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遆 红
    源自《周易》的“厚德载物”常常与“自强不息”并用，成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周易》被中国古代各思想学术流派公认为“大道之源”、“诸子百家元典”，堪称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周易》对“厚德”的推崇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求善”，把道德的自我完善作为人生价值的第一取向。诸子百家对“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都有过深入探讨。儒家尤其倡导“以德为本”。儒家主张修身为本，以德为政，把德治礼教作为施政方针。这种重伦理、倡道德的原则，到了宋代以后被进一步发展成“民胞物与”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不论评价人事、国事还是家事，首要标准都是“仁德”。这种价值取向不但被后世儒学所继承，而且内化到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择偶还是交友、择官，“德”都是首先被考虑的，这形成了中华民族崇德尚义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崇德尚义
    西方哲学泰斗黑格尔说：“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和规定。”在这位西方学术权威的视野里，还没有哪个民族将道德的作用发挥得如此充分。
    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修养，则是指人们为了培养优良的道德品质而进行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过程。道德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的自我完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思想道德素质。
    “厚德载物”出自《易传·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也就是说，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像大地那样宽广厚实，载育万物和生长万物。所谓“厚德”就是最高尚的道德。做人首先要强调厚德，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增加了内涵，具备了崇高的道德和博大精深的学识，践行道德规范，才能成为君子，才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够关心人、爱护人，以正直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国古代有丰富的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向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孔子提出了一个总的道德规范“仁”，《论语》中提到“仁”有104处。儒家将道德看作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将道德水准的高低看成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将内在人格的完善看作是成就功绩的出发点和先决条件，将完善道德看作是人生最有价值的追求目标。在儒家看来，道德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本质，道德完善带给人的幸福才是充实与高尚的幸福。
    儒学的这种价值取向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先秦儒家以德为本的特色集中表现在价值评判上，以“德”为标准，先秦儒家不论评价人事、国事还是家事，首要标准都是是否符合“仁德”。这种价值取向不但被后世儒学所继承，而且内化到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择偶还是交友、择官，“德”都是首先被考虑的，这形成了中华民族崇德尚义的民族精神。
    儒家以“仁”为核心，构建了一整套完备的道德体系，从个人修养到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从普通百姓到帝王将相，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而且儒家先哲们认为，完善道德并不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只要人们肯下决心学习和锻炼，就能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道德的要求。因此，道德的完善大多平实易行，和实际生活密切联系，不神秘，不抽象。它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与贫贱富贵无关，这就为人们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开拓了道路、坚定了信心。与西方科学理性发达、奉行个人主义、注重个人利益相比，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则表现为道德理性突出，注重道德教化和群体价值。
    儒家文化就是这样通过伦理道德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内在动因之一。
道德关系到天下兴亡
    “德”在中国古代不仅意味着个人修养，还常常意味着天下兴亡。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在总结商殷灭亡的教训时就指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说明商纣由于不能尊崇和实行道德，结果导致国家灭亡，因此，“敬德”既有道德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为此，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伦理政治思想。 “德政”成为古代中国政治伦理中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
    德政，简单地说就是指有仁德的政治措施或政绩。刘邦建立的汉朝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德政”建立的王朝。汉朝的建立是以推翻著名的“暴政”王朝——秦朝为前提的。公元前202年,刘邦集团先破强秦后败项羽，继秦始皇之后又一次建立起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帝国。然而,秦朝二世而亡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汉初君臣们的心头，怎样才能避免秦帝国灭亡的历史悲剧？怎样治理“马上得之”又不能“马上治之”的天下？
    汉初思想家于是将德政作为王权合理性的基础。陆贾以“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的观点首开先河，贾谊的“以民为本”思想则更直接地诉诸于具体的政策层面。汉初统治者正是在德政思想指导下，具体实施了德政措施，才使其统治和政权得以确立和巩固。
    即使威如皇权，也需要用“德”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越是“马上得天下”的开国皇帝，越对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理解得透彻。唐太宗李世民、清太宗皇太极都深明此理。先秦儒家大师荀子在《王制篇》中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则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留下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名言。
    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张佳生说，满族上层出于政权发展的需要，接受并宣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认为清朝取代明朝是上合天意，下合民心，所以努尔哈赤年号 “天命”，皇太极年号 “天聪”、“崇德”，福临年号“顺治”等。另外，他们还接受了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与伦理道德思想，在八旗中广泛推行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有不少暴虐的帝王，但他们也要打出推行“德政”的幌子。这固然证明了封建统治者的虚伪，同时也说明中华民族崇尚道德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多么强大。
古人重视完善个人道德品质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这就是人们熟悉的儒家用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被人称为“修齐治平”之道。儒家经典《大学》是这样解释“修齐治平”之道的：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显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自己的家，就要先提高自我修养。
    也就是说，个人“修身”的目的为了奉献社会、国家，其理想是“虽九死犹未悔”。儒家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当以修身为本。道不远人，正心诚意的修养，个人道德的完善，是治家、治国、稳固天下的根本。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的志士仁人，它也是古代读书人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追求。
    儒家的“修齐治平”学说，重视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这一学说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色彩，它以个人道德实践为基础，以实行德治为核心，从小到大，由近及远，易于被民众所接受。 “修齐治平”之道从崇尚伦理道德的原则出发，要求统治者完善自身的道德，实施“仁政”。中国古代政府明确了以德治国、以德教民的原则，从而减少了各级政府的施暴，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
    儒家以“修身”为中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主张由近及远，由己及人，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从而形成了封建伦理政治哲学的整个体系。
    宋代大儒程颐曾经任皇帝侍讲。他听说皇帝在宫中沐浴而恐伤蝼蚁，便感叹地说，“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早春杨柳初发，皇帝要折柳枝，程颐严辞制止。因为柳枝虽小，也是生命，皇帝的做法有悖“仁民爱物”的观念。 “儒家认为，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无一例外都要以修身养性作为人生的根本。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向世陵对此解释说，程颐作为理学家，严格地按照儒家道德修养的标准来要求皇帝，被世人称为“真学士”。
    儒家崇德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中国人讲究 “和为贵”，而儒家以“厚德载物”的开放宽容来理解“和”。儒家认为真正的和谐不是没有差别、完全相同的同一，也不是人云亦云、毫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各种因素都能各得其所、相得益彰的和谐。
    在待人接物上，中华民族一向以宽厚为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宽厚的道德人格来打动别人，达到沟通的目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等道德评价，都是中华民族宽厚品德的体现。
中国人有强烈的集体主义情结
    对道德完善的推崇，让中国人勤奋、俭朴、低调而毫无懈怠，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则表现出良好的大局意识和高尚的道德操守。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强调整体”，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胡伟希认为，儒家视野中的“人”，更多的是有社会角色、社会使命在身的社会人。
    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情结，做任何事都要顾及个体行为的社会影响，即使是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在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里，个人不能为所欲为，人要有家庭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要将家庭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摆在首位，这是一种朴素的“集体主义”。
    儒家的这种思想倾向造就了中华民族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勇于牺牲和奉献、勇于承担的优秀品质。“因此，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总有很多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心甘情愿舍个体为群体，舍小家为大家，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一次次走出低谷的主要动力之一。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周桂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 《正气歌》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这位状元出身的重臣面对民族危机，始终坚持在战争第一线。 1278年末，因叛徒引元兵袭击,在今广东海丰县被俘。元将张弘范逼迫他招降南宋大将张世杰，文天祥写下了流传后世的《过零丁洋》，末句是传世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第二年,文天祥被押送大都（今北京）囚禁4年,在经历种种严酷考验后始终坚贞不屈，于1283年从容就义，年仅47岁。文天祥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和散文作品，其中包括《过零丁洋》、《正气歌》等为千古绝唱。
    中华民族由于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培育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克己奉公的美德。“礼”在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突出的是整体秩序对个体的意义，要求个体服从并服务于整体。因而奉公就必须克己，克己之私便是公，亦即是天理。因此，“克己”即克制己私超越自我，服从整体。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这种“公”的精神体现了对社会、民族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
    “道德追求就意味着自我克制，在特殊时期甚至可能意味着自我牺牲。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雅说，先秦儒家认为，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大义而牺牲个体利益是完全值得的，在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体应该“舍生取义”。总之，先秦儒家为中国人确立的 “群体本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有助于中华民族涵养道德品行，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砥砺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