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有人问刘德华，大家都说您是劳模，会不会有想停一停的念头？他回答说，我觉得牛就是牛的工作，猪就是猪的工作，马就是马的工作，马没事也跑来跑去的。每个人的生活改不了，我就是这样，停下来也不知道干什么。采访结束后，有评论说，刘德华最为人称道的不是天赋，而是他的勤勉和执着。聊起数十年如一日的那些辛苦和忙碌，他丝毫没有诉苦或抱怨，反而一副“这是理所当然”的样子。他说无法停止脚步，不管是电影还是音乐，都会一直做下去。可以说，我苗实相当欣赏刘德华先生，他的电影说实话我几乎没有看过，可是他的歌倒是听了好多年，尤其是事业的起步阶段，经常听。有时候，也不在意歌词具体是什么，就是特别喜欢他歌声那种独有的沧桑和厚重。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红红火火，起起伏伏，要化解各种压力，克服重重困难，谈何容易？就像老梁所说，刘德华给人真正震撼的就是他坚持不懈的劳模精神。
102.据百度百科介绍，彭坤毕业于唐山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曾从事初等教育工作。之后供职于迁安电视台、秦皇岛电视台。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进修后，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央视骨干播音主持。彭坤拥有自己独特的播音风格——声音大气而温婉，语流顺畅而起伏，容貌姣好而不加修饰，字正腔圆而不矫揉造作；无论是时政大事还是社会万象，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动态，无论是专题栏目还是紧急直播，她都能得心应手、从容面对。不张扬、不做作、不求名、不图利，从不在节目里借机夸耀、宣传自己。因此，很少有人知道彭坤是谁，但是，大部分电视观众都听到过她久荡耳畔的天籁之音，看到过她转瞬即逝的魅影。对于彭坤的播音，我苗实留意过好几次，确实名不虚传，堪当大任。我父亲经常看新闻，对她也是赞不绝口。可以说，播音不仅仅是普通话标准，而且要悦耳动听，如歌般艺术性十足。在如歌般艺术性方面，彭坤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脱颖而出。
103.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2014年11月19日表示，我这几年一直喊，一直喊，有人说地方政府负债那么大，怎么能减税？另一个再看看我们的政府存款，有十万亿的政府存款花不掉，八项规定来了，各个单位都花不掉，为什么不少收一点儿？看看企业怎么过？减下来的税，还有政府的存款。政府机关的存款超过居民的存款，超过企业的存款，最高了，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减税？减税，放货币，让企业渡过这个难关，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最需要做的事情，不是企业如何选择，而是宏观政策应该做的事情，我已经喊了好几次。网友指出，关键是要用得合理、用得恰当，中央财政钱多、省级财政钱也不少，钱少的是远离城市的县乡财政。现在中央机关、省级机关的预算是盆满钵满，八项规定后，监督较严，很多机关钱用不出去，说明预算不科学，也给了这些大机关挥霍腐败的机会。中央、省级钱多了现在主要通过基础设施投入这辆马车拉动经济发展，应该说很重要，但只活了一条腿。加大垄断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减少或取消入不敷出的税费项目，限制大机关“三公”预算，对民生的投入再加大，对远离城市的县乡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再加大，才会拉动消费这辆惠及更多民众的马车。著名经济金融专家余丰慧先生认为，目前市场上总体流动性并不缺乏。首先，上海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平稳，并没有大起大落。再者，在实体经济对流动性吸纳能力有限情况下，盲目放松货币信贷，只能导致其流向房地产和股市，造成楼市股市投机炒作火爆，反过来又诱导大量流动性进入，最终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对资本资金吸引力越来越低。只要放任楼市股市投资炒作，一夜暴富心理驱使，大多数投资者都会铤而走险将资金资本投入到股市楼市里，而不是实体经济力。这几年中国经济在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依我苗实看，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随着国民经济形势变化而及时应对的常态化工具，不能说新常态来了，就完全不能动了，一动就说是刺激。新常态，是新阶段来了，目标导向也随之变了，不再为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了，而是更看重效率.结构和创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迫切性就更强了，这是铁的事实。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在适应这个变化的同时，不能走向极端。
104.香港大学经济系许成钢教授称，全世界任何一个称得上依宪治国的制度，它的实质都是制约政府的权力，使得政府不能侵犯私有产权，这个依宪治国既是民主法治的基础，也是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基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从来都是非常落后的，从2004年中国宪法修正以后中国有了一个进步，中国的宪法承认和保护私有产权，但是其中仍然有基本的缺陷，比如说即便是2004年修宪以后的中国宪法仍然不承认私有土地产权，私法在中国仍然非常薄弱。从我苗实的角度看，为什么不承认私有土地产权，就是因为政府与民争利，不愿意让农民占有支配土地资源。强拆强迁，根源就是产权不清晰，土地财政欲壑难填。可以说，在拆迁过程中，农民是弱势群体，政府采取霸王硬上弓，侵犯他们的利益，早已经司空见惯。不是有人说了吗，狂妄的官员背后是傲慢的权力。
105.现实生活，比书本更精彩更鲜活更复杂更博大。实质上，书本只是现实生活的子集，并不能完全代表现实生活。听一位老者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去悟。在这里，读书人就要注意，不仅要以书本为师，而且要以现实生活为师。与此同时，既要名师指路，又要自己去悟。他接着讲，命不能争，运可以造，弱者认命，强者抗命，能者求命，智者造命。就是说，不可改变的，不勉强；可以改变的，尽其力。拿我本人来说，农民的朴实是我的天性，不可改变。但是，我可以通过自身的艰苦努力，包括家人的大力支持，成为一位文化思想界有影响的学者。有人总以为，富贵是财富。其实，清贫也是财富。换句话说，清贫的人绝大多数都吃苦耐劳，难道这不是财富？无名者诗云，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拓马长枪定乾坤；挥军千里山河在，立名扬威传后人。
106.互联网太神奇了，自从我2009年9月加入以来，有三个意想不到：其一，我的传奇经历引起不小的轰动；其二，我的文章作品引起不小的轰动；其三，我的思想修养引起不小的轰动。甚至可以说，互联网不是报纸，胜似报纸；不是电视台，胜似电视台。说实话，这种轰动，对于我这么一个贫寒书生而言，在自身的限定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居然名正言顺自然而然发生了。从经济学角度讲，优化了资源配置，使知识资本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既成就自己，又奉献社会。如果没有互联网，我还在苦苦摸索，看不到一丝阳光；如果没有互联网，我可能早已失去信心，在中途倒下；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不会精神抖擞，拥有豪情壮志；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不会创作出这么多受欢迎的文章作品，以及思想如此光彩夺目；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不可能小有成就，以及在文化思想界叱咤风云；如果没有互联网，我不可能做大自己的事业，让父母因我而自豪。从精神财富来看，我完全称得上千万富翁，《中国经济如是说》价值600万元，《人生经济沉思录》价值500万元，据一位网名为很小极大的资深文化人士所讲。当然，究竟价值几何，我本人说不好。但是，高端文化产品是无价之宝，确是无可置疑。抬个杠，在不识货的人看来，极有可能就是一堆废纸，可以进垃圾收购站。这就像青铜鼎这种文物一样，有时候就被不识货的人当废铜烂铁卖给小商贩，而最终被识货的人捡了个大漏。
107.金岳霖先生说过，我从前是学政治的，对逻辑的兴趣差不多到三十岁才发生。我不仅没有师承，而且没有青年所容易得而中年所不大容易得到的训练，所以兴趣虽有，而对这一门学问，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门外汉。可以说，我苗实知道经济学并真正对经济学发生兴趣，也已经是二十三岁了。到如今，整整十七个年头。开始，饥饿感极强，只是大口吃肉，但是不知其味。中途，虽遭遇波折，仍痴心依旧，似有所悟。中后期，登堂入室，大有斩获。当下，学有小成，崭露头角。当然，经济学看上去很年轻，却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如果实话实说，尽管我可以勉强进入学者的行列，但是本质上并没有小学毕业，还是小学生一枚。
108.有网友说，不管处境如何，积累自己总是没错，或博览群书思辨而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训练自己的技能成为专业高手，这些积累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有厚度。等到被机会选中那刻，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后开始一点一点释放自己的能量。如没有这个积累，哪怕走运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根本没有可以透支的资本。根据我苗实的经历，这段话相当靠谱。可以说，我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世界大放异彩，不仅仅是网络的扩散效应，而且包含着我闭门读书多年的知识积累。换句话说，知识积累增加了我生命的厚度，网络世界拓展了我生命的广度，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谓“等到被机会选中那刻，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后开始一点一点释放自己的能量。如没有这个积累，哪怕走运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根本没有可以透支的资本。”，机会就是网络世界，充分的准备就是知识积累。或者说，网络世界使知识积累如虎添翼，发扬光大。
109.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先生认为，在市场千呼万唤下，央行总算28个月后再次降息，算是顺应市场的需要。这次降息的意义并不是宏观政策的全面转向，而更多的是央行回归常态运作，不再仅是守着所谓的单边政策，而是更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这才是降息的意义所在。可以预期，未来央行会继续在数量型、价格型和创新型工具中选择，体现灵活性。我苗实觉得，虽然央行在适应新一届政府的微妙变化，但是多少显得有点迟钝。他接着说，有功夫的人，都不会自废武功。但近两年我们的央行似乎在自废武功。面对经济下行、通胀走低，明明有简便透明有效的降息降准等工具可用，却弃之不用，而改用所谓的创新手段。结果，并不如人愿。现在央行恢复武功，果断降息，虽是亡羊补牢，但为时还不算晚。但愿不要再自缚手脚，该出手就出手方能更主动。在我苗实看来，正如邱先生所言，央行弃常规工具不用，有观望之嫌。可以说，央行作为宏观管理部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总量调节，而结构性的问题应该留给市场自行去解决。当然，这个市场必须是竞争开放型市场。所以，改革刻不容缓，不力推无效果。
110.做一件事，就做一辈子，不达极致，誓不罢休。甚至，一代人做了，后代人继续做，成百年精品。可以说，这个理念，我二十岁以前没有，之后有一点，但不是很清晰。过了三十五岁，才得以认定，愿意付出毕生心血来做好自己心爱的经济研究。当然，四十岁以后，我就应该着手培养学生，让接班人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薪火相传，永不熄灭。有时候，教学相长，通过教学生，相互交流，可以促进加深学习。譬如，成立书院，做短期培训，一学年两期。至于学生，十个，顶多二十个，这是精英教育，将来的目标是高端人才，即行业中的领袖，或总理部长，或商界巨贾，或专家学者，等等。课程的话，就是我所擅长的两门，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哲学。说白了，也就是给学生指一个路，然后让他们在这条路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体现价值，造福社会。
111.P：不是村上春树，是一个叫做田中芳树的日本作家，这是他的科幻作品《银河英雄传说》里面的。H：我听说过这本书，但是我没读过。我跟你说啊，我的所有的知识点都是来自于网络，就是说我没有看过很多的书，就是说历史书啊、政治书啊、科技书啊、科普书啊，我基本上就是没看过，我的所有的知识点都是来自于网络跟帖子。P：就是混迹论坛，然后看别人的发言？H：对，看别人发言，然后觉得别人精彩的地方呢就记录下来，当然不是用笔记了，就是复制粘贴的那种嘛。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比如说人家跟我说得对，我就写得对，如果人家说得错了，我也就可能是跟着就写错。P：你怎么去区分这些观点呢，你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吗？H：没有什么衡量标准啊，就是人家说得有道理，就听嘛，这是一个最朴素的观点，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这很容易嘛。这个跟你说，你要想区分谁对谁坏，这个是越朴素的观点越好，很华丽的东西很容易捏假嘛。上面的对话，是《人物》杂志对花千芳先生的访谈摘录。可以说，他是不折不扣的网络知识分子，他的所有知识取自网络。当然，我也是网络知识分子，但是只有五年网龄。2001年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闭门读书。在我的知识结构中，书本知识占75%，社会知识占15%，网络知识至多占10%。像我这种网络知识分子，在学校和书房呆得时间很长很长，而网络只是个小插曲。本质上讲，我是名副其实的专业知识分子。而且，属于高端知识分子。
112.干事情，有无意义，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自己扎扎实实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别人说有无意义无关紧要，只要自己有信念有动力有毅力去做好一件事，就是成功人士。当时，我放弃高中物理教师的工作，去搞经济学研究，亲朋四友，说狼说虎，风言风语，不一而足。为此，家里面发生了许多矛盾，父母跟着我受了不少罪。但是，我的决心没有动摇。尽管中途大病临头，还依然故我。可以说，硬是跌跌撞撞坚持了下来。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奋斗，结果是提出三大经济学理论创见，写就两部书，汇编数百万言，跻身学者行列。至于意义，到这个时候，已经不言自明。所以说，干事情，只要认准了，就大胆去闯，一旦克服了重重困难，走出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问题与矛盾就迎刃而解，成就与意义自然而然就得以屹立。
113.人活一生，有出世入世。入世，其一是养家糊口，其二是富贵功名。出世，精神自足而已。养家糊口，是平民阶层的基本追求，譬如农民，工人，教师和医生等等。富贵功名，是精英阶层的基本追求，譬如政治家，企业家，专家等等。精神自足，是高人隐士的基本追求，或修道，或礼佛。有诗云，苏秦三寸足平生，富贵功名在此行，更好修为阴骘事，前程万里有亨通。强调什么呢？积阴德。《淮南子·人间训》：“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又有诗云，人心所向高处攀，富贵功名非等闲，安分随缘终有乐，何需射猎强登山。强调什么呢？安分随缘。所以，养家糊口也好，富贵功名也好，精神自足也好，都是不同的人生轨迹，不能盲目比较。过去，我是追求富贵功名。当然，也夹杂着精神自足。至于养家糊口，我从未考虑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家乡（在西北农村）不少人认为我是怪人，需要改造，然后成为与他们一样的人。因为，表面上看，我已经四十不惑，一还没有正式工作，二还没有结婚成家。可以说，我是独立经济学家，自然与众不同，不可能与他们看齐。更进一步讲，我做这个独立经济学家，深受嫉妒打压之苦。毕竟，经济学家本来就已经达到极具个性的精神境界，如果再加上独立二字，就更是标新立异，离经叛道，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了。要知道，独立经济学家是中国改革的急先锋，拓荒牛，震天吼。关于改革之难，鲁迅先生曾有过这样两个生动的比喻：一是“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二是“第一个尝试站起来的猴子，一定会被其他猴子咬死的”。
114.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屈宏斌先生指出，调结构的目的就是使经济可持续地增长，而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技术进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对一个劳动生产率仅是技术前沿国家的百分之十几的国家而言，技术升级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引进来消化世界先进技术。因此，调结构就应大力发展工业和贸易投资。对于这一点，我苗实赞同。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技术含量低，需要提升的空间相当大。当然，创新值得向往，不过更为现实的做法还是技术引进。从人均收入看，中国属于中低水平。所以，教育研发，从而做大人力资本的规模，是提升技术水平的有力支撑。屈先生接着说，经济总量世界老二，使我们一些人很自负。但他们似乎忘了，我们人口是世界老大这一基本常识。我们人均收入世界排在80名以后，仅为美国的12%和韩国的35%。出口总量确实很大，但我们是用全球20%的劳动力仅生产了全球12%的出口产品。当年美国作为世界工厂时，仅用全球3%的劳动力就生产了全球20%的出口。
115.有智者言，能“一鸣惊人”的人，必定在他“不鸣则己”的时候，不断养精蓄锐；能“动如脱兔”的人，必定在他“静如处子”的时候，细细观察；能“一夕成名”的人，必定在那一夕之前，有着千百个夜晚，暗暗地演练……不要只盯着别人的成就，而忽视了人家背后的汗水和艰辛。可以说，我苗实支持这个说法。所谓成就，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数十年努力，从而日积月累的结果。大家看到，我现在功成名就，其中有些人就满怀羡慕嫉妒恨。殊不知，我过去十三年闭门读书期间，从未休过任何周末假日，从未参加过任何娱乐活动，从未走过任何亲戚朋友，俯而学，仰而思，专心致志，锲而不舍。试问，这样苦学攻读经济学的人，全国几何？世界几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佛家讲，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什么意思呢？李炳南老居士在《佛学问答类编》中解释说，因者事之动机与开始，果者事之终结与受报。现所处之苦厄，果报也，凡夫痴迷，身受方觉，所谓畏果也，虽畏无补。先所造之罪恶，因由也，菩萨有智，见始知终，所谓畏因也，畏可止造。
116.关于教育，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这样阐释：“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蔡元培则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站在我苗实的角度，教育有三个平行的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上，完善心智，确立人格；在第二个层面上，坚持真理，发现真理；在第三个层面上，学好专业，掌握技术。可以说，我接受教育三十四年，成功于第二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次之，第三个层面再次之。所以说，教育之光照在不同的人身上，分散为不同的光谱。
117.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说，天地生物，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但人自该有人道作标准来赞助天道，故曰：“赞天地之化育。”中国人贵能天人合德，以人来合天。不主以人蔑天，亦不主以天蔑人。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有其天道观，亦有其人道观。有其自然观，亦有其人文观。两者贵能相得而益彰，不贵专走一偏。在我苗实看来，天地万物，一视同仁。就我的体验而言，有一天，有两人，有一苹果，有一桃子。得苹果者，不可得桃子；得桃子者，不可得苹果。或者说，一人既得苹果又得桃子，一人一无所有，皆不可能发生。
118.钱穆先生讲，道家的个人主义，要叫人能和光同尘，挫去个性光芒，将个人默化于大众之深渊，混茫一体，而决不是要求个性在群体中自露头角。因此，道家不称他们的理想人为圣人，而改称为真人。儒家的圣人，人人可为。而道家的真人，则自然即是，为则失之…一切有为，皆从无为出，皆须在无为上建体。可以说，我苗实当下就缺乏道家的个人主义，过于特立独行，没有与社会大众打成一片。以后，如果机缘巧合，就需要在这方面动真心思，下苦功夫。
119.钱穆先生称，唐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更大贡献，还不在政治，而转更在宗教上…人人尽知如玄奘，可不提。更要的是天台、禅、华严三宗…尤其自六祖慧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上，在意态上，实可算得是一番显明的宗教革命…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贡献，较之同时门第在俗中人…深刻伟大得多。战国学者有豪杰气，三国有豪杰气，那些都是乱世豪杰，唐代则是盛世之豪杰。盛世豪杰难认，而隐藏在深山和尚寺里的豪杰更难认。慧能、马祖之类，真都是不世豪杰。没有他们，下半部中国史必然走样。在我苗实看来，入世有成就，出世亦可有成就。一般而言，入世之成就易于获得认同，出世之成就则反之。客观上讲，有失偏颇。可以说，物质上之成就与文明，精神上之成就与文明，如日月之行，昭然天下，应平等观。
120.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政府官职中，还是有监察皇帝的，这叫做谏官。谏官也远自汉代便有，如“谏议大夫”…追随皇帝，在皇帝近旁，专来谏诤和讽议皇帝的言行……“拾遗”、“补阙”之类都是…“补阙”是指皇帝有了什么过失，要替他弥补。此外还有“司谏”、“正言”等…都是专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当下，我苗实作为独立经济学家就有这种功能。谏言，不是胡说八道，而是明察时代之得失，经过理性思考，然后据实建言。话说，周厉王是个暴君，他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听不得反面意见，更不许别人指斥他的过失。为了压制群臣的意见，他派专人监视，谁对他有一点不满就杀掉谁。他的卿士召公对此十分忧虑，并大胆向周王提出劝谏。可是周王不听，从此百姓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了。三年后，百姓们恨极了，就把周厉王驱逐到彘地去了。周厉王要止谤（即指斥别人过失），结果被驱逐。
121.资中筠先生撰文说，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大家好好听，我苗实也好好听，不评说。
122.资中筠先生接着说，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可以说，我苗实是小学生，在这里只能好好听着。
123.资中筠再接着说，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可以说，上面三段话是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生态的反思，值得我苗实等青年学子深思。
124.资中筠先生指出，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依我苗实看，资先生文章一出，顿觉时代之真反思罕见矣。
125.资中筠先生讲，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可以说，资先生大声疾呼，不失知识分子风骨，我苗实应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