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的大幕拉开，地方政府又迎来了“商机”。这个“商机”就是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可高兴了，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强征强拆、卖土地、和房地产商官商勾结、盖楼、卖楼、收税。这就是地方政府对城镇化建设的理解，极其狭义的理解。
按照这样的模式运作出来的城镇化，我们可以想象出最后的局面。农民背井离乡远赴千里去打工，蜗居在大城市。有的挣了钱，回老家镇上、县城买了房子，继续出来打工，城镇里的房子一直就那么空着；有的没有挣到钱，一直蜗居在外面，老家回不去了，土地已经没了，最后，我们的大城市慢慢就会形成大量的“贫民窟”。我原来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时，经常去金融所听讲座。有一次有位学者讲，中国大城市之所以没有“平民窟”，那是因为中国农民有土地、有最后的依靠。
我绝非危言耸听，也不是来给城镇化泼凉水的。我本人来自农村，我非常期望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建设，而不能再像曾经的新农村建设那样“虚假的繁荣”。
我看过很多关于城镇化的数据，“成绩斐然”，却让人无比担心。城镇化真的就那么着急吗？这是着急的事情吗？
城镇化绝对不是把农民赶进城那么简单，而是要首先为农民就近解决就业问题，然后再解决农民在城镇居住的问题。但目前我们的地方政府却搞反了，其实不是他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太在乎自己的政绩和贪腐利益，而并没有真正想去实现什么城镇化。
要就近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就要首先发展当地的民营经济。而发展民营经济，就需要重塑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企业家精神共有六个维度：诚信、担当、冒险、创新、合作、坚持。
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曾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几十万名企业家交谈。其中79%的企业领导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的成功非常重要，它是企业健康长寿的基因和要穴。正是企业家精神造就了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也正是企业家精神引发了20多年美国新经济的兴起。因此，在分析国家竞争力时，有一个专项指标就是“企业家精神”。然而，我国的企业家精神仅排在第47位，说明我国的企业家数量虽多但还未能充分的发挥企业家精神资源的最大能量。
在这里，我提出城镇化的三个想法。
第一，让企业唱主角而不是地方政府
只有企业才能就近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地方政府不能，所以，城镇化应该由企业唱主角，地方政府只需要做好公共服务、但绝不是卖地盖楼。在2013年“两会”期间，《中国企业家》杂志以“企业需要怎样的政府”为题针对100位企业家群体进行了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推动经济增长还是提供公共服务？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认为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公共服务的占83.05%，而选择“以投资型政府发展经济”的仅6.78%，不及前者的十分之一。但是，在城镇化巨大的“商机”面前，地方政府可能并不会“善罢甘休”，这将是城镇化最大的阻力。
第二，培育能够重塑企业家精神的土壤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从零开始，以40%的资源，完成了60%的GDP，承担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和82%的新产品开发。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民营企业的地位并没有真正得到尊重，企业家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可谓“血流成河”。
无数的案例表明，政府所有的干预都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这也是当前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从中央到地方，从意识形态、法律（尤其是产权保护）、政策、经济支援、公权力等方面真心支持民营经济，培育好土壤，帮助企业家精神的回归。没有企业家精神，就不可能有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
第三，重建考核地方政府的指标体系
用GDP考核地方政府，犹如用利润考核企业一样，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地方政府应该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民营经济和民生的发展，而中央政府也需要重新建立包括GDP但不局限于GDP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中应该包括企业家精神、当地民营经济的数量和寿命、当地农民在当地就业的情况，并科学地设置权重。
（龙吟山论道，颜伦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