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罗竖一 飞天评论员

　　不可否认，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诸多的问题，而其中的腐败等问题尤为突出，所以，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都明确发出了如果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亡党亡国”的警示，但就整体来讲，中国社会在全面发展，亿万羲黄子孙正在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而这种全面发展和迈进，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国际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事实正如新华社刊发于2013年8月20日的一篇题为《公安部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之新闻报道所讲，当前互联网上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猖獗，不仅严重侵害公民切身利益，也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直接危害社会稳定，广大老百姓强烈呼吁整治网络乱象。

　　而且，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普遍重视打击网络谣言行为，其通过立法、实名制、法院判例等多种手段，严厉打击网络造谣和违法活动，倡导积极健康的网络行为。

　　因此，中国公安部根据广大人民群众举报的线索，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既是大势所趋，又是人心所向。

　　在响应中国公安部开展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中，地方公安机关普遍取得了不小的“战果”。譬如，截至2013年8月28日为止，北京打掉了以“秦火火”“立二拆四”为首的网络推手公司，刘虎被刑拘；河南共批捕131人；山西刑拘49人，治安处罚29人，23人被批准逮捕；陕西22人被批捕；上海有傅学胜等人被依法刑拘；江苏有周禄宝等知名网友被批准逮捕；湖南刑拘格祺伟等人。

　　但是，纵观有关新闻报道，我们不难发现，某些专项行动涉嫌“整人”。

　　有人民网等媒体报道，2013年8月28日，衡阳市公安局正式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网络造谣、传谣者格祺伟。据警方调查，2010年以来，格祺伟通过自己在网络的影响力，蓄意制造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如制造衡阳市石鼓区政府请200余名黑社会强拆民居谣言，挑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传播长沙湘雅医院出动80余名保安对死者家属进行围殴谣言，引起社会恶劣影响等；并长期将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作为主要攻击对象，无中生有编造故事，恶意造谣抹黑中伤。

　　中国古人讲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说，曾经以“云南赛家鑫李昌奎案”、“安徽合肥少女被官二代烧伤毁容事件”、“女大学生身患绝症遭生母抛弃”等首发新闻报道扬名天下的格祺伟记者，肯定也会有这样的不足，那样的缺点，甚至其采写的个别稿件，也可能会有瑕疵，但是，“挑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长期将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作为主要攻击对象”之类的表述，颇具祸国殃民之“文革”的色彩，富有肆意“扣帽子”的味道，而且涉嫌侵犯名誉权，乃至跟诽谤罪都脱不了干系。

　　换言之，湖南衡阳市警方刑拘格祺伟，不排除“整人”之嫌疑。

　　又如，据媒体报道，此次被北京警方刑拘的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旗下《新快报》记者刘虎，不仅在2013年7月29日上午，实名举报了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称其任职重庆期间在处理国企改制事宜上涉嫌严重渎职，致数千万元国资被侵占，涉事企业职工举报多年无果，而且还实名举报了上海高院代院长崔亚东、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杜航伟等官员。

　　诚然，北京警方至今未公开刘虎被刑拘的具体原因是否跟上述举报有关。但是，有关部门是否查证上述举报了，而结果又是如何呢？何况，依据客观存在的公权力运作之某些“特色”，我们有理由相信，北京警方也许接到了什么异常的指令，从而使得刘虎可能成为“整人”行动的受害者。

　　家喻户晓，2012年12月6日上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突然连发三条微博，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涉嫌学历造假、骗取“走出去”信贷、包养情人，引起轩然大波。此时，刘铁男正以国家能源局局长的身份出席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九次会晤并签署相关合作文件。国家发改委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铁男第一时间透过越洋电话，命令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立即联系媒体“辟谣”。在罗昌平举报当日，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通过媒体表示，举报内容纯属造谣，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很快，官方的如此表态传遍了国际互联网。

　　但事实证明，官方的“辟谣”，才是地地道道的“谣言”。换言之，在刘铁男的问题上，官方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其不仅造谣，而且与包括官方媒体等在内的众多机构或者个人在“传谣”。

　　然而，谁为此担责了？谁又因此被绳之以法了？

　　直言不讳地讲，在网络“传言”中，有相当多的都被证实是所言非虚，而不少像刘铁男一样的贪官污吏、社会蛀虫都因为“传言”被党纪国法所严惩。

　　可是，如果警方当时也以打击“制造传播谣言”为名出手，那么，罗昌平定然也会像刘虎、格祺伟等媒体同行一样地被“带走”。

　　当然，就全局而言，各地公安机关在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中的诸多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遍布中国公权力机关的“矫枉过正”的历史教训，以及文革式的“整人”行动，可谓多如牛毛。因此，各地公安机关不得不铭记“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的古训。

　　另外，纵观当下有关打击网络谣言的新闻报道，其中不乏警方强加诸如“寻衅滋事罪”之罪名的丑恶现象。

　　其实，2013年8月29日，习近平在大连高新区考察时所讲的，不能什么“菜”都装进高新区筐子里的话所体现之逻辑，亦理当成为中国各地公安机关响应中国公安部开展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之指南针。也就是说，中国各地公安机关不能将网络言论者都全部“装”到寻衅滋事罪之类的“筐子里”。

　　总而言之，笔者罗竖一认为，勿使打击谣言专项行动异化为“整人”行动，否则，既是无视党纪国法，又是置习近平等中央领导的指令于不顾，也是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还是严重地动摇执政党的群众根基和领导地位，以及极大地损害亿万羲黄子孙的合法利益和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