，比如明确界定产权，比如伦理道德等。有些外部性单靠市场机制和伦理道德难以有效解决，这时就需要动用公共资源，限制“负的外部性”，激励“正的外部性”。

制度，首位度的公共资源。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设定规则，并保障规则实施，即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制度规范，设定权利与义务。在民主与法制环境下，奉行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所谓权利，其本意就是通过行使权而得利。在法律框架下，如何行使权利？这是权利所有人的事情。权利所有人可以选择行使权力，也可以选择放弃权利。但是，义务则不同，义务意味着付出，意味着担当，意味着责任，责无旁贷，必须履行。实施法律法规，开展行政执法，核心是监督法定义务落实。权力与权利不同。权力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而权利具有私人产品属性，也可以简称之公权力、私权利。“天赋人权”。公民的私权利与生俱来，公司的权利也是与生俱来，法律无明文禁止，都应视为正当权利。公权力则不同，一切公权力均来自法律授权，行政部门不能自设权力。这就是现代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在法律授权已经相当充足的情况下，行政部门不愿意循规蹈矩，依法行政，而是自以为是，变着花样，自设权力。规定动作不到位，自选动作常越位。内敛不足，扩张有余。其根源在于本位观念、部门利益，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益，化公为私，设权自肥，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机构膨胀、人浮于事，最终必将严重危害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通过多年制度建设，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树制度。包括了树的种子苗木制度，树的播种栽植制度，树的生产经营制度，树的采伐运输制度，树的产权制度，以及由此扩展出产业林生产经营制度，生态林生产经营制度，景观林生产经营制度，即林业政策法规体系。相比较而言，政策措施的着力于“调动积极性”，激励倡导性行为，生产出更多的短缺产品来，这样对全社会都有好处，这样的行为也是具有“正的外部性”的行为。法律法规的重点在于设定义务，有些义务是必须“做”的义务，有些义务是“不得做”的义务，履行“做”或者“不得做”的义务，将会对社会或者他人带来好处。反之，不履行“做”的义务，即该做的不做，或者不履行不得做的义务，不该做的做了，势必对社会或者他人带来危害，带来“负的外部性”。在我国，关于做、不得做的义务管控，即“负的外部性”管控的林业法律法规已经比较完备，已经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植物检疫、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以及森林采伐更新管理等法律法规，尤其对非法砍伐树木、非法转移林地用途等做出强制性规定。

制度需要自觉遵守，制度也提倡自觉遵守。如果自觉依法依规办事，必然形成经济与社会的高效能运作。普遍的良法、普遍的良民，规范化、高效率的经济与社会运作，这是古往今来人们梦寐以求的国家治理的理想境界。然而，由于“做”或“不做”，皆有成本与收益因素，人们往往倾向于考虑自身利益多，考虑社会利益、他人利益少。从利己主义出发，不少人选择投机行为，“搭便车”行为，规避法律义务，逃避法律责任，转嫁“负的外部性”。害处转嫁，益处留下。这好比是貔貅，贪财敛财，只进不出。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违法不究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成为一时难以治愈的“顽疾”。徒法不能自行。行政懈怠监管不到位，使得法治根基悬空，法治威信扫地，制度规范沦为“稻草人”、“样子货”。良法需要良民遵守，也需要良吏执行，形成良法、良吏、良民“三良互动”的局面。这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转成本，却也是法治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其实，法律法规本身也包含着执行机制，即行政执法。通过行政执法，监督法定义务实施，使自觉守法者得以激励，使违法者得以惩处，使法律规范得以施行。目前，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建立起比较健全的执法体系。现在，急需调整职能职权定位，防止行政权力扩张，集中精力练好内功，面向“树木时代”的新要求，打造一支业务过硬、素质精良的林业行政执法队。

树的产品生产、生态生产和景观生产，是树在为人生产，树在为人服务。树制度也好，树管理也好，是人在为树服务。人为树服务的目的是让树更好地为人服务。我们正处在“树木的时代”，现今中国的树制度，归根结底是“树木的制度”。现今中国的树行政，归根结底是“树木的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