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商业银行之间的货币市场发生的“钱荒”，再次印证了调整经济结构的严峻课题。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资金紧张风波表现为商业银行间的拆借问题，其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一些媒体将其归咎为实体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相当一批企业处于亏损或亏损的边缘，大量资金才被迫空转，或转向房地产或地方融资平台等非生产性领域。中国前五年或前十年那种依靠高负债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已经难以为继，现在进入了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过剩经济的市场表现为，工业制造品价格走低，市场需求减弱，产品供给过大，制造业对于上游原材料的需求回落，而这种趋势是否会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暂时还无法判断。但是，在消费市场方面，我们同样遇到了困境，居民消费价格虽然有所回落或者说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对于工业制造品的需求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好转之势。

钱都去哪里了？一些经济学家和媒体，甚至是中央高层都十分奇怪。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核和央行出面澄清对于实体经济的货币注入，其实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钱究竟去哪里了呢？有媒体甚至是专家曾经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和投资领域做过相对理性的研究，就连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先生也曾对媒体表示：“中国的房价3-5年之内不会回落。”尽管中央一再推出新政稳定房价，但是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本文不想对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做分析研究，只想分析一下过剩经济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何种困难和威胁。

不容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现在面临的一大难题便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可以说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美国、欧盟、日本同样有这个问题。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高投入，高回报，还有一个就是高风险。何为高风险？一旦需求不再旺盛，特别是国际市场的需求不再旺盛，这个问题就将明明白白的摆在大家的面前。单单靠解决需求端的问题就能解决吗？靠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就能解决吗？事实证明，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想根本性解决是不可能的。

产能过剩需要市场调节和政府抓手双管齐下。市场经济自有调节产能过剩的机制，价格调节，优胜劣汰，甚至是全球市场的开放式调节。未来中国发展扩大内需是一个关键，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可以在稳增长的基础上主要靠国内市场消化，但是，一些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应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来寻求出路。政府与企业应当顺应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形势，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中国过剩产能。

调节产能过剩的关键是要看中央政府的态度和力度，该撤的撤，该关的关，该整合的整合，该投资的投资。积极鼓励技术水平较高的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的没有竞争力的则应尊重市场竞争的逻辑，盲目“托底”也没有意义。

长期倚重出口的确给我们带来的过去10年的高速发展期，这个是谁也辩驳不了的。但是它也会带来了一系列内部和外部问题，本文不会在此做过多的论述和分析。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出口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的有力引擎，但是传统的以资源性产品、初级加工产品，政府补贴产品等等的出口模式，必须要转变了。因为这些优势在现在的中国似乎已经越来越微小了，甚至是慢慢消失了。如何调整呢？制造业的转型似乎不可避免，就像李克强总理坚持的不给资本市场放水，明显表明了中央对于下定经济结构调整的态度和决心。出口企业转型依然是要靠市场调节，政府抓手只能是给政策，给优惠，给机会，仅此而已。意味的保护一些弱势企业和产业，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一种伤害。相反，积极鼓励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即使未来贸易战愈演愈烈，我们的企业和政府还能够依靠国际商法等贸易规则去争取。。

结构调整还与去杠杆化紧密相关。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将高杠杆化的危害暴露无遗。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各国去杠杆化的步伐快慢不一。美国资产价格调整在2008到2009年一年之内调整完毕。日本已经用了二三十年，欧洲也已用了五六年。中国的资产价格调整则未能真正启步。无论是被动抑或主动去杠杆化，在此次调结构的过程中，均应考虑到底哪些应该把钱注入哪些行业，哪些企业，直接投资似乎比间接投资更易看到效果。

本文最后，还想表明这样一个观点：过剩经济其实只是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一种困境，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努力调整经济结构，被动的调整经济结构往往伴随着周期性的紧缩与阵痛，这将极大地考验着政府与国民的忍耐力。现在，中国GDP增速有所下滑，财政压力增大，呼吁政策刺激之声再起，如果迎合这种诉求，实际上不过是回到“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老路。能否闯过这一关，要靠决策者以政治家的责任感，增强调理经济结构的紧迫感和自觉性。现在似乎已经到了中央政府下定最后决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