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雍和宫八万人上香队伍外边忧心忡忡

文/孙玉良

    中央电视台策划了一个节目，记者随访全国各行各业的人们：你幸福吗？最神的回答是：我姓曾。让读者理解为曾经幸福过；重庆电视台与中新网社频效仿央视，2013策划了另一个节目，记者随访重庆各行各业的人们：你缺啥？最神的回答：缺钱缺爱缺女人。

    两个回答都很现实，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中国改革开放了三十多年，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按理说应该幸福感大大增强，“不差钱”才对，“不差爱”才对，“不差女人”才对。但国人的回答恰恰相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常常想，经历过“大跃进”的中国，统计数字很不让人放心，中国经济到底是不是真的世界第二，反正我心里没底。如果象“大跃进”时数字是拍脑袋“拍”出来的，统计局是“国家阿Q型”的，统计数字是“灌水猪肉”和“粮食卫星”，可真“坑爹”不浅。就真的假设整体数字是真实的，但两极分化超乎寻常，大多数人成为“被平均对象”，一千个穷人和一个亿万富翁在一起生活，都被理解为“小康之家”，那更是不得了，当年的地主老财和农民相比，也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差距。旧社会农民被逼得“闹革命”，想着“等贵贱，均贫富”，今天的穷人们心里想什么，有谁说得清。

    不管想什么，都想过好日子是情真的。勤劳也好，革命也罢，都不过是想过好日子采取的一种手段。为了过好日子，人们可以是说绞尽了脑汁，方法用尽：砸锅卖铁供孩子读书，幻想“知识改变命运”；请客送礼参军，幻想转业后利用国家的好政策找个好工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万里选一争夺公务员职务，幻想从此汗涝保丰收端上金饭碗；缺金少两坑蒙拐骗掺假使坏做买卖，甚至抢劫偷盗杀人越货，也是为了那一个小家……

    到底哪一种方法能达到过“好日子”的目的，每一类人有每一类人的方法。改革开放，国家的政策够灵活的了，头脑灵活的，敢想敢干的，打政策擦边球的，灰色收入者，权势占有者，都发了财。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仍然为基本的生存而奋斗，尤其新领导人最近慰问的那一部分人，据说有一亿多，挣扎于温饱线上。那里没有地主老财欺压，没有资产阶级剥削，但他们仍然穷得象旧社会。

    为什么日子过不好？许多人脑袋里打了个问号。如果党和政府不回答，如果当地的领导人不主动带领他们致富，如果现实令他们一次次失望至绝望，他们的精神，就会空虚，就会向苍天寻求答案，于是各种宗教就有了土壤，各种算命先生就有了客户，无神论者口中的“迷信”在他们心中也便成了真实：不信佛不信上帝不信鬼神，吝啬的你又会给我什么？

    大年初一一条新闻很火爆，北京的雍和宫约有7、8万人抢烧新年的头柱香，乃至门口排队排出五百米。我在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发展了六十多年，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信奉创造幸福不靠神仙皇帝靠我们勤劳的双手，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理念不但没有深入人心，反而在人们心中淡化了。当年FLG邪教误导了百万民众，今天又有这么多的人磕头烧香请佛祖保佑，难道不是我们教育的缺失与宣传的缺位吗？虽然说党的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但在那烟雾弥漫中，我们的有识之士只看到了污染空气，看到了北京城的雾霾，没有看到人心的丧失吗？

    穷人低下那自卑的头问佛祖，我为什么穷？富人低下那高贵的头求佛祖，保佑钱包里的人民币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消耗的是一把把的香，增加的是一张张的门票。佛祖“穷富通吃”，永远不告诉你答案，微笑着让你自己悟去。越是没有答案，越显得佛祖高明，俗人们越是诚惶诚恐。佛经里说了，观音是如何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们是如何扶危济困，救民于水火，佛祖们是如何度人于苦海，教人于愚钝。虽然都是几千年的事了，但他们都姓“曾”，经过反复的传说，信徒们异口同声曰：“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幸福”是烧出来的、跪出来的还是干出来的？我站在八万人排队上香的队伍外边，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