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在初春的黑夜缓缓开进杭州市区。

　　开车接我的是刚认识的朋友王启宪。八零后的他曾经在不同城市当过不同企业的白领，民企、国企、台企，去年却选择来到杭州做出版。他刚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落脚城市》。

　　我问他，为什么会来做出版这个很难赚钱的行业，尤其是专做人文社科？没想到，他的回答开启了一个历史的缝隙，让我一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知识与社会的变迁简史……

　　启宪是在河南郑州老家放书的库房里长大的。爷爷原本是一名铁路工人，1978年退休后，除了养鸟就是喜欢读书，于是在胡同口摆了一个小书摊。1983年，启宪的姑姑因为超生，夫妻双方都被开除了公职。原本也是铁路工人的姑父把书摊从胡同口挪到了大街上的公园门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疯狂时，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在郑州都能卖掉三四万本；书卖完了，读者会到家门口来等，什么时候新书到了就立刻抢走。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亟欲渴望追求他们被剥夺走的一切，渴望巨大的信息与知识来理解他们的时代，填补他们的内心——无论是娱乐性的还是思考性的，是功利的还是文艺与哲学的。毕竟，彼时他们“一无所有”。

　　余华曾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一书中描写过相似的场景。70年代后期，在他们小镇的新华书店，每天天亮前都有两百多人在排队等着买书。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文学作品在小镇带来的轰动，仿佛歌星出现在穷乡僻壤的效应。

　　启宪的姑父1988年开始自己做出版，引进的、翻版的、原创的，什么书都做。那时做书是一门疯狂的好生意，直到80年代末刹然终结。此后，一方面由于政治环境，另一方面是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不是什么书都能出了。第一代书商们四散开来，命运各不相同：有的人赚够了钱不做书商了，有的人专门做盗版，有的人跟教委联合起来专做教辅书和教科书，有人开始做引进版权，也有人做原创。至于他姑父，因为政府严控，市场萎缩，后来做不下去。

　　启宪开始工作时，先是去做了白领，穿上西装打领带，一本正经开会作报告。但他意识到这不是他。他深受摇滚这种挑战体制的非主流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时，儿时萦绕在身边的书的味道始终在他血液里散发着。于是，他辞去工作，投入这个改变他们家命运的行业：出版。他当然知道，这不是上世纪80年代，尤其一个人很难做什么。不过，在这个时代搞出版有特别的意义。

　　这个年轻但说话老成的八零后说，“大陆是一个多镜像的世界，一方面是‘老大哥在看着你’，另外一方面是‘娱乐至死’。然而，我们说教育也好，说知识也罢，说常识也行，这才是这个国家的根本。有些人上街，有些人研究理论，有人做推广，也有些人投机，而我选择了出版，来传播常识。”

　　他觉得中国的改变需要许多基础的知识。像他们出版那本引起诸多讨论的《落脚城市》，就是因为他认为城市的农民工问题及日益增多的底层暴力问题，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他相信这本书可以带给中国思考上的刺激。

　　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当代中国人的焦虑与困惑越来越严重。他相信，“知识的力量，或者信息的力量，会更凸显出来，大家更会去思考问题”。

　　的确，90年代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人们看似满足了基本物质欲望，但大部分人还是不知道幸福在哪里；他们认识到这个社会本质的精神空洞与制度溃烂，却不知该如何着手改变。我在不同城市的不同讲座上，看到许多年轻人对知识的热情，他们热切地提出问题，想知道中国该往哪里走。作为一个台湾来的作者，我很羡慕大陆许多知识性的书可以走上畅销排行榜；这样的气氛在台湾已经逐渐消失了──毕竟台湾已经过了巨大的转型期。

　　虽然当下出版市场充满光怪陆离的投机炒作，但我也看到许多出版人想尽办法出版——如启宪所说的——对中国转型有帮助的知识，或者各种培养公民思考的书籍。这个年轻人最感动我的一句话是：“我们在做出版的过程中，能有多一点的敬畏感，算是为过去还债。”

　　最后我问他，你相信知识可以改变中国吗？“这是肯定的，”他说，但又接了一句，“虽然现在挺无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