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论点·从政府到企业去中心化正终结管理模式金字塔，不好说“谁在管理谁”了；

论点延伸·管理结构大嬗变催生中国思想的时代阵疼，经济伦理共同体将呼之欲出。

    1·中国管理思想的嬗变时代

    近几年，特别是2014的后半年，内陆江湖发生的显著事件很有意味。党中央重拳反腐，权贵资本的独大走向受到新一届政府班子的遏制；共产党简政放权透明执政，人民赋予政府的绝对权力看来真要被装在宪法的笼子里，权力垄断的旧时代似乎真要过去了；儒家文化被党中央重视，马哲中国化的趋势明显加强；同时，学术界读书界尊儒反儒吵得很热闹，侧面反映了中国人对集权和民主所持的两种极端态度，没办法，对峙和兼容只好并存着；习大大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新时代的舆论导向功能仍是政治管理的重要套路，民主集中制的体制特点日渐典型；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政府声音、互联网巨头、网络大咖齐聚乌镇，科学民主思想正通过互联网思维的去中心化来终结传统管理思维的金字塔结构；同时，国家画院领导出演的“跪拜门”受到严重质疑，“认跪”和“反跪”双方一阵喧嚷后，转眼打成了平手……

   种种迹象表明，从政府到企业，去中心化的时代旋风正终结管理模式金字塔。浅白说，在去中心化面前，究竟“谁管理谁”不好简单解释了。比如，为人民服务，就应该理解为“政府被人民管理”，而“把权力装进宪法的笼子”自然顺理成章。国家意识形态都敢这样公开表态，何况企业文化？时代大势似乎在促成一种共同指向，全球化的多元价值在中国内陆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列国时代；科学民主自由的“扁平管理”模式在相互攀缠中快速蔓延结构衔接，呈价值平等的明显走势；中国式管理的金字塔结构正在被时代走势撼动着。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式管理理念的历史性崩盘。而意味着管理思想的母体正处于分娩的时代阵疼中……

   这说明了三点：首先，管理结构大嬗变的时代全面到来了；其次，管理概念的内涵将要发生本质的改变，这是一个思想必须自觉变革的时代；再次，管理视野的外边廓正因为跨界效应而发生着内部结构的改变，整个内陆的管理结构在婆娑摇晃，这是一个实践模式必须主动改变的时代。

   在传统管理的母体思维中，中国人对管理的理解既绕不出中央集权的“屋内屋”也躲不开集体经济的“床上床”。在空蒙的大气下，在浩瀚辽远的天地之间，“屋内架屋，床上安床”的制度模式和价值模式是在中国人躲不开的现实选择。中国人从集体到家庭，五千年来，一直被灌注垒砌在中国式管理的金字塔结构中动弹不得。老天眼中没有新鲜事！在遍地的私营民企中，我们可以体验到，集权意识，并不是什么老套路；而对中国历史有点常识性了解的人也懂，民主意识，早不是什么新模式。

   而所谓的传统管理模式，只要有效，就必然以唤醒的民主力量揭竿而起摧毁腐朽的集权，然后，新系统再来用集权模式去控制蠢蠢欲动的民主力量。在这个五千年绕不出去的无形圈圈中，分分合合，中国式的管理思维基本离不开对“人上人”的精神和物质依附。五千年了（姑且），中国人向来是通过依附领袖、头领、一把手来完成首脑梦的。在一个成型的管理体系中，人治人，往往体现为情比理大；道比路长。而且，谙熟中国式管理的人心领神会，对人的软控制似乎总比硬管理显得有神通。但中国人都懂，这不绝对，是玩不长的。

   历史，终于到了现身说法的时代。不是说“一滴水放在大海里才不会干涸”么？在互联网时代的契约精神中，人情么？最好被寄生在合情合理的张力模式中，富于张力的契约模式毕竟是大海，而个体人的能量如水滴；道跟路比长短么？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谁是真正的铺路人谁就有真正的道道；软控制跟硬管理相比么？管理者的姿态低调亲民才有可能是真正的软控制。不是么？跟以往的任何时代相比，再没有时下的新人类对“精神的道和现实的路”具有更深的体验了。抽象的道，跟具体的路，是必须在互动机制中体现共识价值的。在这个管理思想的嬗变时代，孔夫子的名人名言可以这样理解，“上智下愚”么？“智者上，愚者下”好了。

   尽管如此，我们此刻仍旧不能廓清管理概念的内涵，那么，管理概念究竟会发生怎样的本质改变呢？尤其在信息空前透明的互联网时代，明明白白，纯粹的专制集权玩不得了；但擅动极端民主，别说中国管理人，就是美国思维也不敢动真格。总之，作为智慧的管理人，就是不能把“集中与民主”的游戏玩掰了。那么，管理思路的完整面貌又复如何？

   就在乌镇盛会期间，李克强总理表明了国家对互联网发展的健康态度：“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互联网发展，将不断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普及率，支持网络技术、服务持续创新，政策更加丰富，同时坚持依法管理互联网，严厉打击网络侵权、窃密等违法犯罪行为”。可以说，在互联网思维的“怪力乱神”面前，治人治了两千多年孔夫子不见得有这样的管理心胸。当然，学术界也没忘自己的时代使命，在尊儒反儒的间歇，大家都在思考着互联网经济之于道德自觉的可操作性。不管历史呈什么走势，作为意识形态的介入条件，管理视野总离不开制度、经济、法律、道德这些软硬手法。显然，制度、经济、法律范畴属于硬管理，而道德范畴属于软控制。

   而事实上，自人类进入文明规则的那一刻，“精神的道和现实的路”本就是通过原始宗教的共识和原始生产关系的互动来促生实效的。在春秋战国之后，中国道家和儒家之间的深浅共识，儒家和法家的明暗互动，权谋手段和政治思想的内外媾和，一直维系着中国意识形态的“道和路”，中国哲学的“虚实”关系涵盖着软控制和硬管理，而软硬手法支撑着中国哲学的“虚实”本体论。植根于时代体验，尤其在传统产业如何完成时代转型的问题上，没有现实的路，理念的形而上之道很可能是精神上尚未自觉的“大忽悠”。

   或许，在这个时代话语的乱局中我们无暇思考，道德的理性到底有没有一个纯理念上的可操作性。但这并不是说，道德理性果真没有自身本体性上的稳定价值，而是说，道德精神的本体性兴许并不在道德行为层面。现实中的道德现象，总会体现为行为模式上的可控，或者失控，但总起来说，道德问题在动态层面是不可控的。当一个人试图用外在手段干涉或管控另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时，很可能，或主观或客观地已经在触动法律了。

   倒是常常跟道德概念形影不离的伦理概念极有可能在行为模式深层标度着道德理性的稳定价值。就是说，道德精神的本体性很可能处于我们对伦理内涵的深层认识，而道德实践的稳定品质，极可能在于如何从精神深层中的伦理秩序中去寻找，寻找一种比古典伦理更加稳定的价值理解。这就解开了一些现实层面的纠结，伦理秩序是认识解释对象，而道德实践只是按稳定的伦理秩序去付诸行为。换句话说，伦理秩序是道德行为的深层标度。对伦理秩序给予这样的稳定理解，决定了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道德实践上的现实质感。反过来看我们的现实，如果我们大脑中的伦理认识是错乱无序的，道德行为焉有不乱之理？谁听说过，在伦理秩序缺席的情况下某谁体现出了可靠的道德品质？对伦理秩序的深层标度给予稳定的理解才标志着一个民族在行为上的道德自觉。总之，伦理秩序中的条理脉络属于深层的静态理解，而道德实践上的是是非非只是表象的动态行为。

   伦理，有次序和条理的意思。我们姑且可以把上下的纵贯关系比如等级、辈分理解为次序；把左右的横贯平等关系如名次、数列理解为序列；并把纵横次序、序列理解的为条理脉络，最后，把条理脉络整观为结构秩序。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历史意识形态曾经给出的某些现成的纲常说教肯定不具有绝对品质。很显然，伦理秩序是永恒的，纲常说教是相对的。只有人类在秩序结构上的价值依赖才是绝对的终极的。当下的道德乱象跟我们对伦理秩序的永恒理解不到位直接相关。显而易见，人类文明不能假设一个没有各种结构秩序的世界。比之经济秩序，伦理秩序显然是世界的软结构，是人文价值的维度之一。既是这样，伦理理解缺席的道德行为就难保不是“伦次错乱”行为，而且，保不齐时下道德家的说教本身就具有隐匿的“乱伦”属性！比如说，“发展价值和生态价值”常常在实践层次打架。从永恒的伦理秩序来看，人类不管在地球时空还是在外部的人造空间，维系生命所需的空气、净水、环境都是我们类属存活的基本指标。但是，站在财富顶端的声音，分明是从污染过空气、净水、环境的现实基础上占据着道德话语权的制高点。在我们还没有发觉这个悖论和迷局时，完全可以把这种道德僭越理解为隐匿的“乱伦”。一句话，凡是参与过污染类属存活环境的时代富豪们，他们是没资格在喷着尾气的汽车中谈论道德问题的。而作为平凡的类属存在群体，恰恰是道德问题的普世存在基础。也许，恰恰是互联网思维的去中心化和管理理念扁平化，才使得平凡的百姓们从富豪的口中把关于道德问题的话语权夺了回来。孔夫子说“礼失，求诸野”，这话算说对了。

   简言之，新时代的管理内涵在应然而未然之间，一定跟我们对伦理秩序的新理解有种亲缘意义上的神秘关系。比如说，理解了伦理秩序的时代特征，这好比是道；然后，再去理解经济秩序的时代特征，这就是路了。继而，两者在人文领域完成观念理解的互动，接着把这种合金理念的互动品格成功植入我们的行为。有精神之道，再有现实之路；有道性，又有德性；精神集中，又民主开放，于是，“民主集中”的管理规则就健康滑动，这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管理结构的嬗变时代，面对尚且在可能性中陷溺着的新型伦理秩序，管理概念的内涵至少要发生“由管外到管内”的本质改变。“由管外到管内”，即在精神之道的内在标度上管住了自己的人，才有可能相对获得管理他人的相对资本。本来，管住自己才能去管别人，这种管理思维是中国价值哲学的一般特征。但由于几千年来的“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难能的精神自觉总处在东方智者的深层理解中。就在当下，它仍在目不暇接的世相乖舛中淆乱着。当然，它可能要被互联网思维的去中心化凸显并推到时代的前台，该是“千呼万唤才出来”的时候了。自己管自己，将成为时代前台最鲜明的管理品格。

   管理，也许天生就不是人中的某谁在管理谁。在一定的伦理秩序、制度模式和契约精神的建设中，管理，一定是人的全面本质跟据自身对幸福走向的理解，并由精神之道修成的自然之路。在这样一个无不去中心化时代，集权与民主一色，伦理跟经济齐飞，谁玩掰了“集中与民主”的游戏规则谁才是最大的无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旧式管理金字塔的时代陷落在华夏内陆是一地的封建废墟。“集中与民主”理念告别了非此即彼的单一建筑，新时代的伦理秩序跟新时代的经济秩序一定会以复合的生态价值结构在寰球的古老东方建筑起来。

   以直觉理解物理学宇宙，人类的外部空间行为以地球为支点正在向四外拓展着。世界，不敢说是宇宙的中心，但却一定是我们这趟人类进化史正在穿行的中心。而世界的价值秩序，分明跟世界的物理秩序存在着“空间同体”而“时间不同步”的建构可能。时代乱象，中国思想的阵疼，也是中国式管理理念的历史母体必须经受的代价。那么，这个可追求的立体秩序，这个历史母体将要娩出的孩子很可能就叫经济伦理共同体。……作为崇尚和谐的东方人，当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集体、一个家庭以管理对象被面对时，其实，很可能就是在经管爱护着一个经济伦理共同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