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繁复杂的内外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形势比人强，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近30年来，中国的改革都受益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但史有前车之鉴，现有改革标杆，继续这样的方式，未免托词敷衍，难免作茧自缚。
　　老路受阻，新的突破口在哪？或许，是时候来理清中国改革的真义所在了。
　　

    既得利益是最大阻碍
　　2012年是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第20个年头，这个期间的改革都比较顺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加入世贸组织、政府用间接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股权分置改革、几大商业银行上市、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统一合并等等。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在这段时间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使得老百姓都得到实惠，因此在领导的推动下，各个方面（包括一般老百姓）很快就达成共识，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现在，中国的改革要面对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这种阻力曾经也有，但不是太明显。比如1990年，市场各方面提出要对生产资料价格进行双轨制并轨，准备破除“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价格体制，但有些主管部门就是不愿意放弃价格的管理权，因为一旦没有了审批权就没有了利益。
　　如今的既得利益主要是垄断行业的利益、政府官员审批权的利益，这些在民间成为了不成文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没有比较周密的考虑、好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以及强有力的推动，改革就很难得到真正推进。
　　而且，中国多年来还形成的一个惯性，即很重视抓发展，因为发展有政绩，而抓改革则要得罪人，就有很多干部不太愿意去做。这种惯性不打破，也很难让改革深入一步。
　　

    政府改革是突破口
　　中共十八大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明确要推进下一步改革，显然新一届领导班子对改革更加重视。但是因为前期经济发展中积累了不少的问题和难题，如何进一步改革需要找准突破口方可行。而这个突破口就在于政府改革，即政府职能的转换。
　　现在政府改革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介入过深，比如直接招商引资、直接抓项目、干预民营企业项目等，成了资源配置的主角，颠倒了市场规律；二是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比较缺位；三是市场监管力度明显不够，经济增长了，各种安全问题却层出不穷。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不少地方政府公司化，政府首脑直接充当了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中国长时期以GDP增速作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致使很多政府官员在五年任期内为了追逐千秋业绩，而全力以赴使GDP增速最大化，他们往往运用手中权力搞粗放扩张、拼资源、拼环境，如此最能在短期内实现成效。
　　而且，在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尽管高耗能产业已经过剩，但地方政府仍擅自降低能源价格(如电价)来鼓励这些产业发展，形成了极为不平等的竞争格局，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加剧，而作为约束性指标的能耗降低指标则连年不能达标。
　　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牵制作用还在于审批权力，这种审批成本高、效率低，令很多经济项目望而却步。尽管国务院部门先后六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约占原有总数的七成，但把已经取消的审批项目打包到留下的项目中去，改革就是无效的。
　　

    收入分配改革需上下施压
　　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存在很多不合理的现象，不断做大的“蛋糕”并没有被切好，居民收入差距接近0.5，居民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连年下降，从2000年的46.4%降到2011年的34 .9%，致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最重要的是要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因人力资本投入比较大、知识水平高或技术熟练、工作经验积累等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但通过权钱交易等方式产生的灰色收入就极为不合理了。
　　然这项改革却迟迟难以启动，可见面临的阻力很大，其中最大的依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若非顶层发力很难能够撼动，当然底下也得施加压力，使自下而上的压力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力量形成合力，方能真正发挥作用。
　　对于财政改革而言，则要加快向公共服务财政转型，这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长期以来都严重偏低，离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要求甚远。比如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两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合计为15.3%，比同GDP水平阶段的国家平均31%左右的水平低了一半，到2011年也只占16%。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财政转型是政府转型的最重要标志。如果政府是经济建设型政府，财政支出就会尽量用于搞经济建设，那么财政必然是经济建设型财政。而如今现在政府要向服务型转轨，财政就必得向公共服务型转轨。
　　

    国企改革要破除利益之争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仍有很多改革不够的地方，比如国有企业特别是很多中央企业还没有实现公司化和股份制的改革，国有金融资产怎么管、非经营性资产怎么管、自然资源资产怎么管的改革还没有进行。
　　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方面也还没有到位，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甚至入主房地产业，这本不符合国有经济本身的定位，但因为赚钱就争相进入。但要一时让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领域又并不理想，后续的问题也比较多，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房地产的利益比较多。
　　而中国实行国企改革，旨在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但近年来局部领域却出现了“国进民退”，制约了所有制经济的平等发展。比如某个民营钢铁企业赚了钱，当地政府就要通过行政手段把其并入国有企业。
　　尽管国务院先后两度推出“非公36条”，但由于国有垄断的高额利润诱惑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强大，这些条款落实得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这些条款就是由原来的垄断部门自己设定的，并没有很好地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看问题。
　　在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是将股份制企业30%的利润进行分红，中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可将利润分红放到社保基金里去，像石油企业进行勘探、扩大生产投入也是合理的。随着生活品质的改善，社会民众对保险的要求也在提升，而现行的社保基金相对而言还差很远，如果可以实现国企利润全民共享，社会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中国坚决不能再走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老路了，适当的减速是自然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逾9%甚至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速将一去不复返，经济需要再平衡。改革不会成为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因为危机会逼着中国去进行改革，而如今的改革也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必须要看清其所包含的现实真义，方可采取恰当的方式去有效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