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1、自1979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总体而言是失败的。

　　2、 国有企业的产业投资规划一直处于空白，国有企业承担国家 经济安全责任，但没有产业安全和产业竞争力意识。

　　3、缺少层次和系统设计的运动式改革，使得政策与市场中间出现不能衔接的断层。

　　4、算算三十年国有企业境外投资收益状况，政治因素同样也可以量化剔除，都是一笔糊涂账。

　　5、10-15%股份仍然象征意义，说明不了什么。

　　由CCVI中国价值指数首席研究员崔新生主持“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市场化”课题认为，改革失败，为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之殇。从1980年前后开始的企业改革，从厂长经理责任制、商品经济以及到1990年前后的承包经营、穿插其间的股份制，无一不是为了全力挽救国有企业。

　　中国之所以能够容许资本市场的推出，也是其首要使命是为国有企业解困。即使如今PE（私募股权投资）的前因：产业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在最初文字中同样也有“国有企业重组”。又过了十几二十年，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反复挤奶，如今只能靠政策饮鸩止渴维持。因此，10-15%股份比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同样也是出于对国有企业的拯救！

　　三中全会最大的尺度，是公开承认“私有企业”、“私人投资者”，而鼓励和支持私有资本收购国有企业10-15%股份，看上去好听，但由于国有企业体积太过庞大，所需资本仍然是一挑战。而通过联合入股，似乎现在组成形式已无障碍。但最根本的是，私人投资进入国有企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优化股权结构和强化公司治理，成为唯一可说的由头，而经济结构调整之重为产业结构调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这一点均无突破。所以，只能以国有企业另类圈钱作为解释。因为10-15%股份在企业里并无话语权优势，而中国目前最具成长性的中小微企业集群，无疑不可能在其中沾光。

　　从会前智囊“方案”造势，到会议期间媒体报道反常“低调”，说明会前已经对可能遇到的阻力有预估，但事实面对的要比想象的大。无论是“休克疗法”，还是别的方法，改革破与立，并不是没有别的蹊径可走。只是本届智囊似乎已经到了智慧的极限。

　　无论是久遭垢议的中国石油(601857,股吧)、中国石化(600028,股吧)包括中国海洋石油巨头霸权行为，还是近期的电信垄断被审查，都暴露出国有企业对资源的独享，从而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畸变、甚至破坏。而从上个世纪末的“国有经济战略重组”课题以来，国有企业的规模集中，并没有促进市场化进程，相反妨碍了经济结构调整布局的优化。国有企业的垄断，从自然资源的无成本攫取，到竞争资源的行政划拨，以及金融机构及银行的政策金融与市场金融的全面集中依附，使中国市场成为国有寡头控制或左右的局面。

　　这一局面暴露出了中国最尖锐的经济矛盾、并已经蔓延成为社会矛盾，其不可持续性已显而易见，矛盾亦愈发尖锐。因此，对国有经济体系及市场化改革重新做出重大调整已成当务之急，而处于全球产业经济重构的当下，则为这以重大调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性契机。所以，国家应该不失时机、下大决心，重新梳理中国经济结构的脉络，解决现实矛盾和奠定更为坚实、和谐的经济基础。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企制主导

　　毫无疑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为组成部分，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征，体现了中国发展的基本模式。

　　但是，并不意味着，公有制就必然由国有企业主导。而将其引入“必然性”歧途的，则是国有经济战略重组课题的布局。也许，这一课题建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所差异，但促进了国有企业控制或左右竞争资源的加速集中，则是有目共睹。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策略安排上，并没有给出国企改革的根本性引导和路径，仅仅是在数量上教条把握，比如国企从什么领域逐步退出、国企减少到什么程度为恰当等等，非但没有给出程序和时间表，相反却为国有企业固守一方、逐渐强化垄断的合理性寻找借口，所谓“公益性国企”、“竞争性国企”，则出于这一隐含意图。如果按照此思路，国企不但不会数量减少，而且还会不断扩大范围；不但现有资源型国企假“公益”之名攫取资源而心安理得，还会有更多的企业，谋取“公益”而不断聚集比如文化体制改革过程盖帽“中国”字体或别的企业，都会成为国资管理序列。如果那样，国资委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成为国务院的一个庞大部委，而不是一个过渡性的单位。因此，“公益性国企”是一个可怕的思路。

　　那么，如何体现公有制这一特征，至少有两种路线可以选择，一是将所有资源资产通过设立一个全民公共财富资源基金，进行资源资产化作价，然后将收益进行细分，从而减少资源型国企的数量；二是公有制本身，相对私有制而言，采取混合所有制则可将公、私两制集合，不同所有制内部既有公有，也有私有，公有制体现在国家资源总量的财富增长，而不是通过不断地扩充国有企业资产控制来体现。

　　二、国企做大不是做强

　　将国有企业拼凑、并转成为现在的规模和数量，基本是依靠行政手段解决的。中国国企的规模，本身不是竞争得来，而是占有资源的外溢。与此同时，国有企业领导者同样兼具行政官员的身份，则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得以体现，与别的非国有企业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是一种天然的不平等。

　　从每年中国500强排名中即可发现，排在前列或整体构成的都是国有企业，纯粹的非国有企业少至于无。这一方面说明，国企垄断优势在不断固化，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并没有质的进步。如果继续下去，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数量则会越来越大，更多的非国有企业只能重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红帽子”企业，这无异是一种倒退。

　　前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在一次评价中国500强企业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500强只能说明国有企业规模之大，而不是最强。500强成为500大，仅体现在规模上。而这一规模里，有多少是国企无偿占有或廉价获取的资产？这只能是国企自说自话的糊涂账。

　　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最大限度地化整为零，通过竞争活力而自然壮大、或者通过分层设计，将企业与非竞争性战略资源分开，这是当年国有经济战略重组课题的大败笔。因此，如果要解决这一遗留做大的问题，必须将企业的还给企业，将公益的还给公民。

　　三、公益性不能饰非垄断的合理性

　　之所以出现公益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论，根本原因有两种，一是国有企业负责国家资源性资产化管理的责任，无法将这些资源性资产与企业赢利功能统一起来，所以才需要出现一种专门经营国家资源性资产的公益国企；二是当各种自然灾害、国际合作时，国有企业更“听话”、也更具有相对的规模性和安全性。

　　这两种原因都是伪命题，而在实施中走不通或打折扣的，如一的中石油、中石化等就是例子：因为其承担了对国家资源的资产化运营，应该将其归于公益性国企，而在其下游的市场竞争核心地带，这些企业占尽垄断地位，则是百分百的竞争性企业。所以，这一区分在这样的企业则是行不通的；如二正因为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传统思维不能突破，才使得在重大时刻，国有企业不堪重负，而非国有企业参与无门。就三十年的改革过程，政府在处理和建立企业（无论是国企、非国企）社会责任机制方面，缺乏引导和平等参与渠道的建设，从而使国企在每一次重大时刻之后，借此与国家讨价还价，谋取更多的优势资源和好处，强化了其市场的不正当竞争性；非国企则因无通畅的参与渠道而社会责任心逐渐丧失。

　　解决这一“公益性”或竞争性矛盾，其实很简单，比如可以将所谓的公益性资源，通过一个“公益性”的管理体系来完成，公益就是公益，企业就是企业。公益以保值、安全性为主，同时谋取收益最大化；企业则以单纯牟利为目的。所有企业，都可以经营“公益性”资产，只要能实现保值、安全性和收益最大化等一揽子评价体系即可，而无须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作为介入的门槛和界限。

　　四、免费午餐养育不出竞争优势

　　众所周知，中国的国企改革在体制上经过了削足适履的过程，即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成熟模式，套在国企改革的躯干上。因此，才出现所谓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中国独有现象。而中国的所有市场化改革，都是以保护和拯救国有企业为本源的，如股份制及上市圈钱、甚至最早的产业投资基金之创业投资、国有企业重组、基础设施建设之定义，同样也是出于为国有企业服务的。

　　这就出现了以国有企业“天然”优势下的市场化行为，国企可以上市圈钱、发债券、银行贷款甚至无条件倾斜等免费午餐。在这一众宠专护的环境里，中国国企到底有多少竞争能力，已经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国企两次重大的改革，一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承包制，到过后九十年代的股份制改造，经济领域重点都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层特权和个人财富迅速积聚：承包制时一些国有大中小企业的厂长经理每年各种奖金已达数十万、甚至百万，而各种开销均搭便车公务核销；股份制后，国企领导层奖金福利更加制度化，由此成为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部门。与此同时，国企内部贫富差距悬殊，一线职工与核心管理层的收入差别无法想象。

　　这一历史因袭的现状，使得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自己，都不能了解和认识自身是否具有企业家的本领、或者对企业的贡献无从量化。起点、基础、机制等等方面的不公平，既扭曲了企业的本相，同时也扭曲了企业领导人的经营能力。

　　其实，改变或改善这一局面，并非无计可施，关键是突破口和决心：如从产业价值链入手，分拆国企，同时将人事序列进行细分，则至少使国有企业距离真正断奶越来越近。

　　结语：特权保护出来的不是市场经济

　　综述如上，国有企业与中国市场化之间，本身已经形成的日趋刚性的冲突和矛盾，一日不解决，市场化进程则会扭曲、甚至倒退，从国企垄断资源所形成的矛盾，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外溢为社会矛盾。因此，处理和解决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不平等竞争局面，则成为全社会需要面对的大事。

　　仅举一例，具有代表性的中石油、中石化等，多年来在整个产业链上下游通吃，每每拿炼化环节说事牟取国家补贴，而从来不敢公布油品价格和成本构成；每每拿国际油价企高找理由，而从来不提国内上游资源权益以什么方式攫取。特别是在整个行业均为企业拥有和控制的条件下，如石油这样一个技术性有事高于资金密集性的领域，中国完全没有任何一个独立于几大巨头以外的第三方机构，这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按行规而言，一个石油公司自己做出的第三方结果是不足采信的、甚至是破坏行规和专业性的行径，而中国石油及资源领域，这也同样熟视无睹。

　　因此，如中石油、中石化在全面开放下游市场之前，国家应当遵循产业链路线，将如石油这一资源性行业进行分拆，上游采取国家石油公司或全民资源公共财富基金模式统一定价；勘探、炼化、仓储、零售设立环节性专业公司，由此引进非国有经济成分进行公司化改造，进而培育出一个分层优化、区别竞争的国家能源战略体系。

　　其他领域，只会比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更为单纯。因此，中石油、中石化等，则是中国国企第三次改革的最为恰当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