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与汉水文化

左攀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0001

摘要：明世宗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独具个性的皇帝，他生于安陆，长于安陆，十五岁以藩王入继大统，统治中国达四十五年之久。他刚刚即位就挑起声势浩大的“大礼议”，他一生崇道，晚年二十年不上朝，专事斋醮祭祷。纵观他“忽智忽愚”、“忽功忽罪”的一生，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其为人行政处处铭刻着汉水文化的印记。他建造明显陵，修葺武当山，设立承天府，为家乡留下大量物质文化遗产。

关键词：汉水文化  嘉靖  孝道  崇道  明显陵

Abstract：zhu houcong is a unique personality emperor in  Ming Dynasty and even Chinese history, he was born in Anlu and lived in Anlu . He becomes the king of Ming Dynasty with the age of 15 when he was marquis, rules China forty-five years. He provokes the massive "The big ritual discusses" long after he has just being ascended the throne.His life obsessed with The Taoist. He is so reveled in the vegetarian pray that in his later years he never deal with the conduct of public affairs 20 years. According his whole life of suddenly bright suddenly stupid and suddenly successful suddenly fault. We can clearly seeing that both his character and action are marked the culture of Hanjiang. He constructs the Mingxian Ling ，repairs The Wudang Mountain and establishes The Chengtian Fu. It is the great contribution he made for his hometown

Key words：culture of Hanjiang   jiajing  Filial piety  Taoist fan  Mingxian Ling

 

一、“大礼议”与汉水孝道

嘉靖皇帝名朱厚熜，其父朱祐杬，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生母宸妃邵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受封兴王。弘治七年（1494年）就藩湖广安陆州（今钟祥市）。他生活节俭，每遇灾荒之年，必设常厂施粥赈济灾民，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相比那些穷奢极欲、仗势欺人的藩王，朱祐杬遵纪守法，乐善好施，是藩王的楷模。

 兴献王在安陆生活了26年，和王妃蒋氏生了四个孩子，朱厚熜生于正德二年八月初十（1507年9月16日），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存活的一个。兴献王夫妇对朱厚熜的重视和溺爱可想而知。朱厚熜长到五岁，父亲就开始教他读书写字，幼年的朱厚熜十分聪明，父亲“口授以诗，不数过辄成诵。”年龄稍长，朱佑抚更亲自为他讲解《孝经》，使他“通《孝经》大意” [①]，后来嘉靖为父母的封号问题不惜与群臣翻脸，打死谏臣18人，与幼年在安陆的同年生活是分不开的。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兴王薨，享年四十四岁，此时朱厚熜年仅十三岁，孤儿寡母孤独无助的凄凉心境可想而知。幼年丧父自然是人生的大不幸，但两年之后，幸运之神偏偏降在这位十五岁的安陆少年身上。他的堂哥，中国最不守礼法的荒淫皇帝，明朝有名的无道昏君明武宗朱厚照崩于豹房，终年仅三十一岁。武宗荒淫一生却无子嗣，他的去世，留下了最高权力的真空。首辅杨廷和皇太后张氏根据传统宗法制度和《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决定立宪宗之孙，孝宗之侄，武宗堂弟朱厚熜为皇帝。就这样，这位十五岁的安陆少年幸运的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嘉靖即位不久，就因为兴献王的尊号问题引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大礼议”。朱厚熜即位刚六日，下令群臣议定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臣认为世宗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应该尊奉正统，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太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世宗十分不悦，质问礼部: “父母可更易若是邪?”[②][③]下令再议。可是朝臣一百九十余人次先后抗旨上疏，支持杨廷和的主张。  

正当皇帝孤立无援之际，新科进士张璁上《大礼疏》，首树异帜，提出，“继统”与“继嗣”不同，不能“强夺此父子之亲，而建彼父子之号”。“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④]。就是说，世宗只继武宗皇位，而不继孝宗宗嗣，而且要加尊父母封号。

世宗见此疏如获至宝，高兴地说:“此论一出，吾父子获全矣。”[⑤]随即降下手敕，令尊其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毫不示弱，把手敕封还驳回。世宗以“避位归藩”相要挟，群臣惶惧，不得不作出让步。世宗决定追尊本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献后”；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王及妃的封号虽然提高为“帝”、“后”，但无“皇”字，还不是“皇帝”、“皇后”。虽然得以称父母，但在其前却冠以“本生”二字，还需称孝宗为“皇考”，仍是死去之父。因此御札屡下，必欲加“皇”，去“本生”，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父亲为“皇考”而后已。

议礼之争日趋激烈。南北两京二百五十余名官员上了八十余道奏章，攻击张璁、桂萼 ，抵制皇帝谕旨。张、桂一派人数虽少，但有皇帝作后台，因此冲锋陷阵，锐不可当。杨廷和见“中兴”无望，于嘉靖三年二月疏请归乡。继杨廷和之后，大学士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吏部尚书乔宇等先后罢官。而擢升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又亲下手敕，追尊其父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其母“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实现了加“皇”，称“皇考”的愿望。但是“本生”二字犹在，在“本生皇考”之外还有一位“孝宗皇考”，这样便形成了“两考”并存，“两父”并尊的滑稽局面，议礼仍不能结束。

朝廷两派宗法理论之争迅速上升到党派政治之争。张、桂少数派攻击杨廷和及其拥护者斥为“奸权”、“朋党”。杨廷和多数派也攻击张、桂派是“奸邪小人”，“曲学阿世”，甚至策划待机将其“毙之于庭”。一场严重的冲突渐渐酝酿成熟。嘉靖三年七月，嘉靖帝命令礼部照旨更改尊号，朝臣抗争，群情激昂。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杨廷和之子)等号召百官伏阙请愿。于是群臣二百二十余人跪哭左顺门，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声震阙廷。嘉靖帝先将抓捕为首者八名，接着又将五品以下官员逮捕，其他待罪遣散。几天之后，对参加这一事件者作了判处: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一百八十余人廷杖。其中编修王相等十七人惨死在廷杖之下。[⑥]议礼反对派跪哭左顺门的悲壮之举，被一顿重棍打的烟消云散。在一片恐怖的政治气氛中，嘉靖帝宣布:去掉“本生”二字，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兴献王成功称宗附庙，嘉靖帝如愿以偿。皇权的淫威战胜了道德的坚守，小皇帝胜利了。

三年的大礼议，最后以群臣血溅左顺门悲剧结束，现代史家常常把大礼之争描述成皇帝与内阁的权利之争。诚然，小皇帝由议礼的过程学会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促成了朱厚熜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但这一切并非蓄谋已久。议礼开始的时候，朱厚熜只是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十五岁的少年，没有任何政治经验，更未曾与内阁产生政治分歧，世宗在赴京途中每一思母“辄垂泣”，故即位三日就派人赴藩迎母，其母进京因礼节受阻城外，世宗乃涕泣欲奉母归藩。完全是出于对父母的真挚感情，对孝道的至诚信仰而做出了许多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匪夷所思的举动。大礼议的实质，无非是宗法制度和孝道的冲突，杨廷和一派从维护传统宗法制度和朱明皇统出发，强调嘉靖皇位合法性的来源；张璁则以孝道为武器，抓住“孝为忠之本”这一儒学基本观点支持议礼。后者迎合了朱厚熜为父母争地位的急切心理，最终借助至高无上的皇权以高压手段取得了胜利。值得注意的是，朱厚熜的家乡人一直是他坚定的支持者。议礼之初，嘉靖支持者寥寥，继张璁之后第二个站出来支持的是襄府枣阳王朱祐楒，第三个才是桂萼。最早13位议礼支持者中有两位藩王，除朱祐楒以外，另一位是同在汉水流域的楚王朱荣㳦。湖广总督席书也曾草拟奏疏，赞成张璁的意见，称兴献帝宜定号“皇考兴献帝”。这在当时的地方督抚中是绝无仅有的。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少年嘉靖生活的汉水下游地区是著名的孝子之乡。二十四孝中的戏彩娱亲、哭竹生笋、扇枕温衾、卖身葬父都发生在安陆周围，安陆东边的那块土地更以“孝感”命名。[⑦]在孝风弥漫的社会中长期耳濡目染，那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言而喻。汉水流域王公大臣的意见如此一致，正说明孝道在汉水流域悠久的传承和深远的影响。孝道至上的独特地域文化塑造了朱厚熜的道德信仰，也造成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嘉靖皇帝不是一个称职的好皇帝，但他的确是个孝子。

 

 

二、嘉靖崇道的表现及原因探析

 

明朝统治者对道教多采取尊崇的态度。成祖从北京起兵，靖难之役夺得皇位，特别尊崇北方的守护神真武大帝。他在位时期大兴土木建设武当，使武当山建筑群至今仍是世界最大最壮丽的道教建筑群。善男信女纷至沓来，汉水中游的武当一跃成为全国道教中心。明成祖崇奉道教成了后世皇帝的榜样。明代中期的几个皇帝基本上都崇奉道教，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嘉靖皇帝对道教的痴迷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明代甚至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道教皇帝。世宗的崇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宠信道士，频建斋醮。嘉靖皇帝对道士的恩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执政时期，有两位道士官至礼部尚书。一位是邵元节， 嘉靖三年(1524)征入京，因拜雪有验得到信任。后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赐玉带冠服，又以其祷祀皇太子生有功，拜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文官服。邵元节八旬而终，嘉靖帝以伯爵之礼葬之，谥“文康荣靖”。[⑧]另一位是受邵元节举荐的陶仲文，据说他降服了皇宫里的妖气，还治好了皇子的水痘，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嘉靖十九年(1540)，为世宗祷病有功，进封礼部尚书，特授少保，食正一品俸禄。嘉靖二十三年（1544），刘玘在边境擒获叛降蒙古的王三，嘉靖帝亦归功于陶仲文，并加授少师，仍兼少傅，少保，史评“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之世，惟仲文而已”。嘉靖皇帝享尽荣华富贵，自然想长生不老。可他又偏偏体弱多病，不免时时感到死亡的威胁。从嘉靖二年开始，他就在宫中广建斋醮以求长生。晚年干脆经年不视朝，专司祷祀，搞得整个后宫大殿烟雾缭绕，道乐喧天，犹如道家宫观一般。

第二，迷恋丹药，摧残宫女，最终引发“壬寅宫变”。朱厚熜为求长生不老药，命方士炼丹。他相信灵芝可以延年，派人到处采集，耗费财力，惊扰人民，更为荒唐的是竟然相信用处女的月经炼丹可保长生不老，因此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并命方士利用她们的经血来炼制丹药。宫女备受摧残，决定杀死嘉靖皇帝。嘉靖壬寅年（1542）10月21日深夜，不堪忍受嘉靖皇帝折磨的宫女们，合谋勒死皇帝。由于绳子结成死扣，无法勒紧，嘉靖皇帝死里逃生。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壬寅宫变”。朱厚熜经受这次沉重打击后并无丝毫忏悔之意，相反，更变本加厉，干脆移居西内，专司祷祀，多年不上朝。过度的纵欲与滥服所谓“丹药”，最终只能加速他的生命衰亡。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朱厚璁重病不起，次年十月去世，结束了他求神问卜、寻神弄仙的一生。
    第三，爱好青词，加封道号。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世宗“日夜斋醮”，“青词”成了廷臣们阿谀奉承、投靠钻营的敲门砖。据《明史·宰辅年表》统计显示，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有9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夏言、严嵩、徐阶等人都是大名鼎鼎的“青词宰相”。世宗崇道最甚的时候，连朝政大事也由乩仙来决定。世宗还仿效宋徽宗为自己和父母加封道号，其父为“三天金阕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母为“三天金阕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己的道号屡经更改添加，最后定为三十四字的 “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在嘉靖皇帝心目中，道教尊号要比皇帝称号神圣得多，后世史家评他为“道君皇帝”，倘若世宗泉下有知，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第四，大建宫观，兴道抑佛。嘉靖帝大建宫观，耗费巨大。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他采纳陶仲文等道士的建议，在泰享殿、大高玄殿尚未竣工时，又开始兴建“祐国康民雷殿”，工程庞大。时任工部员外郎的刘魁冒死谏劝却被逮系诏狱。对家乡附近的武当山，他更是更是不惜巨资，完成了明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修葺和扩建。明成祖建武当山宫观已极尽奢华，紫霄宫房间总数达160间，嘉靖帝还嫌不够，扩大至八百间。嘉靖帝营建宫观名目繁多，耗            费惊人，难以缕述。在崇道的同时，世宗严厉打击佛教，“凡释氏必尽废之为快，如大慈恩寺，先朝最盛梵刹，宪孝武历朝法土国师居停者万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朱厚熜下令“毁之，寸椽片瓦不留”[⑨]。

朱厚熜迷信道教，一心斋醮，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在他的工作日程里，斋醮是头等大事，军国大事退居其次。斋醮期间，兵部有紧急军务也不敢及时上奏。“壬寅宫变”以后，世宗移居西苑，二十年不上朝，几乎与群臣完全隔绝，只与少数入值大臣和道士得以相见，最高层的权利真空，加速了朝政的腐败；大建宫观以及频繁的斋醮活动，耗费之巨，难以缕述。他的斋醮活动极尽奢靡，用黄金泥撰写青词，每斋醮一次，“屑金为泥，凡数十碗”， 史载:“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⑩]严重浪费造成了空前严重的财政危机。 朝臣们对嘉靖的斋醮崇道活动只能迎合奉承，绝不能提出反对意见，否则轻则贬谪流放，重则廷杖杀戮。太仆卿杨最以谏监国议且直言求仙之荒谬，竟被廷杖致死。此后“廷臣震慑，大臣争馅媚取容，神仙祷祀日亟”[11]。倒是一群卑鄙无耻，擅长阿谀奉承的奸佞之徒如严嵩、胡宗宪等凭借青词、祥瑞加官进爵，权倾天下。这不仅使得朝纲败坏，政治腐败，而且对明朝乃至中国的世风都是沉重的打击。

嘉靖皇帝崇道时间之长、程度之剧，影响之恶劣，可谓空前绝后。有人认为，世宗“好道不好佛，盖天性也”[12]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众所周知,儿童时期受到的影响能够凝结为人的行为方式,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成年人的活动。嘉靖尊道教、敬鬼神，与从小生长的环境关系密切。明朝皇室素有崇道传统，他的父亲朱佑杬就是一位非常虔诚的道教徒，朱佑杬自号大明兴国纯一道人，经常在王府进行斋醮活动，还曾将书堂设为奉道之所。甚至相传嘉靖出生也有异象，据《钟祥县志》记载，“正德年间，纯一道人居玄庙观，道行甚高，兴王常与之游，一日假寐，见纯一入宫中，及觉，问左右曰:‘纯一来此乎?’俄抱宫中生世子矣!”[13]纯一道人梦中入府，世子降生恰在此时，兴王认定世子的出生是神仙所赐。斋醮祷告的耳濡目染，自身身世的离奇传说，少年丧父却又突然由普通藩王成为九五之尊，人生的大悲大喜使嘉靖皇帝越来越相信自己经历的一切冥冥之中有上天的安排。而生他养他的汉水流域本就是巫术和道教的源头，这里风行巫祭活动，不仅祭祀的名目繁多，对象也相当广泛，楚人“信巫不信医”，自古就有尊巫术、敬鬼神的传统。明成祖动用朝廷力量投入巨资大修武当，正式敕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使武当一跃成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信道之徒纷至沓来如过江之鲫。每到春天二三月间，都有江汉平原甚至江南一带的百姓成群结队，浩浩荡荡朝武当山进香。安陆地处交通要道，是江南香客朝拜武当的必经之路，对幼年朱厚熜耳濡目染，影响不言而喻。

朱厚熜虽对斋醮、炼丹十分狂热，却不是一个合格的道教信徒，他的道教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求神问卜，祈福攘灾的功利层面，从未深入钻研道教义理，更没有心斋、辟谷等宗教实践。其信仰实质只能算是巫鬼方术。他对朝中大臣稍不如意就廷杖施威，对道士也是灵则重赏不灵严惩，入宫的道士是飞黄腾达还是身首异处全凭运气。就连他的三位皇后也因他的喜怒无常先后死于非命。可见这个刚愎自用、薄情寡义的昏君从未认真修身养性，对道教“慈爱度人”“ 重生贵和”的基本精神缺乏最起码的认知和领悟。世宗虽大建宫观，崇道抑佛，但其行为实际上严重阻碍了道教的发展：对巫鬼方术的过度崇信加速了道教教团的腐朽和道教的世俗化，使道教逐渐丧失“尊道贵德，治世济人”的根本精神追求，日益沦落为功利化、鬼神化的民间信仰。

三、嘉靖皇帝和他的家乡

嘉靖皇帝在安陆生活了15年，对生之养之的故土自然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这里不仅是他魂牵梦绕的家乡，也是父母坟茔所在。嘉靖始终认为自己以藩王入继大统得益于家乡的风水和真武大帝的保佑，因此在各方面给予家乡特殊照顾。有意无意的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资和文化遗产，总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设立“承天府”，提升家乡建制。嘉靖十年八月，湖广归州南逻口巡检徐震请于安陆州建立京师。嘉靖将奏折交礼部议处，礼部认为在安陆建京师于典礼无据，况且太祖朱元璋发迹于濠州，也只是改州为府，安陆之事与此正相同，应该把安陆由州升为府。既然太祖都是如此，嘉靖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乃定府名曰承天，附郭县曰钟祥。割荆州之荆门州，当阳、潜江二县及沔阳州景陵县隶之。[14]就这样，安陆由于出了个嘉靖皇帝，地位大大提升，变成了承天府，位列明朝三大府之一，取得与北京顺天府、南京应天府相同的地位。嘉靖还把家乡安陆单独置县，取“钟聚祥瑞”之意，赐名“钟祥”，归承天府管辖。基本奠定了今日的行政区划。

第二、故国神游，扩建显陵。嘉靖十八年（1539年），朱厚熜终于回到了阔别18年的故乡。这趟故国之旅彻底打消了他迁徙显陵的念头，决心将母亲的灵柩运往钟祥与父亲合葬。这便有了今天钟祥的显陵。显陵实为建筑艺术与环境美学相结合的天才杰作。以其优美的环境风貌、宏大的建筑规模，独特的陵寝结构，传奇的历史背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第三、修葺武当山，弘扬道教。明世宗在《御制重修太和山纪成之碑》中解释了他与武当道教的渊源，“朕皇考封藩郢邸，实当太和灵脉蜿蜒之胜，岁时崇祀惟谨”。[15]把自己“以臣绍君，以弟承兄”归因于真武大帝的保佑。他还认为国家的安定也是真武保佑的结果：“肆朕入继大统以来，仰荷垂佑，游赐庥祥”。[16]再说他是从藩王入继大统，尊崇真武是神话皇权的客观要求。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大修武当山，祈求真武大帝保佑大明江山永固，自己长生不老。

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早期整顿朝纲、减轻赋役，一扫武宗时期的弊政；也曾征剿倭寇，整顿边防，使天下大治。他深受汉水流域发达的孝道文化的影响，上位不久便与杨廷和等朝臣在议父王尊号的问题上发生 “大礼仪”之争；他把在汉水流域生活时就形成的的道教信仰带到北京，推向全国，不仅本人信道，还要全体臣僚崇道，晚年二十年不上朝，专事斋醮祭祷，搞得朝廷乌烟瘴气，民间民不聊生。他一生刚愎自用，固执己见，致命的性格缺陷决定他不能成为一位称职的皇帝，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孝子，也是一个为家乡做出巨大贡献的钟祥老乡！

（潘世东转载于《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