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摘 要】我国的国民教育，隔一段时间就会被社会舆论诟病一次，没有哪一位家长、学生和国民不能对教育发表一通议论，到底中国的国民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国民教育整体思想落后，没有生成21世纪的现代教育意识，始终、顽固地坚持精英教育模式不变，没有从“教育是少数聪明人的事情”的前提预设，转型升级到“教育是全体国民现代谋生必经的途径与社会进步的大事业”上来，在高考制度不可动摇的障碍下，制约了教育改革的思路。为此，作者列举出中国国民教育应该迅速树立的四类20个现代教育意识，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国民教育 转型升级 观念意识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其实，为其培养人才的国民教育也有一个转型升级、与其配套的问题。中国教育的转型升级，是由精英教育向现代大众化教育转型，由应试导向教育向发现并培养人的智能优势上升级。教育的转型升级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首要资源的基础准备，没有人才的转型升级，经济的转型升级的速度会变慢，质量也得不到保证。

 

我国的国民教育整体指导思想相对落后，始终、顽固地坚持精英教育模式不变，没有从“教育是少数聪明人的事情”的前提预设，转型升级到“教育是全体国民现代谋生的必经途径与社会进步的大事业”上来。目前，中国的教育改革，成功的有两点，一是普及了义务教育，政府并在努力尽自己的义务；二是高等教育扩大了规模，且速度快、规模大。但本质意义的教育改革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主要标志是中国教育还没有形成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教育系统理论，也没有生成21世纪的现代教育意识。

 

1、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人的意义高于党和政府的意义。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最宝贵的，所有社会行为都有赖于一定量的人口存在，人是一切社会资源之首。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人是最宝贵的资源。党和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人，为了生命的意义而存在，如果没有人，地球和人类社会上的一切都不存在。

 

在中国大陆，必须明确提出：人的意义高于党和政府存在的意义，可以没有党，也可以没有政府，有人在，中国就在，建立的人群基础之上的党和政府才有意义。党和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国民生命意义的延伸与幸福感的增强，否则，没有必要存在。党和政府以及教育，对人的生命必须有敬畏感。

 

2、人生若要有意义，现代社会必有“三次生产”过程。第一次生产，是父母亲生产了生理学意义上的人体；第二次生产，是教育机构生产了人的劳动能力；第三次生产，是医疗机构生产了人的健康。社会任何进步与发展，都依赖于这三次基础性生产的质量提高。

有关人的三次生产质量的高低，决定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国家的强盛与繁荣。因此，党和政府最基础性的工作任务，就是做好社会人的三次生产工作，甚至要负担起第二次和第三次人的生产的主体责任。因此，国家对教育与医疗卫生的财政拨款，是其所有财政支出的首要，其重要性与满足度高于行政经费支出与军事支出需求。

 

3、人的智能不是教育出来的，它是父母亲基因遗传的。人与人在智力上的差别是智能结构的差别，通过教育只能发挥人的智能效用，不能创造人的智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智能项目有12个，即智商(IQ)、情商（EQ）、逆商（AQ）、德商（MQ）、胆商(DQ)、财商（FQ）、心商(MQ)、志商（WQ）、灵商(SQ)、健商（HQ）、魂商（SQ）、变商(CQ)。它们像不同的股份一样组成人的智能结构。天才，就是其中某一项或两项智能超过常人的现象。

人的智能是先天的，不是后天教育出来的。现在这种知识教育的力量，就是给人以知识，知识是人类认识到的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规律与细节，用以引导人的智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树立的教育观念是：发现人的智能结构，发掘人的智能优势，传授劳动能力。其力量在于把人人培养成才。

中国的高考只是选择智商高的聪明人，有其他11种智能项目优势的人，无心地放弃了，尤其可惜的是，高考没有把“变商”高的人作为重点选拔对象。“变商”高的人，有可能培养成为创新人才。

 

4、高分的“聪明人”必定平庸，变革力高的人创造性最强。中共建立新中国已经60多年了，培养的人才数量远比抗日战争时期多，却没有培养出“西南联大式”的国家栋梁之才，其根本原因是高考只选拔高考高分的聪明人，没有选创造力强的人。把高考高分与聪明人划等号，高考高分的所谓聪明人，肯定其他方面的智能项目相对较低，学习成绩特别好的人，一般情况是人生都比较平庸，成不了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对社会贡献大的人才，往往是哪些“变商”高、变革力强，但不是特别聪明、学习成绩不是最好的人。这从“高考状员”与“少年班”大学毕业后对社会贡献的调查得到印证。往往老同学集会，有一个共同特点，人生成就特别突出的人，都不是在校学习成绩最好的那几个。

人，只能是某一两项智力商数相对高一些，各项智商都特别高的人是没有的，而某项智能特别超群的人，必有另外的智能项目商数比较低，甚至如“白痴”一般。绝大多数人群的各项智力商数都很平常，既没有特别突出，也没有特别白痴智能项目，但智能组成结构却千差万别。世界上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对人的智能结构的研究还很不深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德纳博士，提出多元智能理论[1]就是关于人的智能结构理论。

5、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教育独立承担不了的责任。197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个记者问其中一位：“在您的一生里，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大学、哪所实验室里学到的呢? 这位白发苍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平静地回答：“是在幼儿园。”记者感到非常惊奇，又问道：“为什么是在幼儿园呢?您认为您在幼儿园里学到了什么呢?”诺贝尔奖获得者微笑着回答：“在幼儿园里，我学会了很多很多。比如，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饭前要洗手；午饭后要休息；做了错事要表示歉意；学习要多思考，要仔细观察大自然。我认为，我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这些。”所有在场的人对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回答报以热烈的掌声。

事实上，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他们终生所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幼儿园老师教给他们的良好习惯。除此之外，获得诺贝尔奖必有另外两个条件，一是本人必须是天才，二是社会条件与环境。爱因斯坦不是教育培养出来的，任何教育都培养不出爱因斯坦。教育能够培养人才，但不能够培养天才，教育能够培养众人的素质，但是不能培养时代。教育只能完成它能够完成的任务，它不能独立完成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任务。学生减负，其实，也应该给教育减负，不能将它完不成的任务强加给它。教育的任务就是提高众人的素质，而不是杰出少数的素质。当众人的素质提高时，如果时运需要，那么杰出的人才就会自然涌现。

 

6、教育与政治各有其规律，教育不为政治是为民族服务的。政治保障教育的顺利实施、教育是政治的发展动力。“教育”的基本目的和内容有公认的原则。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以此理解教育，教育的体制、原则应符合这个国际条约。但中国的教育的政治化、行政化已经十分浓烈了 。

 

常言道“十年种树，百年树人”，教育从来不是紧迫的事情，它对社会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受教育者与当前的政治基本没有直接关系。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情，关系整个社会的大问题，而教育是关系个人的，大多是一些小问题，如一个人的言行举止、行为习惯，看问题的方法等。即使学校道德教育，与政治也是有区别的，政治培育的是功利思想，而道德培育的是退让、谦虚、容忍的品格。政治有外力强制性，共性大于个性，教育是耳濡目染，循循善诱的。教育与政治各有其规律，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政治化。我们应当理直气壮的走出“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阴影，它是为民族进步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在信息化、教育全球一体化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教育是为全人类进步与发展服务的。

 

7、党应该领导甚至指挥教育，但要敬畏知识服务师生。中国高校的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制度设计是党深入教育第一线直接指挥教育，执掌教权，左右人才培养，不允许学校培养反对自己的人才。政治的本质是群体性自私的代名词，执政党直接执掌教权，无可厚非。只要学校党的官员能够尊重教育规律，敬畏知识，尊师重教，视学生如已出，本来是好事。但事实上，全国绝大多数高校的官员完全官僚化、政治化，教育政治化、行政化了，而且，学校的书记和校长，没有几个配合得好，往往以党代政，书记校长争权夺利，拉帮结派，把党委集体领导转变为书记与校长的个人权谋对决，最终大多都是以“党委领导下”的政治授权而取得决定性胜利，高校领导服务的本质演变成权威的表演。

 

高校党的领导，是要求校长严格执行党委的集体决策，党委支持校长的教育教学工作，服务师生，党政相互制约，共同治教。但事实上近些年来，高校整体上没有释放教师的热情；没有挑战教师的智慧；没有激发教师的创造力；没有发挥教师的才能；没有给教师发言权利；没有关心教师的冷暖；没有认可教师的贡献；没有增加教师的责任。甚至极少数人还做了一些动摇教育伦理的坏事。如；贪污受腐败、认人为亲等。高校里，应该是党权、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相对独立行使。

 

8、教育和教育管理学是专业学问，不是读了大学就可以胜任的。教育学是以教育现象、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人类教育活动的科学理论与实践，探索解决教育活动产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教育问题，从而揭示出一般教育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教育管理学是研究教育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具有些许教育学和教育管理学学问的专门人才，才能从事教育经营与教育管理者。“教育家”与“教育学家”是有区别的，在教育领域里，实践和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理论无实践和有实践无理论，这两种人都不能称之为“家”。以理论的方式服务实践，以实践的方式丰富理论才称为“教育家”。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母亲是天生的“教育家”，从每个人的成长史，从文坛巨匠到草民百姓，凡有所建树者，无一不是母亲教育的结果。在人成长中重要的童年、少年时期，母亲的言行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包括价值观、人格、心灵、情感、交际、社会性等，母亲要比学校、老师的作用大无数倍。所以，并不是读了大学的人就可当老师、管学校，只有同时把学生视同自己的亲生骨肉来培养教育的人，在尊重、爱护学生基础上教育、引导，才是一个好领导好教师。

 

9、教育不只是教知识、教技能，学会做人比知识和技能更重要。人生就是做人做事。一个人不管有多聪明，多能干，背景条件有多好，如果不懂得如何去做人、做事，那么他最终的结局肯定是失败。做人做事是一门艺术，更是学问。很多人之所以一辈子都碌碌无为，那是因为他活了一辈子都没有弄明白该怎样去做人做事。

 

中国大陆的教育，只教学生知识，如何做事都不教，职业教育强调做事，忽视知识传授，反受歧视；做人只注重单一政治观念强化和空洞的道德教育。“教育”就是“教化”，要让学生认为：“做他这样的人”就是高尚的人、就有可能成功。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大人是小人的榜样，社会是学生期盼的天堂。学校教会学生做人是第一位的，学会做事是第二位的，学到做事的知识是第三位的。全国一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真正在职业行为中取决定性作用的大多不是大学所学习到的。这也是中国大学生就业率低、初入职的大学生不如农民工的主要原因。

 

10、去除“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教育目标应定位于“谋生”。中国几千年对学生学习与教育的目标都定位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党的教育方针不是这样定的，但学生从小受到的文化熏陶与激励就是这样的，大人问小孩长大了干什么？一般回答没有一个是做普通百姓谋生的事，不是这“家”那“家”就是总理，与社会需求和人生的可能性离得太远。

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人生最低的起点需求是谋生，基础性成就是能够养家糊口。如果不能实现谋生与养家糊口，人生必然是失败的。因此，我们的教育要低起点，以谋生与养家糊口为最其本要求，如能享受生活就是精彩的人生。不要让学生以终生奋斗为代价都实现不了人生的梦想，打击人生的成就感。95%以上的成人，只能终生从事某项谋生的职业，这一职业就是其谋生与养家糊口的源泉，职业神圣应该成为中国学生的图腾式崇拜，大众化教育条件下，再也不能把当科学家和总理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

 

11、应试、功利化教育害人误国，行政招生办法要有科学进展。中国的基础教育受高考指挥棒的指引，应试教育害人误国。一是导致道德教育虚化；二是理想视野狭窄；三是妨碍孩子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发展；四是打击多数孩子的自信心；五是限制了孩子的多种天赋；六是磨灭了孩子的学习兴趣；七是身体素质下降；八是诱发精神疾病，导致心理畸形；九是限制了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十是导致了中小学校的无序竞争和畸形竞争。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了，正在走向普及化的道路上。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种多样的，只会考试与死记硬背的学生并不受社会欢迎。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招生制度必须改，改得越快越好，如果担心学生升学规模大，高考的形式可以继续保留，取消各级招生机构只保留统计与公布高考分数职能，招生权力全部下放到学校，高考分数只是一个参考，主要是看学生的智能结构与喜好，让学校自己创造招收适合自己的生源模式。即使出现一些混乱，也不可怕，混乱是创新创造的前提，倒逼招生机制由行政向科学发展。

 

12、高校分类发展，多样式培养人才是中国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高教分类还是粗线条的，理论极不完善。目前，只有两大类，一是知识文化教育类，二是技术文化教育类。前者是中国高教强势主体，即所谓普通本科教育，后者是高职院校，即所谓专科职业技术教育，二者大体各占高校招生人数的一半。如果从社会人才需求角度看，都没有培养出十分合适的人才。高职院校虽然理论上认识相对到位，但教育实践上没有上位；普通本科理论上认识根本不切实际，但许多应用型本科专业教育实践上基本适位。

高校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求，一是要以社会发展和职业需求为导向。二是凸出学生主体地位和人才个性化发展特征。三是以就业能力培养为核心。四是以多样化、多规格的人才培养为现实任务。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先不要搞顶层设计，放手让高校自由发展，再在实践中总结，完善中国高教分类的具体操作办法与模式，创立有生命力的高教分类理论。

 

13、人才培养效果的滞后性与难以评价特征，教育不能急功近利。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大到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单位，谁拥有人才，谁就拥有了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人代会上针对代表提出的人才培养问题指出：“人才成长周期、科技研发周期、庄稼成长周期都是有规律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也是这样，不能浮躁，也不能急功近利[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要长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离不开肥沃土壤的培养和科学的养护，还需要有一定的成长期和成熟期，任何拔苗助长、急于求成的行为都只会破坏其生长规律，阻碍其生长为参天大树。人才成长亦是如此。古今中外，凡成大器者，必然是脚踏实地、在专业领域潜心钻研之人；也必然是经历长期的磨练和摔打，积累了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人才培养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一个杰出人才的出现，既离不开校园的滋养培育，也离不开校园之外的广泛实践和人生历练，一般都要经历入门、成长、成熟和专家等阶段，这是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

 

14、党和政府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除给钱、尊重外就是创造环境。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任何人为的力量，都会是事倍功半，靠引进杰出人才也会是事与愿违，党和政府除多给钱、建立人才尊重机制外，只有创造人才生存与发展环境，没有任何调控手段不供使用，计划与重点培养都是拔苗助长，不可能种出高产试验田，暂时只能是力足国内，广种薄收。人才是涌现出来的，不是选拔出来的。

人才涌现是建立在“广种”基础之上的，尊重表现在“薄收”上。“广种”就是从儿童开始，就要视为人才来培养，改变60多年来重点培养、重点支持、重点重视的工作方法。对国民教育，应普遍重视、标准给钱、自由包融、个性发展、科学培养、不搞特殊、平常心态，坚持若干年后，才可能有一定的收获，任何急功近利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社会人才文化建设上，推行人才法治文化，反对排除异已，禁止官员垄断学术，明确给予学术自由，建设特殊学术空间。

 

15、教师入职门槛应高于公务员，教师待遇应高于公务员2-3倍。教师职业是社会最为清贫的职业，尤其是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基本没有任何社会人脉资源可供利用，劳动量大，且知识更新快，身体、业务素质要求高，职业道德标准高于一般职业，其入职门槛应有国家统一标准，普遍高于一般职业素质要求。基础教育一般的教师的待遇，应相对高于公务员一倍，高校教师，尤其是学术造诣高的教师，应高于公务员标准2-3倍。在民国时期，早有更高倍数的范类与社会实践。

尊师重教不能只是口号，要落实在具体的待遇上，改善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是社会知识精英的代表，是人才的伯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政府除给教师相对高一点的待遇外，还有什么办法体现尊师重教？当教师职业得到社会普遍追捧，报考教师的大学毕业生比报考公务员还要涌跃时，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就有了希望。反之，则不恭维。

 

 

16、教育是分层类的，不同层级类别的教育要有不同的法律规范。基础教育是为高等教育做准备的教育，职业教育是为社会培养职业人才的“匠人”教育，普通本科教育是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高级教育。基础教育的着力点，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挖掘人的智能结构特征，政府凸显公平，学生凸显个性，讲究的是基础知识扎实；职业教育的着力点，是传授劳动技艺，凸显职业劳动的技能与道德，讲求精益求精的匠人文化；高级教育的着力点，是传授学科知识的同时，着重创造，总结与发现新的知识，凸显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创新能力培养，讲究的是创造文化。

基础、职业、高级三类教育，各自都有自己的教育文化区间，追求的境界差别较大，国家有关教育法律规范应该分类指导，国家在财力分配上，从人才培养两个主体（家长和政府）看，基础教育无需全是政府义务，对城市中产以上阶层没必要免费；职业教育是大众化教育主体，很有必要实行免费教育；对高级教育，只能对国家鼓励的专业实行免费教育，其中优质高校还应实行高收费。职业和高级教育类在量上，有调整的必要，高级教育规模过大，职业教育规模过小，应把现有普通本科的高级教育是技术教育的专业和院系，直接转为职业教育，合理调整人才培养结构。

 

17、各级政府之间承担的教育公共事业的责任，应重新调整分配。我国政府承担教育的责任是历史上形成的，没有法律明确规范。目前形成的基本规律是：基础教育由县级人民政府举办（国有大型企业原来也办企业所有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上世纪末全部遗交给地方政府了），职业教育由地、市级人民政府举办（原来由行业举办职业教育），省级和中央人民政府只办高等教育。甚至各级政府机关都有自己独的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基础教育机构，它是形成畸形优质基础教育的代表。

极不规范的教育责任，扰乱了教育责任的明确，尤其是要取消政府机关所属的基础教育。应该明确县级人民政府负责义务教育的责任，地、市级人民政府负责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的责任，省级人民政府承担高等职业教育的责任，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普通高等教育的责任。当然，现有地方高等教育的大部分技术教育类型的高校应直接转为高等职业教育，属于知识文化教育类型的高校交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至于贫困地区由中央财政补助的基础教育和奖、助学金经费，只能说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举办责任仍然按责任分配不变。

 

18、教育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放开，运行经费明确标准由政府承担。我国的教育投资来源单一，主要是各级政府投资，谁投资谁举办，承担无限责任。其实，教育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多样化，个人或企业、合伙人都可以投资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投资形式完全可以产业化，由产业举办职业教育，消除校企合作中的矛盾和难题。

在政府拿钱“购买服务”的指导思想下，政府大可不必直接投资教育，可以全部交给社会投资办教育，包括义务教育，政府只需支付运行经费就行。不管谁投资，同类教育运行经费只有一个标准，体现公平。当然，在法律上必须明确教育投资者不得在教育名义下谋利，投资教育是德政行为，受到国家鼓励和民众的尊敬，但不得以获利为目的，如果教育以营利为目的，后果不堪设想。

 

19、中国的教育培养的是中华子孙就必须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自1949年中共取得大陆政权以来，60多年的国民教育，基本上没有系统的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013年，中华书局从台湾正中书局引入了台湾《中华文化基础教材》。目前深圳仅有深圳中学和深圳科学高中开设了相关课程，但两所学校均表示，目前学校有自己的教材，暂无采用台湾国学教材的计划。

早在2008年，新华出版社就将这套教材以《国学基本教材》为名出版，那是大陆首度引进台湾国学教材。但是该教材并没有正式作为教材推广使用，而是作为大众读物。中华书局2013年引进在台湾使用了60年的《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为基础，修订出版了《中华文化基础教材》。教材内容以儒家经典《四书》为主，分上下册，上册为“论语选读”，下册为“孟子选读”与“学庸选读”。国家教育部应拿出中国大陆教育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指导意见，如果是中国的教育，培养的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就必须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否则，就称不上是中国人。

 

20、基础教育降低难度，高等教育增加难度，高校实行宽进严出。中国的教育是小孩吃大人的苦，早起晚睡，成人后上大学，是成人享受做孩子般的甜蜜，自由、随便玩、混时光，颠倒了受教育时期的人生境遇。中国小学的课外作业，大学毕业的父母，都很难做出正确答案，中学的课程太难，数学不是强调一种思维训练，而是加大难度作难题，把以前大学才学的内容搬来学。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这样难的数学，一点用都没有。中小学教育，程度深，又是标准答案的教育，中学学完，相当多的学生对学习没了兴趣，对知识产生厌恶情绪，到大学就混，60分万岁，混不到文凭的是极少数。

中国教育要从知识量的传授中走出来，真正实现以素质教育为目标，必须是：基础教育降低难度，高等教育要增加难度，高教要宽进严出。人们渴望追求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遵循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摒弃片面发展的应试要求，倡导和谐高效便捷的学习氛围，着眼于提高全民素质，不分阶层、地位、贫富，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

 

如果要继续列举下去，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如：政治思想课改革，体育课改革等，这里仅列举出20个与时俱进的教育意识，以利统一认识，促进我国国民教育事的发展与进步。

 

 

                                             2013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