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大变局之四：中国，新经济深水期可持续发展如何破局？）
一、新经济阶段新权力追逐的背后：常绿长青的经济与大国崛起之根本
１、金字塔顶端权力打造的背后：新经济阶段的新权力追逐的背后
整个世界的注意力集中于大数据金字塔顶端产业竞争能力的打造上。中国面对世界顶端产业竞争压力，无疑亦需要打造金字塔顶端的产业战略优势，分享未来技术产业链带来的利益。
当世界充满兴奋的看到新兴产业创造出的神话，为之赞叹时，我们却应该时刻冷静，甚至需要不合时宜的一问：那又如何！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往往机遇不会重复出现，演变轨迹不会逆转，决策往往只有一次。所以，任何战略决策，在对待任何事物上都应该双重准备，战略布局上做到一分为二。所以，这个一问，不是放弃已有的优势，而是准备更富永恒的远航。
2009年以来，以大数据主题的并购案层出不穷，且并购数量和规模呈逐步上升的态势。2009年Oracle对Sun、惠普对Autonomy两大并购案总金额高达176亿美元；2012年5月IBM的发布智慧分析洞察“3A5步动态路线图作为基础的决策转型的大数据战略；在2012年联合国发布了大数据政务白皮书，指出大数据对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2013年3月22日，奥巴马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拉动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奥巴马政府将大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国内外预测2014年后大数据发展的五大主流趋势。目前， IBM、EMC、LSISandForce 、 云创存储、INTEL、惠普、戴尔、甲骨文、日立、赛门铁克等都针对大数据建立了世界领先品牌。
２、新旧经济运行框架的差异：经济运行调控失效影射出问题的背后
第一，新旧经济运行框架下的要素配置：传统手段缘何丧失效能？
事实上，我们的经济面临的问题远比在信息技术新兴产业领域获得世界金字塔顶端的博弈要宏观与庞大得多。当然，金字塔顶端战略仅仅是我国其中的一项，具有先导性内涵，但绝不是需要以基础性内涵加以评价的内容。
这个问题我们在系列中的前一文做出了分析结论，即，传统旧的工业框架下，基于产业内在关联所确定的调控规则，财税供给的调节方式，往往不尽人意。其所形成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主体的培育规则与方法往往不能有效。而新经济阶段，特别是深水期，传统旧得市场框架规则的战略思维，往往在更为宏观经济形态（包括，社会经济结构与关系、参与者结构治理与地位、人才要素与其他要素配置方式、经济主体与要素竞合方式、要素流通配置方式、治理模式及政策供给等）层面，所以，基于传统旧工业化市场框架的“技术型“轨迹下的要素配置方式，作为战略调控的核心主导思想，往往会失去应有的效能。
第二，经济运行调控有效性影射出问题的背后：金字塔顶端与微观参与主体
新技术变革以迅捷的速度与大资本权力结合，形成了新经济阶段市场结构的金字塔顶端。的新的权利组合。但是，我们的社会社会经济发展体系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关联结构中发挥最高效能。最基本一件事就是知识经济学家们归纳的核心属性：“以家庭、个人及中小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体系中最基本的主要商业单位，不能在通过传统旧市场框架思维中的大资本权力及产业关联方式加以解决。
事实上，这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这个内涵不能稳固，任何产业的战略优势都不可能通过传统的产业关联、扩散及波及等方式完成。则失去了支撑。先导产业自然亦失去了长青常绿的成长与创新基础。所以，必须分清金字塔顶端的战略与新经济深水期发展相伴而生的经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定位与布局应该如何？
第三，新经济深水期的挑战：新结构、新秩序、新治理
那么，通过建立一个“以家庭、个人及中小企业”为参与主体与社会创新主体的，机会平等的经济治理体系，将是形成一个合理而富有朝气新的技术与产业创新多元化的参与结构。它决定着我们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大国崛起的远景与未来。
社会行为主体的这个参与结构与运行体系，需要符合知识经济运行规律及属性点的要求，需要纳入作为社会经济体系新秩序的有机构成的视角加以对待。
新经济阶段深水期，经济发展需要建立符合该阶段发展规律要求的经济结构与秩序，实现经济发展治理模式变革必然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它是破解我国调结构、稳增粘、促发展及解决就业及社会福利问题的基石。
二、新经济深水期我国“调结构与稳增长”双兼顾“瓶颈“分析：传统政策失灵与新治理模式供给路径浅析
１、当前的社会经济体系及治理模式面临：一个回归本源性思考
第一， 新经济深水期的经济生态万象：市场权利的包场，何其甚哉！
相信很多经济从业者与学者，都记住知识经济来临之际在《力量的转移》一书中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标志性预言：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规范世界权利与财富性质的规则戏剧性的发生了改变，权利的中心不再是某一组织、某一政府的权威之类的东西支配着，开始转移开去。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重要的无形财富和权利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它的标志就是“知识”“技术”与“信息”。
在大数据概念冲击的余波还未消逝之时，世界大数据联盟与新的数据处理巨头已经象雨后春笋俏立河头。我国对这一挑战还未给予足够的反应之时，在社会经济体系中潜移默化出现另一个商业经营活动却真正令我震惊。
近期看了一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２日网上的一个ＣＣＴＶ采访视频，题为《你已经被被监控了，你还不知道》。大多数评论感到的是“恐慌”，因为，你与你的家人所有的信息随时可被跟踪，让你生存的无处藏身。这个调查式采访不仅具有法律的内涵，同时体现出更深层含义：传统工业框架下的技术型变革轨迹，难以很好地处理与其相伴而生的社会经济生态之间的关系，它在发展路径，正在探索向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垄断与控制，这个垄断与控制与传统工业中的大资本与技术结合一脉相承，具有内在含义的一致性。所以，它需要一种与新经济阶段相符合的治理模式。
第二，一个回归本源的思考：“经济学正义”的本质内涵及分析视角的转移
有的时候，当各种矛盾出现时，我们放弃思考；当各种矛盾激化时，我们亦基于与自身之功利考虑而高高挂起；当各种矛盾发展使社会行为主体面对裸体时，我们知道了羞愧。这时，我们开始审视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根本精神是？究研过经济学的人不免会回答 “经济学正义”，应体现社会公平与福利的改善。那么，新经济阶段深水期实现这个本质内涵的前提性问题，则体现在：回归家庭、个人及中小企业为基本经济与商业单位主体形态上“。当然，为避免断章的误解，我不得不做出说明：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中放弃我们的先导产业、支柱产业及战略性产业及高关联产业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其所具有的综合竞争优势。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注意到，新经济深化期的经济形态需要建立以“家庭、个人及中小企业“为社会经济参与主体的经济结构，它是破解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的核心因素与核心翘板所在。
２、破解传统工业框架下的“调节困境”根源：实现权利的转移，建立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浅析
第一，市场不断凸显的矛盾形成来源：经典学者关于新经济阶段建立的两个基础问题
三十五年前，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令几乎所有中国人耳闻能详的阿尔温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做出一个重要的预言：回归家庭商务单位时代。三四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们都没有对这个预言引起重视，或者，也曾重视过，但是或许并不知道如何重视？仅仅是按照传统习惯进行政策性激励与优惠政策供给，但是，我们一直未能站到制度化治理模式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相反，我们却又回到了大资本的统治时代，同时伴随着越来越迅捷的产业帝国打造时代的来临。
所有一切现象与市场中不断凸显的矛盾表明：我们曾谈到的传统工业框架的市场中，必然形成资本的权力，它是市场中各种要素获得配置组合的基本途径。但是，知识经济学者所言的“回归家庭商业单位时代”与“知识权力与科技机构与人才为社会的核心”两个核心属性，终究没有到来。我们也曾怀疑并质疑这一预言的真实性，但是，在重返“经济学精神”本源上的探究后，发现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经典学者的研究结论就毋庸置疑了。所以，时下的新经济形势下的新经济深水期的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考虑提供一个新型的社会经济体系运行的治理模式，提供更为符合新经济生态运行的政策供给模式。
第二，社会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变迁：经济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的驱动——中小企业、家庭及个人如何成为主体经济单位？
新财富也趁机迅速崛起，亦市场波澜不惊的获得了传统资本的权力。这一发展路径现实情况与知识经济大师们的分析与预言趋势存在本质的杆格之处。到底信息技术变革所形成的知识产权、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等等要素，应该以什么样的更为平等公正的方式完成与其他药都的组合，实现生产力的转化？抑或在经济生态中，继续为大资本所绑架？或者，技术创新与知识要素必须通过中间环节“资本”，在大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中完成配置组合，形成更多的资本沉淀与积累过程。
事实上，当我们的社会经济治理体系不能无碍而有效的运行时，往往体现为不能为平等的市场参与主体提供各类生产要素，如：土地、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各类要素。从而制约形成自由而便捷的要素流动与组合方式时，从而造成了任何创新手段必须借助于大资本的力量，在一个其所控制的制度化统治体内完成，也就是传统工业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分析中的“优势企业内部安排”。
那么，这个背后的问题就显得清楚了，我们的治理模式的重点则体现为：如何适应该阶段经济运行规律与本质属性的要求（如，家庭等微观单位主体与科技及人才核心），对社会经济的治理方模式进行改善，以打破传统工业化市场体系中“资本为王”条件下通过大企业内部对各类优势生产要素进行配置与安排，特别是垄断的情形。
事实上，对于当前的经济环境与经济治理体制，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那么，我们从其中一个战略重点入手，通过举例加以分析。这样，我们从围绕“人才与科技”要素入手，分析如何使其他诸多生产要素与其顺畅结合，提升其流动能力；如何突破传统工业化框架下的条件限制，使“家庭、个人及中小企业”平等商业主体地位及创新能力突破资本权力的限制，使新经济生态的流动环境获得改善。主要体现如下几方面关键内容：
其一，治理模式变革与制度供给之一：人才突破制度框架约束。我们谈了很多年的限制人才跨区域流动的户籍制度问题等，目前中央正在着手解决，希望能够解决的好。当然，虽然仅该项解决到位，已经不易，但是，当然还不够。因为，我们需要形成现实的生产力的话，它必须与其他要素结合才能创造生产力，所以，我们的治理模式需要提供要素流动与结合的制度体制及框架的改革条件。这自然不仅需要政策供给环境，更重要的是需要制度体系的变革，从而提供各类生产要素能够便利结合与配置的治理模式、运行模式，良性循环的制度体系。
其二，不破不立，变废为宝：如何释放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功能及其配置条件评价。众所周知，土地房产是各类生产要素结合的重要要素资源之一，要素不能结合，谈生产力的实现无疑是“无米之炊”。
当前，房地产与土地不仅权利关系不合理，同时，由于其本身不具有其他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性能力（比如，人才与资本等，可以从一处流动到另一处，来结合其他要素，而土地不能），那么，促进土地房地产便利与其他要结合的供给条件、制度环境以及体制环境则成为该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历史的体制原因，土地房产要素与其他诸要素的配置组合处于巨大的牢笼中，如何能够完成要素资源的配置组合，形成现实生产力呢？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当前，土地这种要素流动的壁垒是极其高的，不仅有土地财政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作为政府垄断的财源存在，在产权保障制度很不健全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规划主体与利益主体双重身份下，各类市场利益主体参与掠夺式拆迁行为屡禁不绝，甚至拆迁公司等主体一旦作为利益参与人，竟然亦使其严重违法行为处于“合法“的保护伞中。
那么，地方政府将土地房产作为会下蛋的鸡，拨皮挖金垄断了财源，这种要素以独立产权为背景的市场主体地位即已丧失，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市场要素流动性的能力。同时，产权为法律交易主体的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它进一步失去了市场要素的流动能力，如何参与要素的配置组合以形成生产力？如上两种情况下，仅仅人才要素与土地房产要素无法配置，那么，人才创新的基础就会显得极其恶劣。
其三，确立“家庭、个人及中小企业”商业主体地位：关注人力资本要素如何才能顺畅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以实现生产力。这是一个挑战性颇多的治理模式的变革与设计。正如上世纪知识经济学先行者及大师们做出的预言，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新秩序的变革，则有赖于中小企业，家庭及个人为主体的商业单位，他们成为市场参与的主体，创新的主体。那么，三四十年过去了，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我们为之信息与沟通的便捷兴奋不已；进入２０００年，我们为其带来传统工业的改造前景充满期待；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第一个１０年，我们为这个有前途的新兴服务产业改变了国民经济结构构成满怀信心，是的，服务业占比上去了，新兴服务产业巨头巨子成为雨后春笋，一夜间众多有了新财富的淘金“梦”；但是，到了２０１４年，我们依然看到，资本权力还在，在打造新兴服务业商业新贵、新兴产业帝国时，资本继续控制与掠夺资源犹如传统市场格局与竞争结构，一切似乎都没变！
“资本追逐与知识技术”情形并没有产生，而市场参与主体结构亦没有建立于利益中小企业、家庭及个人的商业活动的经济结构。这种情况下，期待创新主体的产生与成长，社会就业条件发生好转，使社会福利获得明显改善，则是千难万难了。客观来说，这种传统市场权力结构的延续，贫富结构将继续分化，而国家财税政策手段的干预效果上，显然会力不从心。
第三，破解传统工业框架下的“调节困境”：走出怪圈，建立一个新的游戏规则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即，信息经济深化阶段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其治理模式。按照传统市场结构下，以资本胜出、资本为王的市场机制运行特点，无疑使这个问题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但是，当我们斟酌信息经济时代知识经济阶段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创新与人才，这两个生产要求时？ 即会获得较为清晰的判断结论：两者发挥作用的环境必须通过冲破这个“资本胜出”的框架，获得释放，使其更为容易的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从而走出这个困局的怪圈。
那么，谁来提供这个环境条件呢？又以什么方式提供？难道要重复政府管得过多，管得过死，计划经济的恶果吗？当然不是！那么，即然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经济阶段的新经济阶段，难道我们的治理模式不可以改变“游戏规则”吗？难道我们进入新的经济阶段所面临的一切，包括，规律、属性、特征及运行特点，等等，不是在要求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吗？
所以，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开始治理一个全新的经济阶段的时候，以传统经济结构下的政策供给方式与手段，不可避免显示出其不足之处。那么，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治理，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３、从“走钢丝”型的技术型路径到“相伴共生”：中国人文哲学的指导价值
实际，这个符合新经济阶段规律的视角，建立在“相伴而生”辩证唯物哲学基础上看待世界世界看待问题。这个思想在中国2000年前的老子道家思想中已有论述，如《道德经》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於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於无极。。。常德乃足，复归於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而“相生相克”的辩证哲学在我国4000年前的《周易》五行哲学中就有清晰展现。这种唯物辩证观比西方足足早了2000-4000年之久。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有必要思考近十年来学者们（当然亦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学者）更多集中于“技术型”变革轨迹的研究，从而陷入传统工业化经济体系的框架束缚。而不可避免使研究思维忽视了经济分析的本质命题：忽视了技术进步服务社会经济的目的，进而忽视了新经济阶段社会经济生态的建设；忽视了新经济阶段引起社会经济治理模式的变革，进而我们在新经济深水期亦为旧工业框架下的“资本为王”的要素配置方式所限制，而矛盾愈来愈突出；忽视了“以人为本”在新经济阶段的制度环境的变迁（虽然世界盛行流行于口号），以及依据新经济阶段规律与属性完成治理模式的变革。
事实上，任何符合经济学规律的经济治理都体现出经济分析得本源精神，“公平与正义”。其目标则是改善“以人为本”的社会福利，发挥并实现所有资源配置的最大化的制度环境。这样一个经济生态是可持续与健康发展的。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是将视野投向于“走钢丝”型的技术型路线，亦不是服务于大资本的所带来的巅峰对决。而是影响社会治理体系变革从而惠及社会全体的福利视角（信息经济阶段、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如此），
三、世界新经济阶段发展中，失去的三十年？——客观的说，失去治理体系变革的社会，失去的远多于得到
我曾提到在人类经济发展中，伴随信息技术的深化，信息经济带给我们世界与社会武术的变革与实惠，但是，从社会进步及其能够带给社会与人类福利角度看，我们需要反思，反思我们因为忽略了经典大师基于“经济学“本源性规律及属性重视，而疏于对于技术进步的目的，服务于社会福利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世界得到的同时，亦失去了很多。
当然，如果从纯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目标，社会成员的福利最大化角度看，提出“失去的三十年”亦实不为过。虽然这失去的三十年并非我们没有进步，但是，是否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社会却越来越多的失去了灵魂？确实需要重新反思。
（待续：敬请于个人主页列表中阅读系列之“续”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