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银监会允许组建农村资金互助社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以各种形式注册，从事农村资金互助业务的农村草根金融组织。但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仅有4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获得金融许可证。
    但在“准入排异”现状下，绝大多数资金互助组织只能摸索前行，等待被“招安”的一天。
 

监管成本高，互助社批得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将资金互助社的处境，比作生物学中的排异反应。他认为，在目前银行业的监管格局下，以监管商业银行为主的政府部门，难以有精力监管多如牛毛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所以对这些金融机构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
　　周立提供的数据称：2011年全国银监会系统的监管办事处员工有4070人，而全国当年共有2853个县级单位，意味着每个县监管办事处员工平均不到2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的对象风险大、盈利能力弱，因而监管成本更大。”周立说。周立曾在吉林某资金互助社遇到一事:两级银监部门的8个人,开着两部车沿着泥泞小路走了大半天，来到互助社仅是为了看看金融许可证是否在场，所谓“现场监督”。中午，这家资金规模不到百万元的互助社管不起工作餐，只能切两个西瓜招待监管者，更谈不上交监管费。
周立认为：因为监管成本高，目前银监部门很少批准资金互助社。按照计划，资金互助社在2011年底，应达到161家，现实与目标差距甚远。因为“准入排异”，绝大部分资金互助社没有名分。
 

虽然无证，但有现实需求

　　虽然难获得金融许可证，可是民间各类资金互助组织仍在悄悄发展。8月中旬在泰安召开的农民银行家49人论坛上，来了超过50家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绝大多数合作社都是以“XX县XX种植专业合作社”身份出现。但这些合作社的股金规模，不少都达到了千万元。
　　尽管绝大多数合作社没有金融许可证，但在从业者看来，资金互助社有存在的现实理由。有“农村资金互助社之父”之称的姜柏林认为：资金互助社的成立是源于农村的市场金融需求。河南范县某合作社理事长介绍说，当地信用社吸收存款3亿多元，发放贷款仅1800万元，成了“抽水机”。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组委会秘书长蒋勇认为：“村庄内部，是合作社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这是商业银行永远做不到的。”
姜柏林还认为，资金互助社是有明确的政策法律作保障的。北京农信之家咨询中心罗列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政策表述，包括历年1号文件及重要会议决定。
 

不碰底线，悄悄做大是正道

　　但何谓“有条件的”？自己算不算“有条件的”？这让不少资金互助社深感忧虑，生怕因为不知道触碰了哪条底线，使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下。但以姜柏林为代表的实践者反复强调：自律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坚持在社区内为内部社员开展服务，远离非法集资和吸收公共存款，千万不要触碰法律底线。
　　一位来自银监系统的专家说：“凡是法律明确不能做的，坚决不做。一旦做了，绝无回头之路，比如吸收公共存款。法律没说能不能做的，可以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先和地方政府沟通好再做。对虽然没明确规定的，但是中央精神鼓励的，可以大胆去试。”
　　周立认为，各家互助社要在可持续的前提下做大，“就像高月孕妇，引产是危险的；一旦你做大了,政府取缔的可能性就小了。但前提是控制好风险，在社区的范围内，在法律的底线内。”他认为，还要和地方政府处理好关系，争取更大生存空间。
　　在监管上，他建议对农村资金互助社采取准则制原则，而不是目前的核准制原则。他打比方说：“像婚姻登记一样，只要你情我愿就能批准，而不是得有很多条件。”他建议给予其合法地位，通过成立行业协会，实现行业自律，取代目前的“计划生育式”的监管。
　　在民间，坚冰融化的痕迹已经出现。我省泰安、东营，已经或即将出现地方金融办核准颁发许可证的资金互助社；一些合作社，已经得到了县、乡镇政府的许可，授予各种荣誉。很多互助社理事长表示，随着资金互助社爆炸性增长，能否“修成正果”，很快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