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雍和宫八万人上香队伍外边忧心忡忡
文/孙玉良
中央电视台策划了一个节目,记者随访全国各行各业的人们:你幸福吗?最神的回答是:我姓曾。让读者理解为曾经幸福过;重庆电视台与中新网社频效仿央视,2013策划了另一个节目,记者随访重庆各行各业的人们:你缺啥?最神的回答:缺钱缺爱缺女人。
两个回答都很现实,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中国改革开放了三十多年,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按理说应该幸福感大大增强,“不差钱”才对,“不差爱”才对,“不差女人”才对。但国人的回答恰恰相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常常想,经历过“大跃进”的中国,统计数字很不让人放心,中国经济到底是不是真的世界第二,反正我心里没底。如果象“大跃进”时数字是拍脑袋“拍”出来的,统计局是“国家阿Q型”的,统计数字是“灌水猪肉”和“粮食卫星”,可真“坑爹”不浅。就真的假设整体数字是真实的,但两极分化超乎寻常,大多数人成为“被平均对象”,一千个穷人和一个亿万富翁在一起生活,都被理解为“小康之家”,那更是不得了,当年的地主老财和农民相比,也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差距。旧社会农民被逼得“闹革命”,想着“等贵贱,均贫富”,今天的穷人们心里想什么,有谁说得清。
不管想什么,都想过好日子是情真的。勤劳也好,革命也罢,都不过是想过好日子采取的一种手段。为了过好日子,人们可以是说绞尽了脑汁,方法用尽:砸锅卖铁供孩子读书,幻想“知识改变命运”;请客送礼参军,幻想转业后利用国家的好政策找个好工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万里选一争夺公务员职务,幻想从此汗涝保丰收端上金饭碗;缺金少两坑蒙拐骗掺假使坏做买卖,甚至抢劫偷盗杀人越货,也是为了那一个小家……
到底哪一种方法能达到过“好日子”的目的,每一类人有每一类人的方法。改革开放,国家的政策够灵活的了,头脑灵活的,敢想敢干的,打政策擦边球的,灰色收入者,权势占有者,都发了财。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仍然为基本的生存而奋斗,尤其新领导人最近慰问的那一部分人,据说有一亿多,挣扎于温饱线上。那里没有地主老财欺压,没有资产阶级剥削,但他们仍然穷得象旧社会。
为什么日子过不好?许多人脑袋里打了个问号。如果党和政府不回答,如果当地的领导人不主动带领他们致富,如果现实令他们一次次失望至绝望,他们的精神,就会空虚,就会向苍天寻求答案,于是各种宗教就有了土壤,各种算命先生就有了客户,无神论者口中的“迷信”在他们心中也便成了真实:不信佛不信上帝不信鬼神,吝啬的你又会给我什么?
大年初一一条新闻很火爆,北京的雍和宫约有7、8万人抢烧新年的头柱香,乃至门口排队排出五百米。我在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发展了六十多年,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信奉创造幸福不靠神仙皇帝靠我们勤劳的双手,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理念不但没有深入人心,反而在人们心中淡化了。当年FLG邪教误导了百万民众,今天又有这么多的人磕头烧香请佛祖保佑,难道不是我们教育的缺失与宣传的缺位吗?虽然说党的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但在那烟雾弥漫中,我们的有识之士只看到了污染空气,看到了北京城的雾霾,没有看到人心的丧失吗?
穷人低下那自卑的头问佛祖,我为什么穷?富人低下那高贵的头求佛祖,保佑钱包里的人民币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消耗的是一把把的香,增加的是一张张的门票。佛祖“穷富通吃”,永远不告诉你答案,微笑着让你自己悟去。越是没有答案,越显得佛祖高明,俗人们越是诚惶诚恐。佛经里说了,观音是如何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们是如何扶危济困,救民于水火,佛祖们是如何度人于苦海,教人于愚钝。虽然都是几千年的事了,但他们都姓“曾”,经过反复的传说,信徒们异口同声曰:“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幸福”是烧出来的、跪出来的还是干出来的?我站在八万人排队上香的队伍外边,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