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遆 红
    中国古代学术流派众多，但无一不是以人为中心，特别是儒家、墨家、法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勇于担当社会、文化、道德重任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儒家学派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主张积极进取，担当社会责任。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长卷中，勇于担当的仁人志士史不绝书：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爱国诗人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王阳明身体力行“知行合一”；顾炎武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先贤们对社会和人生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所表现出的奋斗意志和献身精神，凸显了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勇于担当的崇高人格，对于那种只讲索取、不讲奉献的不良风气无疑具有匡正作用。事实上，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传统历经千年薪火相传，勇于担当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延续的重要保障。
孔子身处险境从容淡定
    儒家学派以积极“入世”闻名，强调自觉地担负起对社会、文化、道德等多方面的责任。 “在勇于担当的问题上，孔子的表现很突出。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毕宝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引用了司马迁在 《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的评价：“《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成了后世文人心中永远仰望的丰碑。
    儒家认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表现出从容镇定，即便是在面临死亡威胁时。孔子周游列国时，被陈、蔡的士兵围困在陈、蔡间的郊野中，好多天没有吃的。随从的弟子有的饿得站不起来，可他依旧镇定地给大家讲学、朗诵、唱歌。孔子在涉险时表现出的淡定和从容，来源于对自身传承的文化价值的自信。他觉得自己承担着传承文化的重大历史使命，不相信自己会轻易死掉。孔子早年创办私学，晚年研究整理六经，以传承文化为己任，一生孜孜不倦。
    众所周知，孔子有很高的从政热情，这是因为他有担当精神。他周游列国14年，就是希望能找到让他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 《论语·微子》记载孔子对避世的长沮、桀溺感慨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正因为天下没有治理好，政治黑暗、生灵涂炭，所以我们才要出来有所行动。颜渊、季路向孔子请教理想，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就是说，要让天下的老年人都得到安顿，让朋友们都能得到诚恳的对待，让少年的人都能有好的成长环境。《论语·宪问》中记载，子路询问君子的境界问题，孔子区分了三种君子，认为这些君子无一不是能在现实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人。
    至于道德上的担当，儒家的特点是从容中有刚烈。孔子说杀身成仁，这里的仁就是指道德。孔门高徒曾参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是对知识分子道德使命最经典的表达。
    无论个人处境顺利与否，孔子都没有放弃过他的人生目标，那就是改变天下无道的现实，让它回到“有道”的正轨上来。为了达到目标，他百折不挠，“知其不可而为之”。他总是坚定地面对困难，不言放弃。他在被别人非议的时候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也就是说，如果天下有道的话，我就不参与变革了。孔子这种“仁以为己任”的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精神，激励了2000多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
墨子一生勇于担当
    与孔子相比，墨子的担当更有传奇色彩。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的故事直至今天仍然放射着夺目的光彩。墨子的传奇一生告诉人们，担当不是赌一时之气，逞匹夫之勇，担当需要可敬的勇气，更需要高效的行动和高超的智慧。在古代典籍的描述中，出身社会底层的墨子大力倡导“兼爱”、“非攻”，终生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不懈努力，体现了崇高的社会担当精神。
    墨家也有自己的偶像，那就是艰苦奋斗、不计个人得失的大禹。河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萧鲁阳说，墨家极其推崇大禹以天下人的平安幸福为己任的精神，从而扶弱抑强，损己济世。墨子脸色黝黑，总是风尘仆仆地为天下人的利益奔走忙碌。头顶秃了，脚跟磨破了，但他却以自己的意志、智慧和高超的行动能力实现了自己的主张。
    “止楚攻宋”的故事最能体现墨子的担当精神。墨子听说公输般为楚惠王造了云梯，即将攻打宋国，就从鲁国出发，用了十天十夜赶到楚国都城郢（湖北江陵），通过说理和技术比武，阻止了这场战争。最后公输般以为杀了墨子就可以顺利地消灭宋国，谁知墨子说，他的弟子禽滑厘等300人已经带着他的守城器械到了宋国，等待楚国的入侵。于是楚王放弃了伐宋的念头。墨子凭借机智和勇敢解除了宋国的一场灾难。
    墨子的勇于担当没有个人私利，甚至不能得到宋国人的理解。“止楚攻宋”故事的结尾耐人寻味，墨子帮宋国解除了灭顶之灾以后，在回国的路上经过宋城，宋人甚至不让他进城避雨。
    在兵荒马乱的战国时代，倡导“兼爱”、“非攻”的墨子经常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墨子自己也感叹，一个长途背米的人坐在路边休息，再想扛米袋上肩时却没有力气，过路的人不分老少贵贱都会帮一把。但眼下很多号称正人君子的人看到肩负道义辛苦行路的义士，不仅不去帮一把，反而加以诋毁和攻击。他感叹当今义士的遭遇还不如那个背米的人。
    尽管如此，墨子依然没有放弃。古书上有这样的记载：有人对墨子说，现在天下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讲仁爱、信义了，你这样辛辛苦苦地推行“兼爱”、“非攻”，还有什么用呢？墨子回答说，家里有十个孩子，九个都不劳而获，那个唯一还在奋斗的孩子，只有更加勤劳才能支撑起这个家。
    墨子一生基于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正义的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和牺牲精神果敢行事，践行了自己 “兼爱”、“非攻”的一贯主张，他勇于担当的侠义之举令后人景仰。中国古代流传民间的侠义故事中，就体现了墨子勇于担当的精神。墨子言必信、行必果、诺必成的特点非常突出，以致于康有为给出了 “侠即墨也”的评价。
“三不足”论断体现担当精神
    变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关键词之一，赵武灵王、商鞅、吴起、王安石、张居正……这些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与变法联系在一起。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时显群认为，这些人物中商鞅、吴起是公认的法家，王安石、张居正自称儒家，但被他们的政敌视为法家。 “中国古代的变法体现了一种担当精神，那就是舍我其谁的大公大勇之心，‘铁肩担道义’的豪迈气魄，从而不计较得失、不踌躇功过、更不在乎流言。这种担当精神为中国历史上一切改革者所秉承。 ”
    法家始终与变法相连，时显群认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深刻彻底的变法无不是从积贫积弱的危机形势开始的。法家思想正好适应了这种客观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体现了变法精神。赵武灵王不仅魄力惊人，而且口才出众。他首先进行观念变革，变革礼法、改革军制。 “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观时而制法，因事而成礼”。为了改变当时赵国与北方游牧民族在冲突中被动挨打的局面，赵武灵王强力推行“胡服骑射”，赵国改变了宽袍大袖的旧装束，代之以便于骑射的“胡服”，将长期以来的“车战”改为更有战斗力的“马战”。变法的结果是赵国国力迅速增强，成为当时的强大国家。
    坚强的意志是变法所必须的。以商鞅变法为例，当时各国都有变法的呼声，但秦国效果最好，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商鞅意志坚定，在推行新法过程中，不畏权贵，不怕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勇于面对风险，表现出极大的胆识和魄力，从而使变法没有流为纸上谈兵。
    变法即意味着对当时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难免遭到抵触甚至反对，更不必说人们普遍存在的安于现状、忧虑未知的心理。对此历史上以变法著名的王安石有著名的“三不足”论断：“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意思是说，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
    北宋王安石是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家。 “三不足”论断表现出他锐意进取、变法图强的巨大勇气，表现出一个改革者勇于担当的精神境界。王安石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但遭到了当时及后世一些人的激烈抨击。到了近代，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国所得税之法正同”，赞赏王安石推动的改革是“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不躲避、不推诿、不迷失，这是法家在勇于担当上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遗产。历史上的变法实践表明，担当需要心底无私的坦荡和正视现实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担当起社会、民族、国家赋予的使命。
担当情怀让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历史上的改革家，都是大人物。那么，是不是只有大人物才能担当大任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梁启超则将其提炼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担当天下的情怀可远溯到春秋战国之前，“曹刿论战”就是突出的例子。
    《左传》中记载的“曹刿论战”，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我国古代著名战例——以弱胜强的长勺之战。公元前684年，当时强大的齐国军队将要进攻弱小的鲁国。曹刿为国家的命运担忧，决意去见当时的鲁国国君。他的同乡说：“居高位享厚禄的人会谋划这件事的，你又何必参与呢？ ”曹刿说：“居高位享厚禄的人眼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 ”结果在曹刿的指挥下，鲁国大胜齐国军队，赢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谈及取胜的原因，曹刿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曹刿也因此留下了“一鼓作气”这个人们非常熟悉的成语。
    担当情怀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历经磨难绵延至今的重要保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施炎平认为，先秦儒家看重个体对群体和历史的贡献，把个人放在群体和历史中去看，群体本位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群体本位思想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个人只是群体的组成部分，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这种价值取向在后世得到了大力弘扬。汉代之后“独尊儒术”，但汉代之后的儒家一直在不断吸收其他思想学派的营养，担当意识也在不断强化。
    “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儒家看来，“内圣”就是修身，“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为主导的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都在于使人们从小就对国家和社会有参与感。这种历史文化心理决定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超出了社会各阶层财富、地位、文化的差异，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群体本位思想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群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的重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