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国内GDP增速为7.5%，上半年的GDP增速也仅为7.6%。可见，在国家实行主动性经济减速的背景下，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显现。随着近期贷款利率下限的放开，利率市场化也开始加速推进，管理层拟放开贷款利率下限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于是，改革红利再度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

  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特别自1992年的南巡事件以来，经济的发展势头有增无减。据统计，在过去三十四年的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年均增速高达9.2%，而近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速更是达到了10.7%，中国也于近年荣登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然而，细心的朋友也许会发现，在经济高度繁荣的背后，社会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其中，以观察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18，而在2010年却飙升至0.61的水平。一般而言，基尼系数处于0.4以下的水平时，意味着社会发展良好，相对压力较小。而当基尼系数超过0.6的水平时，则意味着社会压力很大，贫富差距也是相当严重。

  纵观过去34年，社会投入与产出之比也是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以GDP与M2余额之比值为例，1996年两者之比约为1:1，显示出社会均衡式发展，产出矛盾不明显。而到了2003年，两者之比却呈现出加速扩大的迹象。截至2012年末，GDP与M2余额之比扩大至1.9:1。

  针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管理层也充分意识到过往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盲目性。新任管理层力图以改革促进制度红利，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将制度红利惠及百姓。于是，譬如养老金制度改革、房产税改革、城镇化推进、棚户区改造等政策开始逐一推出，以充分释放出改革红利。

  近日，有外国媒体认为，当前中国的改革红利与人口红利已经达到极限，对于改革红利而言，由于国企的长期垄断，压制了民企的持续发展，导致民间投资热情低下，未来管理层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虽然近期管理层不断下放行政审批权，也开始对部分垄断行业进行整改，但是由于历史的长期积淀，大型国企的垄断地位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因此相应的改革红利也会受到局限。

  不可否认，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拐点。以颇受社会关注的人口红利为例，其作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也可能于未来一段时期内逐渐消失。根据今年1月份的数据统计，2012年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绝对值下降的现象，较上年减少了345万人。另外，当前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高达13.26%，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也高出7%的全球老龄化标准。

  过去二十年，中国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以及高增长的局面。然而，随着社会矛盾的持续加剧以及过往中国独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的逐渐消退，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经历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然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但是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且社会体制发展相对缓慢，由此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严重阻碍了社会改革红利的释放。

  针对当前的社会危机，中国也必须摒弃过往的发展方式，同时应该开辟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样一来，才可以解决当前改革红利面临的极限挑战。不过，面对近年国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笔者郭施亮对此有如下观点。

  第一、改变过去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盘活存量资金促经济发展成为未来的主导方向。目前，社会的储蓄量巨大，有数据甚至统计出当前中国全社会的储蓄量已经超过百万亿。中国百姓钟情于银行存款，宁愿每年跑输通胀增长率，也不可进入各项的投资渠道。实际上，在中国存在着“两多两少”的现象，即中小企业多，融资渠道少；民间资金多，投资渠道少。然而，这两种现象又存在着共性的矛盾，正因为国内的投资工具不能形成有效的收益保障，相应承受的风险巨大，也就造成了中国的投资渠道难以吸引庞大的银行储蓄资金。因此，盘活存量资金成为当务之急，而投资拉动经济，片面强调经济数据的发展模式也理应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全面推行城镇化，也被媒体称为是当前最大的改革红利。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为52.5%，基本达到全球城镇化平均水平的标准。然而，若以户籍城镇化作为衡量指标，中国35.27%的户籍城镇化率显然落后于全球的均值水平。于是，管理层以大力发展城镇化作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任务。另外，近期兴起的棚户改造工程也受到了社会的肯定。当前全国约3亿人生活在棚户区，而通过棚户改造来改善百姓的基本生活，也有利于促进国内的消费力。不过，笔者认为，如今的城镇化发展不应以数据作为发展的目标，更应该落实到细致的地方，如户籍、教育、生活配套等。否则，盲目追求城镇化率只会是过往四万亿投资计划的翻版。

  第三、养老金体制改革，拟进一步健全当前的养老金制度。近期有消息指出，养老金体系的改革方案或将于今年8月底形成，并将于年内出台。然而，养老金制度的失衡运作也备受社会的批评。其中，养老金双轨制度更是急需改革的内容。另外，养老金缺口、养老金储备量、养老金的投资运营、延迟退休等问题或将在新的养老金体系改革方案中强调。但是，笔者郭施亮认为，假若改革尚在过去的制度上进行小修小补，而不能从根本上触碰利益红线，则改革促制度红利的空间也就遭到极大的限制了。

  如今，中国仍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随着基尼系数的持续飙升，社会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国家希望通过改革促使制度红利来惠及百姓，进而提振中国的经济。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存在太多的利益链条，而每一个涉及社会民生的制度也牵涉到各大机构的切身利益。因此，中国必须强行冲破利益红线，开展彻底性的制度性改革。否则，改革红利也只能是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