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拉美的遭遇，也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灾难资本主义”，即私人财团与政治权力结盟，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旗帜，利用战争、政变，乃至自然灾害造成的休克状态，实行激进彻底的自由市场与私有化政策，其结果并未带来民主与繁荣，反而加剧社会断裂，置人民于悲惨处境。

　　新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之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过程都伴随着巨大的人道灾难，为什么灾难与私有化两者看似毫不相干，却同时发生？而新自由主义真的关乎自由吗？新自由主义者乐于看见灾难，同时也积极制造危机，为什么？

　　已故芝加哥大学自由经济学派大师密尔顿·弗里德曼这样说：“只有危机才能产生真正的转变。当危机出现，人们便会根据眼前的理论思想来采取行动。”    弗里德曼的放任经济主张便可以在危机中借机出笼，成为人们眼前的理论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过去全球政经发展。

　　这批新自由主义者巧妙利用灾难来推动他们的隐藏议呈，以获取最大的政经利益，这正是“灾难资本主义”。 过去三十五年来最不名誉的反人权事件，不单是由非民主政权所制造出来的，所谓的民主政权一样可以通过刻意恫吓公众，为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铺路。”

　　这种由美国经济学者弗里德曼鼓吹的极端资本主义无法让一般人民获益，所以需要一场危机、一种强力的“震撼”，才能让公众愿意给予统治者更多权力来推动激烈的新自由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智利皮诺切特的恐怖统治。此外，波兰和苏联在共党垮台后的不稳定让新政府可以推动震荡治疗。除了政治和经济的危机外，还有自然危机：卡特琳娜风灾后的新奥尔良，私人学校取了公立学校；海啸后的斯里兰卡，盖起了大量度假旅馆。最后还有战争：2003年美国攻打后的伊拉克，各种私人资本大量进入，彻底“占领”伊拉克。

　　 这种趁着灾难对公共领域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看待灾难有如“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的观念，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

　　这种灾难资本主义的信徒的信徒包括了数位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俄罗斯独裁者、波兰财政部长、第三世界独裁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以及三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

　　 过去三十多年来，弗里德曼和他有权有势的追随者不断精益求精的，正是这个策略：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时，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

　　 弗里德曼这个世界著名的恶棍型经济学家，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主张，他在一篇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明白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策略，也就是所称的“休克主义”：“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想法”。

　　弗里德曼称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提出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让它们保持活跃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禁区变成政治上的必需”。

　　有些人囤积罐头食物和水，以防备发生重大灾难；弗里德曼则囤积自由市场的想法。一旦发生危机，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坚信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受到危机破坏的社会重新陷入“现况的专制”前，强制推行快速且无法扭转的改变。他估计，“一个新统治当局约有六到九个月时间可以达成重大改变；如果在这段期间不抓住机会采取果断行动，机会将一去不复返”。这是马基雅维里忠告应“立即”施加“伤害”的另一版本，也是弗里德曼留给世人的最持久的策略遗产。

　　 “芝加哥子弟”首先挑选了要改造的人物，这就是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他们邀请他到芝加哥访问，通过不同途径向他灌输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然后不惜在背后发动政变，扶植皮诺切特上台，在一片混乱中，智利人民处于迷惘状态，就好像给震荡过一样。不过，更大的震荡还在后头。皮诺切特一上台，即大规模杀害和拘禁异见者，制造白色恐怖，人民处于极度恐慌，无法抗拒皮诺切特所进行的全面私有化，而弗里德曼的新自由经济政策正式上场。

　　在皮诺切特的暴力政变后，不仅智利人陷于休克状态，整个国家也遭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创伤。弗里德曼建议皮诺切特采取一连串的经济变革--减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和解除管制。后来智利人甚至发现，他们的公立学校被公费补助的私立学校所取代。这是史上最极端的资本主义改造计划，日后更以“芝加哥学派”革命着称，因为皮诺切特的经济学家中，有许多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拜在弗里德曼门下。弗里德曼预测：迅速、突然和大规模的经济改变，将激起能“促进调整”的群众心理反应。他为这个痛苦的技术创造一个名词：经济“休克治疗”。此后数十年，每当政府采取大规模自由市场计划，这种骤然实施的休克治疗或休克疗法，就一直是首选的方法。

　　 皮诺切特也以他自己的休克治疗来促进调整；这些治疗在许多酷刑室中进行，施加在被认为最有可能阻挡资本主义转型的人的身体上。许多拉丁美洲人认为，造成数百万人生活贫困的经济休克与对数十万名信仰不同社会的人滥施酷刑之间，有直接的关联。例如，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问：“如果不靠电击手段，这种不平等怎么可能维持？”

　　 当实验成功后，智利模式继续推进。在中情局的协助下，智利邻国阿根廷及好几个南美国家纷纷发生兵变，军人先后掌权，弄得天翻地覆，他们在一方面进行恐怖镇压，另一方面奉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为神灵，从政治到经济都经历了一场“休克治疗”。弗里德曼理论在南美的实验换来了社会的不公义，使该地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例如低度发展、财富严重分配不均、贫富极度悬殊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也经历了“变天”，自由市场经济借机“侵占”了东欧，从东欧到苏联，均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机构推销以弗里德曼学说为改革基础的一系列私有化方案，而这方案也推销给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的重灾地区。

　　 此外，踏入二十一世纪，由9·11恐怖袭击所带来的两场重大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也同样向跨国企业大开方便之大门，两国经济全面私有化。 接踵而来的“卡特琳娜”飓风肆虐美国南部新奥尔良沿海地区，南亚海啸造成大规模人命与财物的损毁，都成为推销灾难经济学良机。她说：“这些天灾人祸看似互不关联，但背后都可看到其共同性……”

　　美国也成为灾难资本主义的试验场，美国大飓风后93岁高龄的弗里德曼为《华尔街日报》写一篇专栏。“大多数新奥尔良的学校已成废墟，”弗里德曼写道，“学童的家也一样。这些孩子现在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是一场悲剧，但同时也是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的机会。”

　　  一群右派智库人士抓住弗里德曼的提议，在飓风之后降临这个城市。布什政府支持他们所提的计划，准备以数千万美元把新奥尔良的学校转变成“特许学校”，由民间人士根据自订的规则来经营这些政府资助的机构。特许学校在美国引发两极的意见，在新奥尔良更是群情激愤，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家长认为这会倒转民权运动的成果，将危及所有学童接受同等水平教育的权利。不过，对弗里德曼来说，整个公立学校体系的概念散发着社会主义的恶臭。根据他的观点，国家唯一的功能是“保护我们的自由，免于国门外的敌人及我们同胞的侵害：维护法律和秩序，执行私人合约，促进竞争市场”。换句话说，就是供应警察和士兵--其他的一切作为，包括提供免费教育，都是对市场的不公平干预。

　　与海堤修护和电力网恢复的迟缓对比，新奥尔良的“学校交易”进行得有如军事行动般快速。在19个月内，当新奥尔良大部分的贫困居民仍流浪时，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体系几乎已全被私人经营的学校取代。在卡特琳娜飓风前，教育局管理123所公立学校，现在只剩4所。在飓风前，新奥尔良有7所特许学校，现在则有31所。新奥尔良的教育过去由一个强而有力的工会代言，现在工会的合约已被毁弃，4700名教师会员全遭解雇。部分年轻教师被特许学校以较低的工资重新雇用；大部分人则没有这么幸运。

　　弗里德曼学派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则热烈赞扬“卡特琳娜在一天内成就了……路易斯安那州学校改革者多年来无法办到的事”。与此同时，公立学校的教师只能眼睁睁看着救援大水灾民的经费被用来废除公立学校体系，并以私人学校取而代之，他们形容弗里德曼的计划为“教育版的强夺土地”。  

　　 现在，无论是新奥尔或是南亚海啸后的灾区，居民发现一夜间在重建中失去了原有的基本福利，变得无所依从，从日常用品到房屋供应都变相由跨国企业接管，生活更加困难。跨国财团利用灾难介入别国各领域，来推动他们的私有化项目，这包公共建设，人民在震荡中被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