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安康新城（三）
牛谦才
西 正 街
西正街全长一百五十三步。折合今公制单位
明清期间，关南道署、布政分司行署、陕西分巡陕安兵备道，以及民国期间的陕西省安石师管区司令部、陆军九十八军等军政机关驻地设在新城西正街（现军分区）。光绪年以前，俯视新城的制高点赵台山（今南门小区）与魁楼街在一条轴线。军政驻地三（天）井大院有一堵照壁墙，其对面就是魁楼街口，三点一条线，军事位置之重要可见一斑。民国初，驻军大门改在北正街便门口。
西正街有条巷子叫箭道，与陕安兵备道署相邻。它不是行人之道，也不是街巷，是清兵专门练习射箭的地方，箭有射程要求，所以道很深，南北纵向约
历史上为安康地方政绩显突者建官祠不多，上至唐代，下至清末，入祠官员十一人，建祀祠七座。立生祠祀之者有二人。光绪五年（1879），郡人为陕安总镇彭体道立生祠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清末入祠的最后一位地方官员。彭体道，字仁山，湖北宜城人，光绪二年（1876）以副将移镇安康。彭镇台的政绩归纳起来有五点：一是以工代赈，重修新城；二是查办乡下乱寇，扭转社会风气；三是筹粮济贫，安辑地方；四是捐俸资学，励生培植；五是剖修河道，兴林惠民。
彭公祠位于西正街的魁星楼口与马巷道口之间，座南向北，为三合院，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为兽医站所用，文革结束后，划归军分区家属住宅。《重续兴安府志》载，彭公祠在新城东门，笔者借此文予以纠误。
西正街朱丹池花园是已故主人朱祥麟之父朱子贵创建于清代同治年。西朱东黄（东正街黄子和老先生）两花园在安康久负盛名。
朱丹池花园对门余上华，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进士，其子余国桢，拔贡，任四川芦山、射洪等县知县。余上华之父余辉远《皇清诰封中宪大夫先考余府君墓志》现存安康博物馆。余氏宅院四间房，其中一间作出入通道外，其余三间临街均不设窗。按通常规矩，房子方位临街，万卷书码头依方位亦向街面，临街屋面前坡水短，后坡水长，而余氏四间房方位背向街道，万卷书码头，屋面坡水反其常规，前檐向里，后檐向街，令人大为不解。家兄谦安释询说，这种房屋叫“倒座庭”，寓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终于我在新城其它街道也发现类似情况的四合院“倒座庭”，除门庭通道外，临街均无窗户。
余上华被新城人称为余翰林，或余三品，也有人趣称余国丈。传说余上华入户部的第二年，即咸丰七年（1857），咸丰皇帝暗恋一起长大的一位皇姑，翰林学士私下颇多微词，资历尚浅的余上华说，把皇姑改姓变换身份后嫁过去不就行了，有位大学士说，那就恭请余大人作国丈吧。笔者与几位文坛长者言及此传说，智者如此破译：皇家出荒唐事不足为奇，余上华及学士们妙解皇家难题，亦属正常。是真是假、奇也、趣也、笑而已。不过，余三品也确是事实。知府职位通常为五品或六品，笔者收藏有光绪十三年的寿屏，落款是“赐进士出身，诰授通奉大夫，三品衔在任候补道贵州遵义府，前户科给事中加三级余上华。”
近现代，西正街不乏名人。刘锡五，清末拔贡，1912年春与旧城小北街凌大同（清末秀才）在武汉办《大公报》，公开讨袁，报馆被查封后离鄂去沪，八月上旬潜回武汉，密谋中秋攻打都督署，因泄密，凌大同等人被杀害，沉尸江底。刘锡五因在江边负责发电，得以脱险，逃赴上海，与于右任谋设民立图书公司，以开发民智。1915年，公司被封，刘锡五被袁世凯监禁，后经于右任营救得以出狱。1916年春办《民意报》倒袁，因操劳过度咳血不止，
刘裕德，子卓然，刘锡五之兄，清末毕业于陕西省优级师范，被派砖坪厅（今岚皋）任教习。1928年任安康县教育局长，倡导普及国民教育，建新学堂30余所。其子刘旸光为中国书协会员，著名书法家。其作品被河南碑林、日本友人收藏，香溪洞风景区等处石刻匾牌多选用他的书法。
西 井 街
西井街，顾名思义，因井而得名。
称其街，没有固定的道，松松散散，横着布建院落，也有变换方位，竖向筑起宅屋，门前庭后，院坝宽阔，房不相连，脊不相向，家家门前院坝齿错，凹凸不一。也因不规则的街，两边人家相距较大，有的地段比正街宽出许多。
清中期，西井街仅有五六户人家，清末至民国也才十来户人家，住户房前屋后，老桂花树，木瓜海棠，枹树、桔红树与宅子相映成辉。檐坎下芍药、牡丹、月季争奇斗艳，四季飘香。庭院浮地少则亩余，有的甚至达二三亩。栽个葱蒜，几十行萝卜白菜，几畦韭菜芹菜，轻松自如，自给自足，吃不完的送个人情或换几个小钱买油盐酱醋也绰绰有余。住户们不算富有，也没有出现提起裤腿没裤腰的那种难以支撑的穷家。日子过得还算是安稳自在，住户都是多多少少念了些书，基本属耕读传家式的既不欺不哄别人，也不会被别人糊弄的忠厚人家。
不过，西井街也出了一个叫刘超的贡生，字脉倒是不浅，外号却不怎么好听。刘超的父亲叫什么名，无从考证。以前老人都说他父亲是清末考取功名后被朝廷派往陕北神木县任知县，到任不足三月，因禁烟得罪了地方势力，被暗杀。1940年，当住在西正街的刘旸光被国民党派往神木县任党部书记时，他父亲刘卓然以刘超父亲为例，叮嘱刘旸光要谨慎行事，不可莽撞。由此可见，西井街刘氏在安康是比较有影响的。刘超善讼，外号叫倒挂刺骨玲。刺骨玲是生长于一种藤上的象指甲盖大小的玲形刺粒，每个刺骨玲就有三四个刺，刺入皮肉，疼痛揪心，如果要从伤口上摘除，一不小心就会倒挂刺伤手指，有一次，刘超进旧城刚落座茶馆，见两个茶客在开玩笑，其中一人说，我请你喝茶，晚上你请我喝酒，你要是失言，明日个出门就碰见倒挂刺骨玲。刘超正好有家信在身，趁二人不注意，取出家信塞进开玩笑茶客的包袱里，这两个人只知刘超外号，不识刘超其人。当他们走出茶馆，被刘超拦住要去官署，两方为这包袱争持不下，茶客把包袱内所装之物说得清清楚楚，刘超却说：包袱里有封信，你咋说不上来。县令打开包袱，果然有一封信在里面。官司胜诉，出署衙刘超又把包袱悄悄还给对方，败了官司的茶客才恍然大悟喊人外号招来祸事。
西井街以北有座清真寺，名西寺。新城驻防兵勇中有不少人是回民武术高手，新城移民也包括不少来自各地的回民同胞。回汉和睦相处三百多年，从未发生过纠葛，西寺是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
西井街以南街口与朱丹池花园中间有条废弃的古巷，叫官道巷，它属西井街的子巷道。西井街口斜对 魁星街，官巷道与现马巷道相对。官员从总镇署设在西井街的旁门，再经官巷道过街进马巷道，就径直入军营例行视察。省上巡抚每三年到各地巡察一次，主要是检阅驻防表演，必需经过西井街官巷道，入马巷道，才进入右营视察或检阅。清帝退位后，官巷道即废弃。
既然因井而得街名，可这口井并未给当地住户带来多少实惠。井虽古老，水质口感较差，且水位很低，站在井口揽水不敢朝下看，里面黑洞洞，瞅两眼就头晕目眩，只能凭感觉桶触水面，来回摇摆，打上水再往上揽，只有胆子大的壮劳力才敢到西井揽水。西井街的住户大都舍近求远，到南井街或城外东井担水吃。
1965年，自来水通新城，人们不再为水而愁。西井街高楼林立，人丁翻了十几倍，井不存，街名依旧。
魁 星 楼
魁星街——奎星街。两种称法作为街口标牌，都曾用过。老百姓习惯称魁楼街。
中国古代的星象家把太阳和月亮经过的天区称作“黄道”，黄道中的星宿分为二十八个星座，也叫“二十八宿”，又按东南西北把二十八宿分为左（东）青龙，右（西）白虎，上（南）朱雀，下（北）玄武四组，每组七个星宿。西方白虎七星宿总称奎宿，奎星街起始于新城西正街中段，属准奎星宿位，故称奎星街。
古人认为奎星是既主人间风雨，又主文运的神，这就更为人们所崇拜。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说：“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这大概是由奎而魁的缘由。
科举考试中取得高第者称作魁。乡试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也称魁解，进士第一名称状元，也称魁甲。酒令中的“五经魁首”源自于《诗》、《书》、《礼》、《易》、《春秋》每经所考取的头一名，即“经魁”。西方白虎七宿神君的奎宿为第一宿神，奎也有第一的涵义，“魁”与“奎”既同音，又同义，称魁兴街或奎星街不存在什么异议。
老百姓往往习惯口语化的直义喊法，因为街口形象性建筑魁星楼是最直观的实体物象，直呼魁楼街比较顺口，大众化的称谓延续至今，并未因魁星楼被拆毁而改变。
魁星楼被拆毁时间并不长，1996年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建设住宅楼才被偷偷拆掉，所以今天二十多岁的人都还记忆犹新。
魁星楼是明万历年建新城时的早期建筑。东南西北城门及魁星楼所处位置按五行对应，东为甲乙寅卯木德星君，南为丙丁巳午火德星君，西为庚申辛酉金德星君，北为壬子癸丑水德星君，中为戊己土德星君，魁星偏西代表中土，金木水火土，五行无一不缺，是古时建城的基本要素。魁星楼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魁星楼共三层，层与层之间不设楼板，也就自然不存在楼梯，楼成正方形，内四柱通顶，底层四周有内廊，对称进深
魁星楼一是象征星宿方位，企风调雨顺，颂国泰民安；二是鼓励学子心怀大志，奋斗进取，争取“魁星点斗，金榜题名”，报效国家。因“魁”有鬼抢“斗”之意，所以魁星的形象既不文，也不雅，楼内供奉的魁星点斗画像是：一个瘦猴似的人（鬼），右手握笔，左手持墨，一支脚翘起托着“斗”，另一支脚立于鳌（大龟），传说他那支笔专门用来点取科举士子的名字，一旦点中，文运官运与之俱来，如果考中进士就要在皇宫正殿下恭迎皇榜。考中头名（状元）才有资格站在鳌头之上。“魁星点斗，独占鳌头”即来源于此。乡试举人头一名（解元）是被安排在当地魁星楼（或魁星阁）接榜。新城举人张补山于道光元年（1821）辛巳科中解元，即在魁星楼接榜，但他授业时间最长的启蒙老师刘龙门（岁贡），虽祖居魁星街，却屡试不第，无缘在此接榜。
魁星街与文运文气似乎结缘甚少，倒是与武很有渊源。街西十几亩地为清军屯兵驻防右营，街南为中营，两营驻兵千人。通往右营马巷道在内，皆为魁星街范围。其中右营为重中之重，习武练兵常年不辍。清末，魁星街老户朱奉彪、谭金龙、刘吉剑（又名刘四呱子）于右营任教习，他们均是武术世家出身，马上步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飞檐走壁亦不在话下。同盟会会员刘锡五（即刘吉剑二哥）于1912年被清军围堵于魁星街，就是被刘吉剑等人靠登檐踩瓦轻功带出重围，趁夜逃走转途于上海与于右任会面。
既然马巷道属魁星街范围，有必要将其来历作个交代。新城在清光绪年前，除了西正街有习武箭道外，还有四条练习骑术的马巷道。东至北，北至西，西至南沿内城墙根，各有一条马巷道，南至东因地势原因未设，这第四条马巷道就是从西正街通往右营的马巷道，它与人群居所的街和巷均无关系。右营作为官员巡视的重点，官员到右营巡视或检阅，从不坐轿，而是骑马从马巷道径直入营。这里也没有住过马姓老户，所以现在把这条新住人的巷硬是添上一个“家”字，标为“马家巷道”是想当然的错误，实在令人费解，即或是一种无知或疏忽所致，但后果是失去了原汁原味的历史面目和文化韵味。
（作者单位：安康自来水公司）
安康寺庙文化漫谈（六）
◎ 石 麟
泰 山 庙
泰山庙在新城北门外以东，包括今天的双溪寺在内的巴山路南北一带。泰山自古有“天齐”之称，意思是与天相高了。以为登泰山可以上天，是我国古代山岳崇拜的思想之一。既然泰山有天齐之名，当然也就是可以通天的一座神山。所以中国自远古时代就有着对泰山的信仰。泰山也叫岱山、岱岳、泰岱。岱是泰山的别称，为其他四岳所宗，所以泰山也别称“岱宗”，旧时谓为人死之后，鬼魂所归之地，故以“游岱宗”或“岱宗极限”为死的代称。泰山庙中所奉祭的神灵是“东岳大帝”，其职责是管理“鬼”的事情。《孝经援神契》说：“太山，天帝孙，主召人魂。”又说泰山为：“东方，万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长短。”南北朝时托名为“东方朔”所著的《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明确说：“东岳泰山者，领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帅也。”也就是说，包括幽冥地府的地藏菩萨、十殿阎王、七十六司以及判官小鬼等阴间的管理者，统归其管。古人以东方为初春万物始生之地，泰山是东岳，在五岳中地位最为重要，被尊为“五岳之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有了“封泰山，禅梁父”的制度，大凡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都要到泰山去封禅，大概也就是想通过这座神山告于上天，求到上天的认可与佑护。秦汉以来的古代帝王，多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证明当前自己的政权巩固，五谷丰登，四夷宾服，天下太平；祈愿此后永保大一统的统治地位。因而在中国上下各阶层的心目中，泰山是群山之首，异常崇高。泰山信仰与道教联系在一起，大概始于南北朝时期。《南史·沈攸之传》说：沈少事天师道，能记人吉凶，自称为泰山录事，是主掌鬼薄的官。泰山神称“泰山府君”，也就成了道教之神。道书说他服青袍戴苍碧七称之冠，佩通阳太平之印，乘青龙，从群官，俨然一位道教的大神。泰山之神同样因“封禅”等大典的需要而被累朝加封：唐武后垂拱二年（686），封“神岳天中王”；万岁通天元年（696），尊为“天齐君”；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加封为“天齐王”，礼称加三公一等，近山十里禁樵采。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封禅泰山，加号“仁圣”；四年，又加号“天齐仁圣帝”，泰山神开始称帝。元至元十八年（1281），诏加至“东岳大生天齐仁元圣帝”。泰山庙因此又被称为“天齐庙”或“东岳庙”，其神话也就渐渐地多起来。《三教搜神大全》还为之造出“家谱”，说东岳大帝是盘古氏的十世孙，其母弥轮仙女梦吞二日，孪生二子。长子金蟾氏，后封为“东华帝君”；次子金虹氏，后即为“东岳帝君”。曾被伏羲氏封为“太岁”；神农朝赐号“府君”。至汉明帝时封为“泰山元师”，掌人世居民贵贱高下之分、禄科长短之事、十八地狱六案薄籍、七十五司生死大期。元代以后，由于泰山神的司职具有普遍意义，泰山神信仰也就走出了泰山，成为全国信仰的大神。不过，由于神话小说《封神演义》流行广泛，并且很能深入人心，所以安康的泰山庙中的泰山神，为武成王黄飞虎“执掌幽冥地府一十八重地狱，凡一应生死转化人神仙鬼，俱从东岳勘对，方许施行。”司职“总管天地人间吉凶祸福。”凡此抵牾之处，显露出社会民俗不断发展变化的痕迹，不可死抠或者硬要“全国一盘棋”。当然，《安康艺文大现》在评介《重修东岳庙》一文时，扯的却是药王孙思邈，就有些太离谱了。泰山庙在旧城南二里，今天的双溪寺是其旧址之一部分。“泰山庙”之谓，是老安康人的一种口语化的表述，方志载为“东岳庙”。始建于何年已无稽可考，各种版本的旧志，均详述了南宋绍兴年间重修的原因。说是建炎四年（1130）金人大举入侵，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率大军十万赴援。当行军至安康时，恰逢天公不作美，霖雨使得道路泥泞，影响进兵。“公躬祷于东岳天齐仁圣帝庙，曾不移刻，神听昭答，祥风披雾，霁霭飞空，旸谷炳焕，万汇昭苏。”于是“公曰：神之威灵其曷敢不报？唯是庙貌湫隘壅底，将何以严恭在天之神。”遂自军费中拨“钱五
娘 娘 庙
娘娘庙有两处。一在旧城内今古楼小学与汉滨区幼儿园间；一在今黄土梁变电站以东。娘娘，即“泰山娘娘”的简称，也叫“碧霞元君”，是道教中著名的女神。关于其来历说法有三：一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又一说是汉景帝时的一位民间女子，号玉叶，虔礼西王母，十四岁那年从曹仙长入天空山修炼，“道成上升，凭灵泰岱”；还有一说为玉女，为黄帝建岱岳观时遣七位女子往迎西昆仑真人，玉女即其中修成仙品的一个，宋真宗构祠供奉的，就是这个玉女。道教则说“碧霞元君”应是九炁而生的，“命玉帝之命，证位天仙，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搜神记》载：周文王时，“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调。文王梦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为东海妇，欲归，今为灌坛令，当道有德，废我行。我行必有大风疾雨。大风疾雨是毁其德也。’文王觉，召太公问之。是日果有疾风暴雨，从太公邑外而过。”民间传说的“碧霞元君”更神通广大，能保佑农耕、经商、行旅、婚姻，能疗病救人，尤其能使妇女生子、顺产，儿童无恙，故旧时妇女信其有特别虔诚，也是泰山信仰所崇祀的神灵之一。泰山之巅的“碧霞祠”始建于宋代，据清张尔岐《蒿庵闲话》说：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登泰山封禅时，在泰山顶上的玉女池里洗手，有“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涤之，玉女也。”于是命人以玉石仿刻，为石龛祠之。次年又建“昭真祠”，号为“圣帝玉女”，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也有说封碧霞元君的事在明代。金代改“昭真祠”为“昭真观”，明初重建，号“碧霞元君”。宪宗成化年间拓建，赐匾额“碧霞灵应宫”。清代改称“碧霞祠”，延用至今。碧霞元君信仰的详细过程很难说清楚，从安康民间信仰的碧霞元君的职司看，是关于生育成长观念的综合反映。旧安康香火较盛的“娘娘庙”宇有两处：一在城内今古楼东街汉滨幼儿园与古楼小学间，名“娘娘殿”，属地方上较“正规”的大庙，民国三十年（1941）后为“安康县中”所用。信仰者以为“碧霞元君”能使妇女多生子，能够保佑婴儿顺利出生，并且好“抓”好“带”好“经管”。这些都是方言用语，意思都是能够护佑幼儿健康成长。世俗称之为“泰山娘娘”或“送子娘娘”。在人际交往中，为使对方相信自己或相信自己的承诺，常说“保你稳坐泰山。”即出自对“泰山娘娘”能够保人（婴幼）平安的一种信仰，由此也可见其信众的广泛性。每岁四月初一，男女奔趋，香会络绎，素称最盛；一在郊外黄土梁今变电站以东，名“娘娘庙”，属乡间小庙。内奉云霄、琼霄、碧霄等“三霄娘娘”。这是因为《封神演义·姜子牙归国封神》中封“坑三姑娘”之神“凡人之生育，俱从此化生也。”所以该“娘娘庙”中之“娘娘”，是“三霄娘娘”而非“泰山娘娘”。每逢农历的三月十九“娘娘庙”会期，城乡求嗣酬神的少妇趾踵相接，进香礼拜之余，有的还会从娘娘怀中所抱婴儿的“鸡鸡儿”上，用指甲刮下一点泥土回家冲服。
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的“娘娘庙”，香火盛极一时的原因，当然还在于“泰山娘娘”信仰与人们对生育成长的关注十分密切。民间广为流行宣扬叙述其“灵迹”的《泰山娘娘宝卷》，也被道教奉为经籍，纳入道书之列。关于生育成长以及生殖崇拜，远古以来就有，而且与东岳泰山的关系极共密切，并不是没有道理。泰山为五岳之首，居东方，而东方拟配春季，重发生之气。汉代便有了泰山为万物之始的观念，由这个观念反映为人生之始是很自然的。在“泰山庙”一节中已说到泰山古称岱山或岱宗，这里的“岱”，应是“岳”的古字，许慎《说文解字》说：“岱，大山也。”俗世又将“大”引伸为“太”或“泰”，于是又有人援引《易经》所说“天地交，泰”来作解释，认为泰卦乾上坤下，为上下交通之象，表示阴阳交媾而化生。这种观念在道教的创世说中也十分重要。汉初有童谣云：“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唐末杜光庭在其《墉城集仙录》中解释为：在初凝湛体无为的道气在启迪玄功、生化万物的时候，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即东王公或言东王父），主阳和之气；再以西华至妙之气化生“金母元君”（即西王母），于是结气成形，与东木公共理二气，“育养天地，陶钧万物”。此外，传说道教中还有一位职掌救助妇难产的“顺懿夫人”叫陈靖姑，《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说他是福建古田人，生于唐大历甲寅岁，即唐代宗李豫大历九年（774）。出生时“瑞气祥光罩体，异香绕闼，金鼓声若群仙护送。”是专司摧生助产护幼之神，也号称“碧霞元君”。只因“碧霞元君”被人们用来专指“泰山玉女”，这样“生育”也就把“顺懿夫人”的“助产”职责取代了。总而言之，泰山“碧霞元君”的信仰，是各种关于生育成长神话传说的综合，这其中也包括安康的“三霄娘娘”信仰，最后都集中到“泰山娘娘”的身上。宋真宗筑“昭真祠”供奉的只是“玉女”，但因祠建在与生育成长观念关系密切的泰山，于是日渐汇集各种生育观念，成为旧时妇女信仰的主要偶像。
（作者地址：汉滨区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