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有两怕：一是阶层固化，二是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封闭了低层精英的向上通道，导致目标激励丧失、社会活力缺失，现有治理体系的反对者可能应运而生。贫富分化的结果同样是阶层仇视和社会对立。因此任何战略抉择都要考虑对这“两化”的消除，都要考虑通过合理的激励保持社会的活力。央视的“星光大道”为什么比众多的选秀造星节目更具生命力、更能为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包容？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提供了草根成长的舞台，使大众形象地感受到草根阶层的奋斗会给自己带来成功的曙光，使大众在为脱颖而出者流泪欢呼的同时看到了自己成功的影子和激励自己奋斗的榜样。它暗示：社会给每个人的人生舞台都是敞亮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付出的汗水有多少成功的机会就有多少。成功的预期吹皱一池春水，黯然的叹息声被奋然前行的奔跑声取代，这就是激励的榜样。省工商局新一届班子在分析系统的战略环境后，在制定“257”战略时对成长激励也有深思熟虑的考量。比如“257”战略中的“331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后备人才培养工程、专项人才培养工程等系列人才培养开发机制、人才评价发现机制、人才选拔使用机制、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就是要从制度上确保干部有提升素质、能力的动力，从制度上确保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明确的向上预期与向上通道，从制度上保障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现代行为科学对激励机制有着越来越深入的分析。如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有五个层次，依次为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257”战略所展示的系统长期发展，其实也是系统成员对职业稳定性的安全需要；勇创一流所带来的荣誉感和外部美誉度的提升其实也是一种尊重需要；清晰的自我成长路径和能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工作环境和预期契合了系统成员的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雷顿·奥尔德弗（Clayton. Alderfer）在需要层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3种核心需要，即生存（Existence）的需要、相互关系（Relatedness）的需要和成长发展（Growth）的需要（ “ERG”理论）。两人的理论都强调人们在较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对更高层次的需求就更加强烈，说白了就是对成长发展、自我实现的需求更强烈。“257”战略中的“331”工程“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在省局机关培养30名行政执法专家型人才、在市（州）工商局培养300名行政执法高级人才、在县（市、区）工商局培养1000名行政执法骨干”。强调对对入库人才重点培训、优先培养，并在中青年后备人才培养工程中明确“2013年纳入各级机关培养的中青年后备人才占本机关40岁以下青年的10%，2014年要达到15%；到2014年底，市（州）、县（市、区）局新进领导班子50%以上来自后备干部人才库”，这为系统人才的成长激励给出了清晰的路径和明确的预期。2013年省工商局已开始按战略规划通过请省委组织部考试中心出题笔试、省直机关党校老师监考、抽调专家面试、局机关票选等方式选拔了首批中青年后备人才作为处级干部的备任人选，希望通过透明的方式展现干部的成长通道和发挥才能的舞台。当然，任何个体的成功受制于许多因素，身处其中的人要想抓住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景首先要看有没有凡事积极主动和全力以赴的赢者心态，是否百折不挠地忠诚于自己的人生规划。英国在二战时期举世瞩目的领袖丘吉尔在回答何以成功时只有铿锵有力的四个字“永不放弃”。他说：“我的成功秘诀有三个：第一是，决不放弃；第二是，决不、决不放弃；第三是，决不、决不、决不能放弃！我的演讲结束了。”关于成功的话题可以千言万语，但归根结底：态度决定一切。由是观之，我认为“257”战略要达到的激励目的就是要传播这样的价值观：“敬业才能优秀，优秀才能出众，出众才能卓越”。

对于马斯洛和奥尔德弗的激励理论，我们更应关注两者的区别对于激励机制构建的现实意义。奥尔德弗的“ERG”理论不同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由低到高的阶梯式上升结构，他提出了“受挫——回归”思想。认为当一个人在某一更高等级的需要层次受挫时，他的某一较低层次的需要作为替代可能变得更加强烈。这就需要我们关注社会个体在较高层次需求受挫后较低需求替代品的膨胀，注意不同人的需求激励和需求满足，防止与社会正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后拜金等反向替代品积聚负能量。“257”战略对正向替代品设计的重视就是基于上述考虑，比如“257”战略的设施建设工程就是对比自我实现层次低的更好的工作条件的需求满足。当权力需要等较高层次的需求不能满足时更要强化情感和自尊等方面的肯定性激励，通过内部和外部的肯定性评价提升职业自豪感，使处于权力底层的干部也获得自尊的满足。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情感激励和信任激励。同时更要借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利兰的成就激励理论，为那些看重过程追求成功、具有强烈成就需求的人提供条件，使他们在追求完美，克服困难、解决难题、努力奋斗中享受成功的乐趣以及成功之后的个人成就感。这就需要一套评价体系对多层次需求进行分析和满足，并提供充分展示个体才能的公平舞台，以获得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信任，并由此产生幸福感。 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幸福指数最高？欧洲是丹麦第一。据英国剑桥大学发布的《欧洲社会调查报告》，高幸福指数来自合理的社会结构，较多的朋友、诚信信任。而幸福感的关键是信任。“高幸福指数的国家一般比较信任他们的政府、法律，人们之间的信任度也比较高。”这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是相互印证的。合理的社会结构和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保障人的五大需求由低到高得到满足，而这又反过来加深人们对政府这个社会管理者及其所制定的法律的信任以及身处其间的大众相互之间的信任，社会的客观状况和个人的需求价值相互激励，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正是强调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意义。

有句名言说得好：“100个人每个人用1％的力量，胜过一个人用100％的力量”。所以，一个高效能的组织既注重对个体成长通道的设计，也注重对组织体系的成长激励。“257”战略就非常重视对组织体系的创新激励。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探索新的行政方法与途径、形成新的组织机构和业务流程、实现行政效能最大化提供了便利条件，各地加快了电子政务的流程创新和组织创新，“257”战略对信息化条件下的智慧工商建设与监管流程再造进行了设计，要求加快一体化的综合业务管理平台、一站式的公共服务平台、统一的内部管理平台等三大平台建设，以实现全省在统一的平台上业务协同、实用高效、管理精细、服务主动的智慧工商建设目标。近几年各地在电子政务和智慧城市建设理论的指导下加快了智慧工商建设步伐，泸州的智慧工商实现了工商业务的模块化，绵阳的“掌上工商” 建立了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智能手机服务平台，乐山已在20个工商所开展智慧工商所试点并取得一定成果。智慧工商为小局大所改革和监管方式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我认为，“257”战略进行智慧工商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根据有关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流程创新和组织创新理论，对工商行政管理流程进行再造，按扁平化结构要求重新配置权力,理顺职能关系,实现工商行政组织的网络化、扁平化,形成一个由决策、信息、咨询、执行和监督互相连接与制衡的工商行政组织体系,以适应信息社会的挑战，推进工商行政管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工商行政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现代公共治理理论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多样化及运行机制网络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只有加大监管创新力度，才能适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近几年各地在加强12315平台建设和消费维权“五进”的同时，探索将“一会两站”建设与村社、社区人民调解办公室建设结合起来，聘请人民调解办公室负责人兼任“一会两站”维权联络员，在苏州市出现了消费调解师，在深圳建立了维权义工制度，一些地方的“诉案对接”和“诉调对接”制度也基本建立。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消费维权公共治理模式的探索，为实施“257“战略加快工商消费维权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的消费维权争议解决机制，形成社会共治模式下的消费维权新机制提供了现实样板。

制定“257”战略的意义在于让系统每个成员都有清晰的成长通道和明确的组织目标和发展路径，形成个人和组织共同的期望，使个体的成长和组织的发展步伐一致。按照美国马里兰大学管理心理学教授洛克提出的“目标设置理论”，可操作性强、具体明确并保持适当难度的目标可以充分激发组织成员的斗志。在当前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大变革时代，对职业稳定性的担忧降低了系统成员的安全感，马斯洛所说的安全需求变得非常强烈，并可能导致工作责任心的降低，而工作松懈的后果就是出现监管死角，导致没有潜出水面的问题纷至沓来，这时清晰的战略目标既可以描绘出可预期的职业安全，也可以在战略执行中激励系统成员将问题解决于萌芽，将可能的监管风险降至最低。有人说都不直管了搞“257”战略有什么意义，这是典型的目光短浅，看不到目标设置对增强职业安全感和系统凝聚力的作用，因此搞好“257”战略的传播和执行在工商行政管理当前面临的战略环境下更为重要。 这从北美著名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维克托.弗鲁姆（Victor H．Vroom）的“期望理论”可以得到印证。该理论认为，要激励员工，就必须让员工明确：“(1)工作能提供给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2)他们欲求的东西是和绩效联系在一起的；(3)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提高他们的绩效。” “激励力（工作动力）=期望值（工作信心）×效价(工作态度)。”在当前变革时代，宽进严管对工商行政管理的监管流程再造带来许多挑战，找出系统成员的共同渴望，给出明确的成功预期，达成共同期望的愿景，通过工作态度的端正和工作信心的提升，积聚向期望目标奋力迈进的动力，实现个体目标和组织目标的统一，促进个人价值和组织价值的双向实现，这就是变革时代强化“257”战略执行的意义。（本文是四川省工商学会副秘书长、《四川工商》主编邓清源在四川大学工商行政管理局所长培训班上的讲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