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2011计划"，又称为"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继211、985之后第三个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性计划。据了解，首批入选高校评审结果11日正式公示。

　　客观而言，此次实行的“2011计划”相较于以前的“211工程”、“985工程”来说，有所创新，打破了以学校为主体的入围方式，而是大力推进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的协同——从入围的14个项目看，都不是某一所高校独揽，而是几所高校、科研机构或者企业的“协同”，比如，“江苏先进生物与化学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主要协同单位就包括南京工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这体现了这一计划的特点，打破学校、企业、科研院所的壁垒，大力推进校校、校所、校企、校地以及国际间的深度融合。但是，毋庸回避的事实是，这一计划，还是由行政部门主导推进，这也就无法回避行政化问题，而众所周知，行政化正是创新的最大障碍。

　　有舆论解读，“2011计划”是产学研的2.0版，这比较形象。随着而来的问题是，这一2.0版是否就解决了老版本的问题？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产学研一体化的概念，并以美国硅谷和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与128公路的关系，来论证产学研一体化的重要性。可是，现实中，产学研做得并不好，一方面，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很低，超过90%的科研成果在通过验收后就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产学研反而让大学充满浮躁之气，有的教授弄出一项发明，马上就自立山头开公司。再就是，在科研项目中，学校间也有合作，可是在利益因素左右下，“合作”出现“五同现象”——即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定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遇到分歧“同室操戈”,最后变成“同归于尽”。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我国大学严重行政化、功利化，缺乏现代大学制度，即“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于是，在产学研一体化过程中，出现两方面问题。其一，很多学校将办学重心定位为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即服务产业发展），引导教授高学术研究、申请课题、发表论文、申请专利，却忽视了大学的核心功能是人才培养，而在国外大学，学校进行的学术研究、产业服务，是为培养一流人才服务的——给学生成长提供科研和实践的平台。

　　其二，对教授的评价不是教学评价和学术同行评价，而采用功利的行政指标评价。在产学研一体化中，大学教授是重要力量，但他们的价值体现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上，而不是实现“产业化”上，如果一名教授搞出一个成果，就由自己去实现其产业化过程，那么，教授的价值将局限在这一成果，而且，由于其有可能并不善于经营，而导致产业化难以成功。合适的方式是，教授做自己擅长的事，把产业化的过程交给专业的社会人士来做。在美国高校，学校对教授的职责确定十分明确，如果一名教授有成果转化，他可以以顾问身份参与产业化的过程，但必须在一、两年后做出决定，是在企业还是在学校，绝对不能横跨两界。而在我国，有教授身份，编制在学校，却又从事企业经营的并不在少数。武汉大学去年曾出台规定，为鼓励教师创业，可保留专业技术岗位时间最长可达8年。

　　“2011计划”的推出，应该说，注意到以上这些问题，但这是用行政力量解决，而不是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解决。在行政管理思维下，作为2.0版的“2011计划”很可能重演老版本的故事——没有办学自主权的大学，很难有明确的办学定位；在行政指标的压力下，学校更加重视学术研究、产业服务，而难以理顺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产业服务三者的关系。

　　只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才能让大学回归到教育和学术本位，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又出现一批具有原创价值的科研成果。因为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学校办学不是对行政负责，而必须对教师和学生负责——为培养一流的人才，学校必须在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方面花功夫；学校对教师的管理和评价，也不能再用行政化的指标，而会采用教育指标和学术指标。分析美国大学和产业发展的关系，很难看到政府的影子，而都是学校办学发展、企业竞争的结果。

　　从全世界范围看，世界一流大学从来不是计划出台的，而需要靠学校自由竞争确立自身的地位，我国不管推进985工程，还是211工程、2011计划，其目的都是希望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不得不说，在基本的思路上，就出了问题，不能采取政府计划，而是需要政府放权，给学校自主办学营造良好的空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有现代大学制度做保障，我国的大学自然会成长出世界一流大学来，也由此涌现一批创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