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中西文化论战中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之一，陈序经先生与南开有双重的渊源。1938年，陈先生即担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1964年，陈先生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的“特务间谍”，2月16日患心肌梗塞在南开大学逝世。

　　陈序经先生一生著述颇丰，被誉为“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陈先生关于文化的著述中，《中国文化的出路》无疑是其重要代表作。该书第五章的题目是“全盘西化的理由”，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认识。

　　在前文批判了复古派和折衷派之后，陈先生在此章中对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做了追溯。他说，“大约在鸦片战争以前，恐怕没有人想到西化的必要”。“自鸦片战败以后，中国屡受外人之压迫，中国人逐渐知道排外是势所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东渐，决非顽固不准外人来中国所能阻止。”

　　为了证明此观点，陈先生列举了当时的几个“能臣”对西化态度的渐变过程：胡林翼“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胡林翼之后的曾国藩，“不但觉悟到西洋文化势力大，而且觉到中国非效法西洋不可。然他所谓西化，不外是西洋的机器”。再后的李鸿章，“对于各种洋务提倡较多，自他所谓洋务也不外是求所以强兵之术”。当时，郭嵩焘即对李鸿章提出了批评：“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到了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其所包含的西学范围，比李、郭所主张似为较广，然张氏仍以中学为本，西学为末”。所以，当时最早在中国宣传“公平”思想、最早系统宣传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最早把民主思想扩大运用于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的胡礼垣，对张之洞也提出了批评。在其《新政真诠》之“劝学篇书后”中，胡氏一阵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学习西方的毛病：“中国之学西法，错在不学其心，而但学其法.”此论被陈序经先生誉为：“一刀断根的见解，则半世纪后能言之的，还是寥寥无几”。

　　对于再后面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包括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观点，陈先生基本赞同。比如，他引述了胡适先生《我自己的思想》一文：

　　“我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

　　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们如果还要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 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时人的认识经过了上述的变迁。那么，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西化的情况又是怎样呢？陈先生综述了中国自明末以来的社会变化后认为，“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印象：这就是中国在事实上与趋于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过三百年来的西化，终不见得中国的文化能够和各国立于对抗的地位，是因中国人不愿去诚心诚意来接受西洋文化的全部，而只求目前的部分的西洋文化”。接着，陈先生提出了“全盘西化必要，至少有两个理由：（1）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2）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

　　在上述之后，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陈先生有对当时流行的几个观点做了批评，以再次证明自己的说法：

　　（1）有人认为，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亡，则民族亡。陈先生认为，“这种意见的错误，在于不了解文化乃人类的创造品，民族的精神固然可于文化中见之，然他的真谛，并不在于保存文化而在于创造文化。过于的文化是过去的人创造的，时境变了，我们应当随着时境而创造新文化，否则我们的民族只有衰弱，只有沦亡”。

　　（2）有人说，我们何以忍心把祖宗的文化置于沦亡的境地？陈先生认为，“全盘采用西洋文化，决不会生出这样的结果。因为固有的文化乃文化发展史上一部分。固有的文化不适用于现在，然而在历史上的为之，却不因之而消灭”。

　　（3）又有人说，西洋人竭力去提倡东方文化，难道中国人不要自己的文化吗？陈先生认为，“西方人提倡东方文化，是西方人的事；东方人要西化，是东方人的责任。其实西方人之于东方文化的研究，正像他们研究非洲人的文化一样。难道西方人去研究非洲文化，是要提倡非洲文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