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式道路选择:现代性及其反叛(上)


 

蒲实:伊朗式道路选择:现代性及其反叛(上)

作者:蒲实

 
在这个空间里,伊朗人的双重身份一目了然:作为伊朗民族的伊朗人和作为什叶穆斯林的伊朗人。伊朗人的这一双重身份既塑造了伊朗在面对现代性时所作的道路选择,又被大国争夺所卷入的近现代历史所重构。这也许是理解伊朗式现代化道路的起点。
 

伊朗人如何认识自己?在马什哈德的一对新婚夫妇雷扎伊家,我找到了最不经意的答案。精心布置的婚房,客厅墙上挂着装裱的画和书法。画的内容源自伊朗伟大诗人菲尔多西的《王书》。《王书》是伊朗人的民族史诗,这部诞生于1000年前的著作复兴了在阿拉伯帝国200多年统治下几近消亡的波斯语,点燃了伊朗人的爱国热情。画上,身着黄裙、在白色头巾下露出卷发的希琳,与一袭橘黄色长袍的法尔哈德面对面跪坐在地上,相视的眼神中充满安详的爱意。不过,这其实是一个无果而终的悲剧爱情故事。书法有两幅。一幅是阿拉伯语书写的“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是当地的书法家萨伊卜·大不理兹赠与他们的贺礼。为了诵读《古兰经》,伊朗人从中学起都必须学习与真主沟通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另一幅是波斯语书写的伊朗哲理名言,翻译过来,与中国哲学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很一致。在做旧的纸上,这些波斯文就像画出来的波浪和一叶弯弯的方舟,婆娑的纸的褶皱则像阳光在海面上洒下的星点光斑。在这个空间里,伊朗人的双重身份一目了然:作为伊朗民族的伊朗人和作为什叶穆斯林的伊朗人。伊朗人的这一双重身份既塑造了伊朗在面对现代性时所作的道路选择,又被大国争夺所卷入的近现代历史所重构。这也许是理解伊朗式现代化道路的起点。

波斯波利斯

凡来伊朗的人必定不会错过设拉子附近的波斯波利斯,2500年前第一个世界性帝国——波斯帝国的遗址。于我们,波斯波利斯则还有另一重含义:它是巴列维王朝两位国王礼萨汗与其子穆罕默德-礼萨汗构建伊朗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源泉。1925年,礼萨汗推翻了统治数百年的恺加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这是现代伊朗国家建立的标志性事件。穆罕默德-礼萨汗一直感到,自己与居鲁士大帝在冥冥之中有某种联系。1971年10月,他在此举行了纪念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的隆重盛会。当时,苏联国家元首、美国副总统、20位国王、26位王室成员、14个国家的总统和3个国家的副总统、3位总理和两位外长——全世界的大批高官显贵纷至沓来,巴列维国王的统治达到了顶峰。之后,历史将峰回路转。他曾梦想伊朗将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实现伟大波斯帝国的复兴。1971年,他似乎从形式上做到了。

当我们踏上巨石台阶,穿过只剩残骸的万国门与百柱大殿,经由只能靠想象的宝库与马厩,站在奥帕荡纳大殿前时,2000多年前的盛景突然随着栩栩如生的人物石雕复活起来。朝觐代表团的123位使节,正沿着楼梯拾级而上,走向波斯大帝的宫殿,脚步声仿佛从远古传来。每个代表团的团长都由一位领队手拉着手携着,友好而亲密。领队是米底人或者波斯人,他们颈部戴着的项圈,暗示着他们的显赫地位。代表团所穿的不同服饰和带来的不同贡品,是判断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线索:卷发的埃塞俄比亚人,赤脚的利比亚人,牵着单峰骆驼的约旦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牵着双峰骆驼的阿拉霍西亚人(今天的阿富汗东南部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部份地区),挑着香料或金粉的印度人,拿着羊毛卷的希腊爱奥利亚人,牵着公牛的埃及人,赶着水牛的巴比伦人(今天的伊拉克)等等。即使在这庄重的宫殿上,古代的伊朗艺术家也没忘记幽默一把,细致地雕刻了一位刚迈上台阶的使节扭头与排在后面的使节神聊海侃的情景。继续走,石面雕塑开始不停地重复着狮子从背后袭击一只牛的主题。有人说,这意味着波斯帝国的强大和凶悍。但也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在暗示着春天的到来:狮子是温暖的象征,牛是寒冷的象征,温暖赶跑了寒冷,春天就来了;波斯波利斯就是庆祝波斯新年诺鲁兹的地方。用古波斯文、埃兰文和巴比伦楔形文字三种语言阴刻的铭文张扬豪迈:“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列国之王,塔伊斯佩斯·阿契美尼德之子大流士宣示,承蒙阿胡拉·马兹达的恩典,我依靠波斯军队征服的这些国家敬畏我,给我送王冠的有:……”,其后,列着23个国家的名字。

不过,更为引起我注意的,是重叠在古迹场所里的现代痕迹,比如,完备的现代旅游服务设施,放映波斯波利斯复原3D效果录像的影棚,以及供游客夜晚观景的看台和射灯。这些都是巴列维时代的工程。关于波斯波利斯最优秀的著作是伊朗考古学家沙普尔·沙巴兹(A. Shapur Shahbazi)在上世纪70年代写成的,那正是穆罕默德·礼萨汗执政时期。实际上,大量关于伊斯兰之前的古代历史的考古发现,都在巴列维的鼓励下进行并广为传播的。当年,几百万张精美的画报铺天盖地的吸引着伊朗的读者去怀古索源,用波斯波利斯的视觉符号唤起他们内心的历史沧桑与深沉的自豪感。直到今天,仍是如此。那部许多人所熟悉的动画片《我在伊朗长大》,原名就叫“波斯波利斯”——波斯波利斯,已成为祖国的象征。这些,都是巴列维王朝竭力将古代帝国塑造为现代民族国家神话一部分的努力,也是他们父子二人探寻神圣的裔系,以维护其统治的努力。

古代帝国与现代国家

上世纪20年代初,礼萨汗登上历史舞台之际,伊朗正陷入四分五裂中。英国和俄国根据1907年的《英俄条约》瓜分了伊朗,俄国占领北方,英国占领南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朗北部在苏俄支持下成立了吉朗共和国,南部通过《英波协定》,实际上被英国占领军所把持,边远地区的许多部落则拥兵自立。哥萨克军队领袖出身的礼萨汗组建了专业化的军队,粉碎了叛乱的部落势力,镇压了俄国人支持的伊朗北部分离主义,平定了南部英国支持的割据部落势力。但他还需要动员文化资源来对抗各种分裂势力,包括宗教分裂势力,在伊朗的多个民族和绝大部分是什叶派穆斯林的人民中建立民族认同感。因此,阿拉伯入侵前的前伊斯兰古代历史受到了他的特别重视,也就是以波斯文明为核心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与萨珊王朝。

礼萨汗与他所器重的一些知识分子都认为,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效忠的是真主安拉,是没有国籍之分的,因此是非民族主义的。他崇拜土耳其的恺末儿·阿塔图克,向往世俗化,在很多方面对抗宗教的影响力,比如限制宗教人士在国会中的席位,削弱宗教地产,推行世俗的教育和司法体制,不提倡妇女穿长袍和戴面纱等。他独尊波斯语,去除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成分,把费尔多西这样的古代作家颂扬为伟大的伊朗民族主义者。正是菲尔多西,在距阿拉伯帝国中心较远的伊朗东北部地区,让波斯语复活了。《王书》表明,波斯不仅是政治实体的统治,也不仅是民族国家,而是文化上的祖国,即使身处外族统治之下,依然保持独立。

1935年,礼萨汗正式要求国际社会停止使用“波斯”来称呼他的国家,而应改称“伊朗”。我向伊朗国家博物馆馆长阿克巴扎迪·大流士先生请教,这两个称呼的不同有何意义。他告诉我:“欧洲人用‘波斯’来称呼我们的国家,而我们一直称我们的国家叫‘伊朗’。萨珊王朝时期的古籍里,就出现了‘伊朗’的名字,那时,我们称我们的国王叫做‘伊朗沙’。‘波斯’只能代表以法尔斯省设拉子为中心的文明,但‘伊朗’还包括了更广阔的地区、民族和文化,比如俾路支斯坦、库尔德斯坦、锡斯坦、阿塞拜疆,它们共同构成了伊朗。刻意地强调‘波斯’与‘伊朗’的矛盾性,常常暗含着分裂伊朗的企图”。伊朗,至此成为统一多民族现代国家的正式称呼。让伊朗人感到自己在中东地区与众不同的是,中东大部分国家的边界都由近代欧洲殖民者划定的,唯有伊朗与埃及不是。不过,伊朗人认为,埃及的楔形文字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字后来都被阿拉伯语取代了,而波斯语却生生不息延续了下来,所以,伊朗文明仍然是例外的,它是中东唯一从未中断的古文明。

伊朗学者的许多著作都试图论证波斯文化是如何在马其顿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统治下巧妙繁衍承袭的,比如扎比胡拉·萨法的《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我曾听说过许多关于伊朗文明从未中断的解释。中国社科院亚非所的陆瑾博士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我在德黑兰大学读书时,教文明史的伊朗老太太讲的那堂课,我至今都记得。她讲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波斯的历史。希腊人来了,要实行希腊化的政策。伊朗人如何应对呢?她说,伊朗人想出来的方法,就是把伊朗女人嫁给希腊人(当时的马其顿人)。因为伊朗女人是伊朗家庭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承主体,通过她们把伊朗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习惯带入家庭中,就会把文明传承下来了。200多年后,当亚历山大战败时,伊朗自然而然地回到了波斯文化”。伊朗人又怎么诠释阿拉伯人、蒙古人统治时期的文化延续呢?“他们说,因为伊朗人有文化,会吟诗作画,所以很多人进入了宫廷,宫廷的实际统治者和实权人物都是伊朗人。伊朗人还认为正是自己大大发展了伊斯兰文明和阿拉伯文学。蒙古人入侵伊朗的时候是天主教的一支,但伊朗人进入宫廷后,蒙古人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礼萨汗

对礼萨汗之子穆罕默德·礼萨汗来说,复兴古波斯历史,还有另一层含义。在《对历史的回答》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忽视。当我们重新进入现代觉醒的行列中时,我们只是地理上的十字路通道。我们仅仅是东方通道上的一名卫士,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原始荒原,她的重要性只体现在政治现实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的土地上,它把近东和印度联系起来,而且,我们是西方对付俄国人世代梦想取得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暖水港的楔子。我从未否认这些现实,但是永远也不理解英国和美国为什么不能承认伊朗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我认为,问题的症结是西方对伊朗历史缺乏兴趣,不理解波斯(古代的和现代的波斯)同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因此,我对历史的回答必须从我的祖国三千年的波斯文明史开始。这部文明史被曲解了,其结果导致了伊朗试图进入20世纪的失败”。

在他的内心深处,那被曲解的文明史,是伊朗在面对现代文明时的卑微感。伊朗国家博物馆馆长阿克巴扎迪先生告诉我:“波斯人与希腊人曾打过一场马拉松战役,有上千册西方学者的书曾叙述过它的历史,这些书都将亚历山大大帝英雄化。而你几乎找不到一本伊朗人所写的关于这部战役的书。事实上,马拉松一役,亚历山大将我的国家完全摧毁。去设拉子西边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的石雕遗迹看一看吧!沙普尔打败了罗马帝王瓦勒良,但我们的艺术家是如何描绘瓦勒良的?他依旧戴着王冠,穿着鞋,呈现得不失优雅。那么意大利罗马的雕塑又是如何展示战败的伊朗人的呢?都是些将手绑在身后的野蛮人!西方研究者推崇亚历山大大帝,并在这种文化优越感上建立了他们的联盟和文化圈——从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到现在的东欧。他们都把古希腊罗马文化视为他们文明的源头”。

穆罕默德·礼萨汗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已流放在墨西哥,并被确诊为淋巴癌,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上世纪70年代飙升的油价载着他飞上权力的云端时,他曾释放出不再听命于美国的强烈愿望。他高傲地驳斥了尼克松要求他撤销高油价的要求。然而,当他的政权在几年后陷入危机时,他曾期待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但他等到的,除了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信号外,就是不断敦促他进一步推行政治自由化的陈词滥调。最终,美国驻欧部队副司令罗伯特·休塞将军私下来到德黑兰,要求巴列维的参谋长加拉· 巴吉将军阻止反对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军事行动。巴列维国王被美国扔出了伊朗。在他执政期间,他一直在努力引起世界,特别是西方大国对伊朗的关注。他希望以此赢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也的确一度在尼克松的支持下填补了大英帝国撤出波斯湾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最终,他仍难逃美国附庸的命运。他伟大的抱负与卑微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巴列维试图重新解读伊朗的民族属性、完全回归古波斯文化的历史工程,并未能维护尊严。这在他决定倒向美国时,似乎就是注定的结局。

失败的中立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礼萨汗国王马上宣布伊朗中立。他希望以此来维护伊朗不受侵犯。然而,随着轴心国1941年4月入侵巴尔干以及德国军队逼近保加利亚边境,中立的希望开始破灭。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礼萨汗国王立即以强硬的言辞重申伊朗的中立。

但礼萨汗心里很清楚,地理位置将再一次与伊朗的历史命运作对。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把王储穆罕默德·礼萨汗领到他的地图前,以手杖当指图棍给他讲解世界局势。伊朗又将如历史上所经常遭遇的那样陷入绝境:希特勒在东方的闪电战威胁要在几个月之内征服苏联,如果没有盟国的支持,苏联人无法在德国的猛攻前生存。遥远的摩尔曼斯克海可以海运物资,但很困难而且缓慢。由于轴心国掌握了制空权,英国船只几乎到不了埃及,那年夏天根本不可能通过地中海运送物资。即使运输船能避开希腊的德国基地,土耳其也不允许它们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如果柏林在黑海控制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海岸,后勤补给就更加困难。唯一安全和比较迅速的供应线就是通过波斯湾。伊朗又成为具有战术战略意义的地区。礼萨汗国王告诉二十岁的穆罕默德·礼萨汗,国家面临军事占领的危险。面对英、苏的军事实力,抵抗是毫无意义的。礼萨汗告诫他的儿子:“你得做好准备,一年之内我也许不再坐在王位上了”。

在巴列维国王的情报局局长侯赛因·法尔都斯特的回忆录中,他说,在纳粹德国势力达到顶峰时,礼萨汗曾任命了亲德的内阁,与德国的贸易、工业关系加强,德国专家在伊朗的人数也多了起来。随着德军在战场上的推进,向高加索山地靠近,穆罕默德·礼萨汗对德国的好感俱增。随着德国在前线的失利,礼萨汗又赶紧任命了亲英首相曼苏尔。同盟国表示,对德国专家在伊朗一事很不满意,礼萨汗立刻用卡车在24小时内把600余名德国专家运到了土耳其。而在穆罕默德·礼萨汗的回忆录中,他为父亲辩护道,礼萨汗当年并非敬佩希特勒和德国人,这不过是英国和俄国利用所谓的伊朗与第三帝国的联系作为1941年入侵伊朗的借口。

英国和苏联毫不在意礼萨汗送走德国专家的诚意。曼苏尔代话来,说道:“美英苏三国大使说,美国向苏联提供大量武器,应把伊朗通讯线路和铁路提供给三国使用”。礼萨汗回答道:“我不仅做到这一点,而且要比这合作得更多,我将负责关照这些道路,全面保障运输”。盟军的答复却是:他们将自己护卫各条线路。礼萨汗很不高兴地说:“我这么多年来都保障了国家的安全,怎么就不能为你们保障几条道路的安全?”三国大使的回答是,三国军队开进伊朗的方案已被批准,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法尔都斯特回忆道:“从此以后,那个高大的礼萨汗一下子垮了,成了一个弱者,一个不能左右任何事的人。几天之内,他便面颊消瘦,身体难支了”。

8月23日,英苏不宣而战入侵伊朗。苏联的摩托化部队越过阿塞拜疆边界,其他部队从东面的霍拉桑和沿边界全线向前推进。英国的5个师从东、南和西南面逼近。皇家空军轰炸了阿瓦士、沙普尔港和霍拉姆沙赫尔等军事目标,皇家海军军舰在阿巴丹附近击沉伊朗的一艘护卫舰,苏联空军轰炸了大不里士、加兹温、巴列维港和拉什特。礼萨汗先下令军队抵抗。他知道抵抗是徒劳的,但他说:“我已经完了。我之所以下了抵抗令,是想至少不让人说是我放外国军队进来的”。5天后,他得到通知,盟军将进入首都德黑兰,他命令停止抵抗。他告诉他的儿子:“你想我能够听从小小的英国军官的命令吗?”他带着虚妄的高傲宣布退位。但他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他逃不脱被废的命运,但他装模作样的抵抗,却为儿子的继位制造了舆论。礼萨汗流亡南非,1944年客死他乡。

礼萨汗死后,巴列维陷在对父亲的怀念中难以自拔。他甚至向一位来访者吐露:“昨天,我妹妹阿什拉芙问我,究竟是个男人,还是只老鼠”,然后大笑起来。二战中脆弱、失败的中立,深刻影响了巴列维后来所做的道路选择。没有军事力量为后盾的中立不堪一击。与大国交往,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