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遆 红
    悠悠数千年中国历史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而饱经沧桑的中国人却有着平和、务实的民族性格。这一点给西方文化学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非理性狂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思想界就表现出求真务实的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国华说，“求真”学风源远流长，先秦诸子都强调为人生、现实服务。历代思想家都非常重视“求是”、“求道”，真诚坚定地探索真理。
    产生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际，执著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理性、求真、务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显著特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真实生动的展现。
“求真”学风源远流长
    “求真”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常被表述为“求是”、“求道”。
    中国文化从本质上看，不是西方那种信仰神 的文化，而是自信自肯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是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因此，历代思想家都非常重视“求是”、“求道”，真诚坚定地探索真理，“求真”学风源远流长。
    探索真理要有正确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最著名的古代格言之一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名言是孔子说的。意思是子路（孔子的学生）啊，告诉你对待学问的态度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才是真正的智慧。
    这句名言在后世广为流传，提醒人们要养成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不要不懂装懂。
    孔子的另一句名言是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其中的“道”指“大道”，即宇宙本源，形而上的本体，与“道可道，非常道”中的第一个“道”相同，也与“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道”相同。按孔子的说法，如果早晨能够闻道，那么就算晚上会死去，也是值得的。这句话生动而鲜明地阐述了对追求真理的坚定与迫切。
    到了汉朝，出现了我们熟知的“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一句古语，最早见于 《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刘德是西汉时期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之弟，封河间王。《汉书》中对刘德的评价很高，主要是因为刘德认真研究和整理收集到的古书，在阅读中掌握了一些事理的事实依据，从而推导出正确结论。学者们对他的学识和治学态度都很佩服。
    后来，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撰写《汉书》时，专门为刘德写了传记，高度评价了刘德的研究精神，称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成语“实事求是”便由此而来。后来唐代学者颜师古将“实事求是”一词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即把它引申为一种值得提倡的务实求真的学风。
    明朝心学大师王守仁倡导的“求是”学风对后世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他在一封给同代学人的信中谈道：希望你抛弃世俗的偏见，襟胸开阔地探索真理，不要追求各种学术思想的完全相同，而是留心体察它们为什么不同；不要把没有过失和局限看作是圣贤的高明所在，而是将修正失误和局限作为圣贤之学的本来意义；不要讳言圣贤的局限，而要把学术的不断发展看成圣贤之学的宗旨。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周桂钿说，王守仁这种专心探求真理、无心流派门户的精神，在近代追求科学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共鸣。与“求是”学风有密切内在联系的“实事求是”，由于毛泽东为延安抗大和中央党校的题词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力。现在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在内的大学校训中都包含着“求是”、“实事求是”。
农业文化催生务实品格
    “华而不实，耻也。 ”中国人历来讲究实际、重视实用、追求事功，鄙视浮华、空谈、玄虚。 “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观点也一直被历代圣贤所大力提倡。
    农耕在中国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事。即使是在不从事农耕的士大夫中，也认同“耕读传家久”的理念。官员的宅院里往往也要开一块地种植蔬菜，虽然从产量上看只有象征意义，但主人认为耕作可以使人牢记根本，抵消一些富贵带来的浮华之气。就连皇帝也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皇帝亲耕制度表明，中国社会注重农业的传统。
    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是一种大陆型的农业文化。农业生产是一种在四季的循环往复中进行的简单重复的再生产。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使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纯朴务实的民族，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
    老庄讲“道”，孔孟讲“仁”、“礼”，墨家讲“兼爱”、“非攻”，法家讲“法”、“术”、“势”等。虽然百家争鸣，观点各异，但都关心人的处境，与思辨性突出的西方哲学相比，显得简明而实际。因此，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在日常生活和伦理关系中表达自己的意愿，实现人生价值，而很少陷入不切实际的空谈玄想之中。整个社会文化传统如此，求真务实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显著特征。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了一段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老子对孔子说“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并进一步说要去掉那些狂妄的想法和做作的姿态，因为这些对人都没什么好处。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孔子对老子的话甚为赞同和佩服，以致大发感慨：“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
古代科技都围绕着实用
    产生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际，“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执著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四大发明”即是“实用技术”高度发达的证明。
    四大发明是指中国古代对世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四种发明，即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此一说法最早由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上世纪中期提出，并为后来许多中国历史学家所继承，普遍认为这四种发明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古代在天文、数学、中医、农学及制造业方面有过无数的创造和发明。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令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和知识水平。 ”
    中国很早就掌握了数的概念，并采取了十进制，这是最先进、最科学的记数法。李约瑟说：“如果没有这种十进制，就不可能有我们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魏超群说：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四则运算，春秋战国时期正整数乘法口诀 “九九歌”已形成，从此“九九歌”成为普及数学知识的基础之一，一直延续至今。
    魏超群说，注重实用是中国古代数学的突出特点。 《九章算术》的第一章就是“方田”，为了计算土地面积，其中的勾股定理领先西方500年。战国时期为了制造车轮就有了精确的圆周计算，祖冲之推算出的圆周率被称为“祖率”。我们的祖先从生产实践出发，将经验加以概括总结，使古代中国数学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也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传统。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孩子的数学水平普遍好，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源于这种良好的传统。
    注重现实的实践功用，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最大特色之一，中医药、针灸、陶瓷、纺织、造船、冶炼……任何一门科学技术都必有其实用价值。但古代中国人对其实用价值的重视，明显超过了对理论的重视程度。在实用的价值取向下，政府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学科非常重视，并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管理。中国历史上较为发达的科学领域和技术部门，大都带有官营的印记，与国家的治理息息相关。中国古代天文学十分发达，但基本上是为历法服务的。而古代数学从《九章算术》开始，历代的数学著作多是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诸如如何计算分配物资或计算各地的赋税和分派工役等，对理论研究重视不够。
“经世致用”重视调查研究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是清代著名学者颜元给一些空谈心性、迂腐无能的理学先生用诗句画的漫画像，也是倡导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们眼中的经典笑话。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空谈和玄想从来不是主流，宋明以来，理学日渐空疏的弊端遭到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强烈批评。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墨家、道家、法家、兵家都直面社会矛盾，关心社会现实，力图匡正时弊，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经世致用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求真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说到经世致用思想，不能不提到南宋的事功学派。事功学派源于王安石“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用思想，包括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陈亮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意思是说所谓有德、有理，就是指在实际的功业方面取得成功、取得治国安民的实效，反对理学家空谈“性与天命”。事功学派主张习百家之学考订历代典章名物，以培养对社会有实际作为的人才。事功学派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与明末清初颜元、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学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倡导经世致用思想的学者都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顾炎武可以说是古代学者中推崇调查研究的典范。他遍游北方，心怀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目的，一年中有一半时间都住在旅店。 “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写出了切中时弊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等名著。地理学家顾祖禹则“舟车所往，必览城廓，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 ”这种调查研究之风，在清初学者中比较盛行，成为清初学风的一大特点。
    求真务实的民族性格使中华民族表现出平和、从容的中国风度，往往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既不盲目乐观，也不悲观失望，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采取措施，使中华文化得以延续数千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部分受访学者观点集萃
    半年来，本报记者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他们的真知灼见，让《问道传统》更具权威性。以下是部分受访学者的观点集萃。1.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胡伟希：
    从治国理念到个人修养，从生活方式到审美倾向，道家所提倡的“自然无为”、“守中致和”、“守素抱朴”等观念都与“道法自然”紧密相连,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向世陵：
    孔子调节“过”与“不及”的“中庸”精神是以制度保证和谐的体现。
3.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周桂钿：
    中国人的爱国观念从汉朝起开始趋于定型。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的，就是忠臣、英雄；分裂国家的人就是奸臣、民族败类。
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希燕：
    墨子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达到了那个时代的世界最高水平。
5.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施炎平：
    墨家“爱无厚薄”的博爱理想，为人的价值追求注入了平等观念和道德理想的因素，因此深受人们珍视。
6.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赵国华：
    兵家是用制度管理个人的行为，从而保证组织的运行和效率，这是现代管理学不断从兵家思想中获得启发的深层原因。
7.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朱迎平：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管仲出色的治国业绩为背景，超越了时间和学派的局限，被历史上一切开明的政治家奉为圭臬。
8.河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萧鲁阳：
    墨子推行自己主张的坚定意志和强大的行动能力，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9.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时显群：
    法家不法古、不循今，在变法自强中体现的革故鼎新精神，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
10.辽宁大学教授王雅：
    儒家讲“孝为至道”，它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的精髓。
11.辽宁大学教授毕宝魁：
    即使给了父母好的物质生活，但总是阴沉个脸，老大不情愿的样子，也不能算是孝。
12.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张雷：
    《周易》体现了伟大经典的最基本特征：良好的包容性和无与伦比的开放性。
13.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
    古代辽宁地广人稀，以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使“将心比心”不仅是一种道德追求，更是一种生存必需，否则整个社会就有崩溃的可能。
14.沈阳大学国学研究会副会长张国明：
    《周易》被各家各派公认为“大道之源”，“诸子百家元典”，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
15.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
    中华文化从五帝时代起就呈现出丰富的多元性。
16.书画鉴赏家李学伟：
    画得太满的画不会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甚至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压抑。被事务和功利占满的心也不会留给人空闲和自由。
17.辽宁美术馆常务副馆长杨宝峰：
    留白是很见功力的技法，国画大师往往都是留白的大师，以无胜有，更见神韵。
18.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
    上世纪30年代，辽宁人浴血战斗抗击侵略者，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又一次证明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又尚武自卫的民族性格。
19.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红：
    创新者与其他人相比，最显著的特征是义无反顾，从不患得患失。
20.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韩东育：
    没有哪个学派能像法家这样，被骂的时间和被用的时间一样长。（以上排名不分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