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2013年第1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了土地招商县际竞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分析了随着约束条件转变中国经济需要进行的结构调整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地区竞争主要表现为县之间使用土地招商引资竞争。层层承包责任合约的施行将中国的土地权利向个人进行了事实上的界定，但这种界定又是不完全界定，因此必然导致“过度投资”。不过后者在潜在人口红利以及欧美高工资、高福利导致超强国外吸收存在的条件下，反而催生了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但当国内劳动力供给出现刘易斯拐点和欧美消费率下降时，便需要我们检讨土地招商竞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向个人界定可能是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关键选择。

关键词：地区竞争 招商引资 人口红利 租佃分成

中国经济持续30余年的高速增长，很难用主流经济理论解释（张军、周黎安，2008）。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众多制度安排看来并不完善、不合理现象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实现的，甚至是在看起来不大可能实行的情况下实现的（张五常，2008,p.96-97）。如何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更是个难题（张军，2010）。

现有文献从多个视角指出了中国的增长经验“验证了”已有的若干理论，但鲜有学者在刻画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特征化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出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张军，2010）。然而，张五常根据其近三十年对中国增长的近距离观察，从竞争角度构建出新的增长假说：资源稀缺使竞争无可避免，而竞争准则决定了经济绩效。在无数可供采用的准则中，惟有市价准则不会导致租值消散。在经济学意义上，租值的高低与财富的多少是硬币的两面，租值消散最小化也就意味着财富最大化。因此，一般来说，市价准则是促使财富增长最快的竞争准则，市价准则主导下的竞争是促进财富最快积累的竞争方式[②]。

中国的经济成就与地区竞争密不可分。考察地区竞争的主流文献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从财政分权和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入手探索竞争的机制；二是把地区竞争与中国的政治集权以及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晋升制度联系在一起，来解释竞争的形成（张军、周黎安，2008）。

可是，竞争本身无需强调，竞争的具体方式及竞争准则才应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③]。令人遗憾的是，主流文献却往往对此语焉不详。张五常关注的恰是竞争的具体方式和准则，他用层层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建立一个土地使用的“佃农理论”，对地区竞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中国经济增长给出新的解释。他关注的是土地被使用的方式[④]2008，p.124-125）。，指明了地区竞争最激烈也最重要的乃是县际竞争，而县际竞争又主要围绕土地使用而展开（张五常，

县际之间竞争的具体方式主要是招商引资，而用以招商引资的核心资源正是土地。问题是，政府对于土地的拥有毕竟不同于地主对于土地的拥有，因此县际竞争的“佃农理论”应该有别于“地主—佃农”模式下的佃农理论的地方。由于土地名义所有权和实际使用权存在分离，“过度利用”、“过度投资”将无可避免。而假如土地真的被“过度利用”和“过度投资”的话，又怎么可能和土地租值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长期相容？对此，张五常并没有给出解释。实际上，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矛盾”不只在于此。中国的高增长是与低消费率、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双顺差这些看起来与主流经济理论格格不入的现象相伴随而存在的。那么，这些独立看来不合理的因素到底是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彼此匹配才成就了中国的高增长的？当约束条件改变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又会怎样？本文将对此给出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增长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实现的非常态高增长。20世纪60、80年代的婴儿潮为后来中国经济的成就提供了潜在的人口红利，土地“过度利用”、“过度投资”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也形成了巨大的“过剩产能”，而欧美发达国家长期施行的高工资、高福利政策导致的进口扩张，恰恰为中国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出路。当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开始显现，而西方的高福利政策亦难以为继的时候，中国增长模式便不可持续，经济结构转型迫在眉睫。政府可以考虑进一步改革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产权，提高国人资产性收入，切实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实现经济转型。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张五常县际竞争佃农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及不足之处；第三部分说明中国过去几十年潜在的人口红利与欧美国家高消费率相结合，是县际土地招商竞争制度催生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第四部分说明土地招商竞争制度催生经济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迫切需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第五部分说明结构失衡之所在，提出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政策建议，并且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给出一个预测。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县级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租金分成”关系。县级财政可分得增值税（全国统一为17%）的四分之一，1994年后县际竞争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招商引资、扩大税基。增值税仅与投资和生产活动本身有关（土地、房产当然不可或缺），与收入或利润无关，因此，将增值税理解为政府向土地租赁者抽取的固定比例租金更合适。

长期以来，人们深信，土地在固定租约下比在分成合约下能得到更有效率的使用（马歇尔，1890）。显然，相对于与店主收入分成的合约安排而言，一个每月只交纳缴固定租金租下商场柜台的人，经营的积极性一定更大。这也是为什么经营承包制（类似固定租约）曾经在中国改革初期曾大行其道（张军，2010）。不过张五常（Cheung, 1969）对台湾租佃关系的经验研究表明，只要分成比率可以根据土地的条件做出相应的调整，分成制就可以满足土地使用的效率条件；只要分成比率有着充分的弹性，分成合约就是有效率的。

分成合约无效率的结论源自分成比率固定不变的假设。在理论上，分成比率固定不变类似于一种价格管制，会带来某种租值消散。可问题是，中国的增值税率是全国统一的，这无疑相当于一个固定的分成比率，那么又怎么能够实现土地的有效率使用呢？对此，张五常给出的答案是，可以用地价调整来替代分成比率调整，从而达到有效率的土地使用状况。县政府向“佃农”收取的地价，可以是负值。把土地价格视作地租，负地价代表地主提供着无限调整的机能，只要分成比率落在一个不离谱的范围内，在这机能下有效率所需的边际相等条件永远可以达到（张五常，2008，p.132-133）。事实上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等因素，县际间投资环境和潜在投资回报参差不齐，执行相同的增值税率必然导致一些县很难吸引到投资。而所谓地价可以为负，就是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县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免费的厂房和改进基础设施来吸引投资者，这正是在中国实际发生的事情（张五常，2008，p.133）。

一个关于县际竞争的“佃农理论”于是浮出水面。

根据这个理论，张五常进一步解释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为什么能在短时期内赶超珠三角。在他看来，是因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造就的县际土地招商竞争机制形成时，长三角地区的初始条件更为优越。由于之前没有明确的分税制度，较早开放的珠三角地区领导人在推进外资、民营企业土地集约化利用上存在激励不足，等土地的招商引资作用凸显以后，珠三角地区在土地使用上的调整弹性已经落后。这降低了县际间的竞争效率，从而造成珠三角被后来者超越的局面（张五常，2008，p.128-129）。

自然，这也引出了政府角色问题。经验上，世界级的工业园在长三角一带崛起，美观的园艺与现代化的设施，通常是由县的干部策划的。这经验也提醒我们，单靠市场而完全排斥政府作用，未必是最有效率的（张五常，2008，p.149）。当然，什么事情政府可以做得更好，什么事情市场可以做得更好；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在怎样的条件下同样的事情政府可能又做不好，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并且没有简单、明确的答案。

把县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处理成“租金分成”的关系，县际竞争即可视为各自追求租金最大化的过程，经济增长于是与土地租金增长相对应起来。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制度的独特而又简约的分析框架。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分析框架指明了地区竞争的主要形式是县际竞争，县际竞争又主要围绕土地使用而展开，这就使我们可以方便地考察“县际之间竞争的具体方式是什么？”这样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泛泛地讨论抽象的竞争。

正如直观观察到的，县际之间竞争的具体方式主要是招商引资，而用以招商引资的核心资源是土地。可是，政府对于土地的拥有毕竟不同于地主对于土地的拥有，因此县际竞争的“佃农理论”就不能等同于“地主—佃农”模式下的佃农理论，但张五常对此却未做说明。

产权理论告诉我们：任何有价值的资源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巴泽尔，1997）。事实上，层层承包责任合约正是一种产权界定和交易合约，即中国的土地在事实上是进行了向个人的权利界定的。不过，这种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导致产权界定不充分、不完全的原因，主要不是界定产权有费用的缘故，而是因为法律规定名义上土地属国家或集体所有的缘故。实际所有权和名义所有权不一致必然导致产权界定不充分、不完全。

张五常（2008）的重要贡献，是指出了负地价具有在增值税率（分成比率）固定的条件下，作为替代分成比率调整来使土地达到有效率的使用状态的功能。这一分析依赖于产权清晰界定到个人这一前提条件。但这个前提条件显然不成立。产权理论同时指出：产权不被清晰地界定给个人，资源就会有过度利用发生，就会被低价使用。实际上，土地“过度利用”、“过度投资”的确是无可避免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别的国家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发生。因为在这些国家土地是私人所有的，政府如何拿它招商引资呢？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之所以出现别的国家没有过的激烈县际竞争（招商引资），原因正在于土地名义所有权和实际所有权的分离。所谓“过度利用”、“过度投资”其实与激烈竞争是一回事。

问题是，假如土地真的被“过度利用”和“过度投资”的话，又怎么可能和土地租值增长（经济增长）长期相兼容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是怎样实现的？其约束条件都有哪些？

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是中国的重要约束。

人力是相对意义上的资产。假如人没有活干，不能创造收入，那么人力就不仅不是资产，可能还是负资产。人要吃饭穿衣，人的衣食住行都需要收入流维持。如果没有工作，劳动力不能创造收入，那么社会就会不稳定，甚至陷入动荡。因此增加就业，创造收入就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就业长期是中国经济的第一要务。

但是单靠国内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能否有效整合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是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县政府依靠国有土地进行招商引资，虽然存在着“过度利用”和“过度投资”，但是如果因此而形成的“过剩产能”能够被外部世界吸收，那么反而可以起到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实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

中国的人口不是一般地呈现出规模庞大的特征，而是爆炸式的增长并且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强制推行条件下形成的庞大人口规模。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显著地经历了两波婴儿潮。一波是在上世纪6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20-30%的水平；另一波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两波婴儿潮，尤其是60年代的婴儿潮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从上个世界60年代开始，中国适龄劳动人口逐渐上升，到2004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2%（李扬、殷剑峰、陈洪波，2007），加之由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推行，中国社会的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处在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过的低位上，经济社会在整体上呈现出典型的青壮年特征。

一个人，身强力壮年轻的时候是需要储蓄以备老来之用的。在一个人口结构正常稳定的社会里，中青年人生产和储蓄，老年人、青少年消费。当中青年老了的时候，孩子们又成长为中青年。从社会整体来看，这样的社会储蓄和消费相协调，可以不借助国际社会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可以追求国际收支平衡。但是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不是正常稳定的状态。中国社会呈现出典型的青壮年特征，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作为国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必然表现为贸易顺差，否则，经济均衡增长就无法持续。在这段时期之内，中国经济是不可能靠自身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高增长的。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就处在这样的时期。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处在这样的时期。

我们认可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对于消费的抑制作用，也不否定教育社会化程度低等因素对于消费的抑制作用，甚至承认高房价对于消费的抑制作用。但是，即使考虑到上述因素，中国作为一个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体，巨额贸易顺差仍然难以避免。

不少人反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认为这是在补贴外国人。殊不知，这是一个享受巨大人口红利、呈现显著青壮年特征的国家在进行储蓄。储蓄，是为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的到来。今天我们享受人口红利愈大，未来老龄化问题也会愈严重。那时，我们的消费率自然会上升，储蓄率自然会下降，经济的储蓄就会小于投资，贸易收支极可能会出现逆差。我们今天获得了贸易顺差，拿它做国外投资，投资收益可以为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支付贸易逆差。当然，有了贸易顺差，不意味着就能用好贸易顺差，投资并不总是赚钱的。但谁来使用，如何使用贸易顺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我们可能使用不好贸易顺差，就说贸易顺差本身不好。

逻辑上，一个国家经常项目呈顺差，那么资本项目就会呈逆差。但是，中国在过去却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双顺差。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土地优惠、税收减免，大量的对于外资的优惠政策是资本项目顺差的重要原因。不否认，双顺差意味着我们一边向人借钱，一边又把钱借给别人[⑤]。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扭曲”在过去是有积极作用的，作用在于通过外资的流入让国外的技术、管理、关于生产和市场的知识与我们众多的人口相结合，形成了现实的生产力（罗长远、张军，2008；朱锡庆，2008）。人力不仅是相对资产，要工作，获得收入，否则就会变成负资产，而且人力具有非储藏性，能用要尽可能地用[⑥]；人力还是主动资产，可以通过干中学，积累人力资本。所以，“扭曲”背后暗藏着巨大收益[⑦]。

土地国有、“过度投资”、双顺差，所有这些不是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障碍，而是原因。如果没有潜在的巨大收益，一个扭曲政策下的经济怎么可能高速增长三十年？当然，我们得承认，这种扭曲政策存在很大的负面效应，表现为资源过度开发，环境破坏严重，居民收入未能同步增长，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承担着越来越高的风险。更要紧的是，中国县际土地招商竞争之所以收益能超过成本，不仅要以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前提，还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所谓有利的外部条件，核心是我们形成的巨大产能要能够被外部世界有效吸收。这两个条件，在过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或者有利外部条件的转变，上述成本收益计算就会发生逆转。道理很简单，当劳动市场上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增加就业的好处就减少或者消失了，但是扭曲和过度投资的代价却仍然在那里。而当外部需求不能有效吸收我们因扭曲和过度投资而形成的巨大产能的时候，那么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双顺差这样的增长结构，以及与这样的增长结构相伴随的高增长就很难维持了。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有四个大事件不可忽略：一是IT革命；二是柏林墙倒塌，众多前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转轨市场经济；三是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推行；四是凯恩斯主义的盛行。

IT革命使得供给端更加有效率，而柏林墙倒塌，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则使得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商品价格，使得美国长期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压力；没有通货膨胀美国于是可以继续扩张货币。不仅仅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日本最为典型，差不多整个二十年都实行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然而经济并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表现出通货紧缩。

实际上，没有通胀只是货币超发的有利条件，货币超发背后的激励机制则在于当今世界的政治体制。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不是终生制。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政治家们考虑短期一定胜过长期。能够超发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任何人都会超发。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原因也都在于当今的政治体制。凡事都有代价，民主的代价是领导人会讨好选民。今天西方世界福利主义盛行，财政赤字高得令人咂舌，就是民主的代价。

无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西方世界因此出现寅吃卯粮的状况。货币扩张，当然会带来短期的高增长；赤字财政，福利主义，把未来的钱叠加到现在花，当然会产生短期的繁荣。说短期，由于参与者众，其实是可以很长的。正是这些因素的累积作用，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增长；而高消费、低储蓄的西方生活方式得以维持。

一方面是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的高消费、低储蓄，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独立看哪一方面都是不合理和不可持续的，但是两方面合在一起却有效实现了作为世界经济整体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近二十年的高增长。甚至可以这样说，因为西方国家的低储蓄、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中国经济的低消费、高储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不仅不是坏事，反而可能是件好事。它有效地将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成为现实的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

问题是，这趋势能够持续吗？过去的短期政策是不是到了长期必须支付代价的时候了？

今天，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剩余劳动已接近用完，以不变价格获得无限劳动供给已无可能（蔡昉，2011）；短期里也很难出现新的重大技术革命。今天，过度发行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的时代已经去而不返了。所以，即使在主要经济体深陷金融危机之时，大宗商品价格就已经出现轮番大幅上涨。另一方面，由于持久的财政扩张和高福利政策，特别是欧洲国家，政府负债已经达到了极限，面临或者深陷债务危机。

扩张货币，当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时，因之带动的经济扩张就再也不能为继了；赤字财政，当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了无以复增的地步，因之而起的经济繁荣就要走上回归之路。华尔街金融危机不仅是金融危机，同时也是经济危机。危机不是因为经济现在出了问题，而是经济过去出了问题。即使还处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已经不得不紧缩财政了[⑧]。个人和家庭，也不得不紧缩开支。美国的储蓄率已经开始上升，负储蓄率状况正在改变。

过去二十年，世界经济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增长，未来世界经济将从过去的非常态高增长回归到常态增长，现在低于常态。然而即使恢复到常态增长也面临困难。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之路的艰难曲折就是证明。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低消费、高储蓄、过度投资未来将不会再是好事，而将走向反面变成坏事。毕竟，外部吸收降下来，过多的不能被消化的产能就会变成通货紧缩的原因。未来，低消费、高储蓄、“过度投资”将不会再是高增长的驱动力，而只会成为高增长的障碍。这还仅仅是从外部吸收下降一个角度来看，从土地招商竞争制度收益下降角度看也是如此。虽然在未来十多年里，人口红利还会继续存在，但是劳动市场上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也意味着，基于土地优惠、税收减免，以招商引资为主要形式的地区竞争，其潜在收益下降了，毕竟再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配置的机会了，土地招商竞争制度的成本收益对比正在或者已经发生逆转。

既然土地招商竞争制度催生经济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就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了。

世界经济存在重大结构失衡，但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人民币汇率低估，而在于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以及中国经济存在着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人民币名义汇率可能低估，但由于没有价格和工资管制，实际汇率是不可能长期低估的。况且，就算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人民币升值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会因此而改善，美国的就业也很难增长，因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美国根本就不具有比较优势。升值不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不减反增；升值多了，无非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变成为对印度、越南的贸易逆差。二十多年前，美国就说日元低估造成了世界经济结构失衡。在美国等国家的压力下，日元大幅升值，但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却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汇率不是结构失衡的原因的鲜活证明。

柏林墙倒塌，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市场经济，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按说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是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二十年里，由于来自新兴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上升了，这才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西方国家不去除高福利、高工资，是不可能面对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的，世界经济是不可能重回高增长、低通胀轨道的。但这样的调整因为政治制度的约束显然不容易。法国只是要减少一点福利，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就遭到了工人的罢工反对。希腊政府财务状况恶化到了国家破产的边缘，民众竟然集体反对紧缩措施[⑨]。可是，继续扩张需求的政策已经不能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了，不但不能，反而可能会加剧结构失衡。

应该说，直到今天人们对于经济波动的原因与性质，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世界有病，病在西方。西方之病，病在民主政治，病在福利主义。不是要反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而是要强调：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定货币相协调。假如我们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那么此一大难题，才是西方国家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

从中国来看，则要实现经济增长主要由出口和投资主导向主要由消费拉动的转型。为此，必须解决经济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要解决“投资冲动”，就得明晰产权，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降低政府对于具体经济活动的介入程度，从根本上改变软预算约束状况，增强财务纪律。未来，地方政府基于土地优惠、税收减免而开展的招商引资，其负面作用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应该说，是取消外资优惠，实行外资、内资相同国民待遇的时候了。提高教育的社会化程度，健全医疗、失业、养老保障制度，当然有助于提高消费率，但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要达到使消费倾向有显著增加的程度财政将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中国经济社会还处在转轨过程中，人们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化所要面对的不确定性，消费倾向也不容易提高。增加消费，根本一点于是还是要增加百姓收入。收入和消费其实是一回事，有了收入人们自然会消费；没有收入，想消费无从谈起。

获取收入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劳动收入，一种是资产性收入。现在土地、矿藏、森林等重要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等于是把老百姓通过资产获取收入的途径切断了。为什么中国政府那么有钱，老百姓却消费不足？因为政府拥有的资产太多了。收入不过是资本（资产）的利息，没有资本（资产），怎么会有收入增加？重要生产要素不交给个人，国内消费是不可能上去的。经验上，国有经济比重高、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的经济体，罕有消费旺盛的。要考虑把土地、矿藏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个人，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可以先从宅基地开始，从把国有企业的股权界定个给个人开始，然后再到其他的资产。现在除了房子，老百姓基本没有其他资产性收入渠道。但高房价只有富人、特权阶级才能分享到好处，老百姓在房价上涨中是被剥夺的，享受不到好处，相反还要承受高房价带来的压力。

在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那么能够吸纳过多货币的载体就受到限制。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除了货币发行过多的缘故，也与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大量收入缺少承载的载体有关系。在一个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个人所有的经济中，每一寸土地都会成为吸纳过多货币的海绵。在西方，房地产可以有泡沫，但是仅仅因为土地私人所有的缘故，他们的泡沫就不会有我们大。房地产泡沫具有巨大危害。且不说房地产泡沫可能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也不说房地产泡沫会剥夺穷人，补贴富人，造成两极分化，房地产泡沫会增加制造业的成本，长期里将严重伤害制造业的竞争力，这对中国是致命伤。

中国经济不仅要面对结构调整的困难，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问题，还要面对将来老龄化的问题。当前则面治理通货膨胀的问题。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在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推行强大刺激计划，世界经济企稳回升但基础并不稳固情况下发生的通货膨胀；是在世界性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并且存在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情况下发生的通货膨胀。这意味着收缩货币虽然是必须的，但是只能慢收。为此中国要治理通胀，增加吸收货币的池子就有必要。把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要素界定给个人，让每一寸土地、每一种生产要素都成为吸收货币的海绵，这样不仅是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根本途径，而且也可以有效地把价格水平压下来。

这些需要改革，但改革再也不是帕累托改进了，而是利益的深刻调整，面临很大的阻力。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里将回归常态增长，与此相适应，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从非常态回归到常态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的确，无论从需求方面看，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的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很可能会回到一个7%左右的中高增速时代。

 

Xie Zuoshi Chen Gang Wang Yanan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The paper points out limits of Cheung(2008) for inter-county competition land investment driv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presents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policy measures given the constraints changing. The regional competition demonstrate contest between countries through attracting capital using land. Descend level responsibility contracts mean, the land right is de facto not fully defined, which will nevitably lead to resource over-utilization and over-investment. The latter, as well as potential population dividend and European and American high-wage, high welfare, gave birth to the long-term high growth in China. The coming of Lewis turning point of domestic labor supply, as well as declining consumption rate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prompted us to rethink the persistency of the land investment competition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Defining factors of production to individual to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omestic consumption, which is a choice to restructure China's economic.

Key words: China’s miracle; Regional competi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Growth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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