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思维陷阱:中国如何回避对局博弈
自1991年前苏联解体、2006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解体，近半个世纪的华约寿终正寝，对局冷战划上了句号。失去了华约，北约存在的价值失去了百分之八十，北约的轴心美国顿时失去了平衡。两极制约，从而成为多极平衡，但博弈格局从此再未形成。
世界是一个多极共融的存在！但美国一直没有从冷战思维中摆脱出来，一直在寻找对手，没有对手也要想办法制造“假想敌”。没有对手，“高手”很寂寞。因为从此胜之不武，败也不存。
美国在前苏联解体后二十余年，一再地通过制造和消灭“假想敌”，来寻求一种战略平衡，从东欧到中东、到非洲，最后落脚亚太；从冷战到局部热战，美国一直在寻找对手。没有对手，美国失去方向，世界失去方向。
中国在冷战结束之后，事实上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而在这一时刻，邓小平依据自身无以挑战的权威，一半妥协一半坚守地把握了中国的稳定和方向，妥协，则是向组织内部的保守势力进行折中，以换来另一半的对继续改革开放政策持续性的坚守。政治改革之后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步入晕眩的快车道。一直延续到现在，折中的一半埋伏的后遗症开始成为根本性的障碍，坚守的那一半更是鲜花覆盖陷阱不可深测。
邓小平之韬光养晦、永不出头，事实上具有非常现实和长远的考量，即尽可能回避世界重新出现对局，而中国成为与美国博弈的对手。但之后的发展，已经失控于邓的预期。中国急于要向全世界呈现大国风采，一步一步进入对局的圈套，颇为得意地成为博弈的对手。
因此，作为对手的中国，首当其冲面临着的就是周边地缘环境和非洲及更深远战略地带的首尾难顾。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致命软肋：朝鲜，成为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中国希望朝鲜的存在，可以成为自己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战略缓冲，或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期望，以维护适合于自身发展的战略环境。但朝鲜并不甘于听从中国或按照中国的期待所安排的角色，哪怕是中国自认为的善意，特别是当朝鲜被不谙世事的世袭太子继承后，中国被迫与一个年龄上的儿孙辈玩儿游戏，既是尴尬，又不得不面对。而世袭太子向自己的亲姑父、前朝托孤恩人开刀，这冷不丁的一手，就足以让中国大跌眼镜。
邓小平的勇气及其未竟:现政府如何继承和超越
中国外交关系的险恶复杂，并没有引起邓小平之后的继承者体会和重视，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战略布局方面，缺乏系统性、战术性的兵法铺陈。所以，邓小平时代的海洋战略，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初仍缺乏真正的领悟。之后的中国发展和策略，其实一直没有摆脱美国的把控。美国可以把握不了俄罗斯、甚至把握不了朝鲜，但相对而言，对中国则具有充分的掌控。当然，美国从来没有对中国的一举一动掉以轻心。
大概历史需要给予中国政府这样的机会，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外交关系，而且还有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调整。按了二十年的葫芦、今天瓢又起，该解决的还是要解决。邓小平希望下一代解决的，也大抵包括这一些。
所以，当中国正在调整和解决自身积累了二十、甚至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政策，所产生的矛盾和继续发展的障碍时，业已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决定》全面深化经济改革，并为这一举措确立了运动式稳定、稳固中改革的基调，尚未展开，没想到“邻居”地震，而且从根本体制上引起了国内外的警惕和戒备。这一切，源于中国自身在经济和政治体制转轨过程，与其“邻居”的同源性。
朝鲜的今天，是否是中国三十年多前的历史再现？这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不能回避的问题。作为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极权假设条件下，朝鲜这一深度依循家长所有制规律的家庭型式体制，如何演变成世袭皇朝而任由世袭独裁。这一点，无论从哪一种立场而言，都是历史的倒行逆施。家长所有制规律使然，在家庭内部，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家长的财产，其不具备独立的生命主体资格。所以，以家长为终极权威的高度集权性体制，可以按照家长的极权任意性，而对家庭成员行使财产处决权、因为家庭成员本身已不具备独立生命主体资格，所以，更谈不上所谓的民主或生命的尊严。同时，只有家长的家法，而不可能有维护家庭成员的另一种法律。
中国如何正视“文革”的制度性循环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为了推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而选择与本身体制的妥协。在二十余年之后，即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决定》决策过程，这种妥协，又再一次得以体现。妥协的逻辑，以保守换开放。经济体制、包括以经济为轴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均以政治体制的更加保守，得以保全或作为妥协的条件。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尺度，取决于政治体制及领域让步的宽幅。很显然，这一取向的可持续性，将会非常困难！
朝鲜处决张成泽之后，中国需要迅速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决定》的这一延续1991年“以保守换开放”思维进行调整或反省，以加速和深化本身尚未稳定的政策主张，使之不再对经济领域的《决定》贯彻形成掣肘、或者埋下更加恶化的隐患。假如仍然继续既定思维，则很难保证经济领域的全面改革的预期目标真正实现、或者加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直到如今，我们尚未看到政府对朝鲜处决张成泽之后的中朝关系、中国外交关系，进行正负评估。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与美国、中国在东海之日韩、中国在南海之诸国，均在进行着或明显或隐晦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无论什么取向，但肯定对中国不利，这是必然的结果。在中国进行了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二十余年，世界已经慢慢地忘记或忽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特别是取得高速经济增长（暂不论是通过什么样的代价）之后，世界对中国的疑惑或疑虑，同样包括了制度的优劣性，变得更加宽容，而这种宽容，为中国的发展环境带来了现实的弹性空间或余地。在朝鲜处决张成泽之后，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朝鲜的某种同质性，原来如此接近。中国的一边，是美国是西方是世界发展主流；中国的另一方，则是如朝鲜这样被世界公认的不安全国家，即使不说其封建王朝的倒行逆施，但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落后的政体，则无人可以否认。
在东西之间，在左右之间，在开放或繁荣与封闭或落后之间，中国何去何从？这既是现实选择，同样也是超越既往的战略反正。
中国改革:或距离伟大不远
假如说任何风险，都可能是更进一步的机遇。中国，又一次面临这样的历史机遇，似乎暗含着世界需要中国的现在，可以超越1991年的那种妥协的纠偏，或者提示着中国可以超越以保守换改革的思维逻辑，而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一次本质的、真正革命性的修正。
与1991年邓小平的改革困难，所面临的组织内部保守势力相比较，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决定》决策过程，所面临的阻挠和困难程度，已经显得非常赤裸裸，甚至可以明晰到既得利益者阶层，由此从经济领域的严重腐化，到对组织深入骨髓的侵蚀。同样是对组织的生死存亡，但2013年的中国会更加复杂。而这一更加复杂的背后，则又显得非常明朗和单纯，起码无需再对“姓资姓社”之类进行无谓的回避和辩驳。从某种意义上，2013年的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阻力，是自上而下公认的阻碍或者公愤。这是在1991年不敢想象的有利于改革的社会基础和公认，假如1991年邓小平面临的这一环境和趋势，则可能不会采取明知道日趋被动的以保守换改革的策略。
将朝鲜处决张成泽作为历史给予中国的新机遇，中国至少可以完成两件事，一是内部真正的全面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二是在外部如何通过修正与朝鲜的关系包括界限分别、底线明示，进而完成对其他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对所有外交关系的策略性调整。
中国改革，或距离伟大不远。可以伟大，也可能无法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