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后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政治改革呼之欲出，渐进式的改革已经走到了紧迫的关头，政改问题已不能留待更有智慧的后人去解决，中国必须在有限的时间中找到最明智的选择，实现中国政治体制的华丽转型。那么何种政改方向才能突破阻力，解除压力，实现未来中国的长久兴盛，同时又不会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保持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被动摇？政改问题可谓千头万绪，本文主要从纵横两个方向来阐述中国政改的方向。

　　一、纵向：先易后难，自下而上

　　一个国家的活力在于它的基层，而改革的动力也来自于基层。首先，政改如果从权力的掌控者入手，看似实效性高，但从中国社会来看这无疑是既得利益者自己革自己的命，不仅成效不大，改革也会中途破产，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从基层做起，逐步推演到中央，既可以缓和矛盾，平稳过渡，又可以保证政改具有充分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

　　首先，要调整和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对地方事务该管的管，该放的放。虽然中央一直强调要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可谓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全面领导，但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好的政府只是做好它职能以内的事务，管理范围越广，管理的效果越差。所以在村、县等这样的较基层管理组织中试行自主管理的办法，上级领导层下放权力。首先把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抽离开来，过多的权力集中在手，很难保证权力不被滥用，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邓小平早就作出了精炼的总结，他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不难看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改变公共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从而使公共权力合理、科学、公正配置和运行。所有社会集团都必须获得充分的机会参与决策过程。当然这个权力的抽离不是突然的，而是可以从某些温和的领域率先抽离。当然改革一定会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损失，关键是要把这个损失控制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通过人事的变动，把既得利益逐渐淡化。其次，划清中央与地方事务和职能设置机构。例如，中央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国家安全，制定和运用宪法和法律，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等等。地方的事务主要包括：发展地方经济，负责城市地区或农村地区教育、科学、文化、环境保护、体育等事业的发展，维护本地方社会治安，负责本地区基础设施与公益性项目的建设等等。在贯彻执行中央、省制定的政策法规这一项任务上，应逐渐转变为结合中央指示的精神，地方自主提出发展政策，以获得中央的批准。中央严格做到不插手地方事务，地方积极配合中央帮助其完成任务。第三，建立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社会监督一直存在，但是力量弱小且分散化不科学。可以村、县这种较小的行政区域开始，建立权力监督机制，这个监督不同于以往由党来领导，这个监督必须是社会各种力量的结合。不受被监督权力的控制，保证监督的声音可以顺利的发出。例如，近年互联网监督的兴起，为草根监督提供了平台，但这样的监督还不具规范化，科学化。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不受控制的监督明晰的建立起来。这一制度开始执行时可能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弹，党领导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但是只要政府迅速反应，及时应对，态度清晰，解决有效，树立纠错榜样，那么也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的。当然这个监督的程度在初始阶段依然是小范围的，不是连根拔起的，也不是翻天覆地的。这需要监督者自身要有判断的智慧。同时也需要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沟通的智慧。所以一切还应当从小处做起，从基层做起，自下而上。

　　二、横向：三权的分解与重构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可谓家喻户晓，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典型代表。解决中国的政改问题不应过分忌讳中西意识形态的差异，大胆选择，小心尝试。就中国现行的权力划分来看，立法、行政、司法统归于党的领导之下而没有真正的独立，权力的相互重叠导致政治存在暗箱操作。首先，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应当充分行使。1、减少代表名额。现在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为2985人，是世界议会人数之最。总的来说，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名额过多，不便于召开会议、充分讨论和决定问题，从而影响到人大职权的行使和作用的发挥，而且会议成本很高。2、逐步推行人大代表专职化。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就需要人大代表投入很大的精力和很多的时间，深入人民群众了解民情，开展大量的代表活动，这就要求代表必须专职化。只有这样，才与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相对称。实现人大代表专职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以先定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专职代表与会议代表并存，此后逐步减少会议代表的数量，直至最终取消会议代表的席位。3、政府和两院代表逐步减少并退出人大。目前，人大代表在构成方面，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党政机关领导人员比例偏高。是政府两院的代表退出人大可以大大减少各级人大代表的数量。其次，官员代表太多，造成代表在代表大会上的实际地位不平等。再次，代表与执行机关官员一身两任，会混淆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影响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权的落实。最后，限制官员代表兼任人大代表，更符合公民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民主原则。4、全国人代会的召开周期应当缩短并且审计权划归全国人大。现行的一年一次的人代会已经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改革需要，很多重大问题需要及时讨论，及时纠正，而人代会只能做到在年初时听取各项工作的总结汇报，其实并没有参与到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去。人民当然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当家作主。同时由于人大代表的水平参差不齐，不具备专业知识，所以很多情况下只能听取汇报，而非审计汇报，所以这在无形中剥夺了人代会的审计权。并且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审计机关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这种体制设计在实际运行中弊端甚多，如审计机关缺乏独立性、审计结果的披露受到限制、审计工作的重点和目标不稳定、审计监督留有空白、预算审计流于形式等。可以说，人代会既无审计权力，又无审计渠道。而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将审计署划归全国人大领导，这样才能更好地落实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并增进人大的权威。5、以差额竞选的方式产生代表。竞选本质上是把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引入选举中，通过对候选人的宣传、介绍和比较，增加选举的透明度，使选举人对候选人有比较多的了解，从而减少选举人投票的盲目性。这有利于更好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其次，司法机构要实现真正独立。第一、解决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问题，落实宪法确立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由于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都受制于同级地方政权，在有些案件的审理上，法官不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而是代表地方利益甚至是某个人、某些人的利益。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必须彻底改造形成司法权地方化的体制性因素，解决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的问题。第二、司法权威的实现。司法权威的形成来源于司法机关尽可能公正地解决每一起案件，要保证审判的质量必须提高法官的素质。实现法官精英化。一般说来，人数较少的群体，素质比较容易保证，国家也比较可能为其提供优越的任职保障，因而其权威地位比较容易获得和维持。
　　再次，行政机构的改革。1、中央政府机构的改革。政府部门逐步向“大部制、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个思路，国务院所属机构可考虑继续整合，拓宽部委的职能和覆盖空间。增设总理预算管理办公室。2、行政与利益和金钱相分离。一切关于收费条款的设立权，应当上收到人大，否则应当视为违法。将行政和事业单位的行政公务活动与市场服务性事业分开。凡是政府执法部门自己执法、检查发生的费用，是行政公务成本，应当由执法者承担，而不应当由被执法者支付。3、近期内政府和事业机构的人员只能控制，不宜再扩大。我国财政对于公务活动和公务员，以及事业的供养能力有限。增加机构和人员，将会导致更多的“三公”支出，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控制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扩张，应当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将更多事务交由自治组织管理。4、划小行政区域。在民主政治往前推进的过程中，行政区域太大，其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等因素过强，会对中央政权形成一定的制衡。同时政令畅通也受到层级的影响。缩小省级政府的管理规模和幅度，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关系，合理下放和配置权力，减少和避免地方主义，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两方面的积极性。
　　三、重构政治文化
　　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无论选取哪种方向，要想真正的实现政治体制的转变必须有既得利益者做出牺牲。从思想上转变观念，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才能赋予制度生命力。制度是人事和文化结合的产物，人事是制度之父，文化是制度之母。著名国学大师钱穆指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作用。”我们的政治精英队伍，既缺乏系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专业训练，又缺乏献身国家和民族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致使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步履维艰。阿尔蒙德和维巴更明确指出：“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还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国家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在“政治硬件”改造的同时更应注重政治软件的更新。中国的主流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舶来品至今还未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可以说在大众层面的认同度还是很低的。例如，上世纪70年代的两个“凡是”到后来的“解放思想”证明党的思想革新能力还是很强的。时下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营造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而文化的形成可以分理论与实践两条路来走。理论上坚持社会主义大旗不倒，实践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毕竟政治改革的理想与现实不可能完全重合，因此，可以实行政治文化改革的“双轨制”。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7页
　　[2]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
　　[3][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546.
　　[4]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