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vs马尔萨斯

被称为“悲观科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年—1834 年）早在19世纪之初就曾指出人口数量呈指数增长，而农业产出却呈线性增长，而这将致饥荒时期的出现，使人类陷于痛苦之中。中国认识马尔萨斯是通过马寅初的介绍，反对马寅初的人也是学术讨论。后来转化为政治迫害以致立法计划生育，已经超出学术范围，成为政治冤案了。

今天公开重议人口论脱离政治的桎梏，为人口论摆正了位置。瑞银财富管理首席经济学家及欧洲区首席投资官 贺安卓 2012-09-24撰文认为，人口论的争论是“科学技术”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但是权力和科技都能够对人口论产生作用。

例如计划生育立法和避孕工具都可以限制人口增长。立法与科技是平行的关系，分别归类于政治和经济的不同的范围。计划生育在科委立法就是批准避孕科技合法。例如，西方国家的天主教不准堕胎和使用避孕工具，但是，医院却可以接受申请者的合法要求。中国立法计划生育把科技代替政治，是侵权和违法行为。只有分开政治与科技的纠结才能逻辑清楚。

前英特尔公司董事长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摩尔定律”。他指出，从计算硬件的历史来看，集成电路上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就会翻一番。简言之，摩尔定律意味着技术也在飞速发展，因此技术应该能够破解人口数量增长陷阱。

英国投资者杰里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代表马尔萨斯）和丹麦环境经济学家比约恩•隆伯格（Bjørn Lomborg，代表摩尔）杰里米•格兰瑟姆的最新研究“欢迎反乌托邦”，将干旱导致的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看作是令人沮丧的未来的起点。“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食物问题和资源损耗的目前增长趋势保持不变，未来一百年内地球上的增长将达到最高限度……我们面临严重的全球食物危机已达五年之久，且不太可能摆脱此危机。这将威胁加剧贫穷国家的营养不良和饥荒问题，甚至还可能拖垮这些国家。资源争端和食物导致的迁移潮将威胁全球稳定与发展。”

比约恩•隆伯格在其最近发表的文章《环境危言耸听，以往和现在》（Environmental Alarmism, Then and Now）中提出了一个相反、且乐观得多的观点。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骇人的预测，40年之后比约恩•隆伯格在回顾这个预测有多错误时指出，通过技术进步、使用替代品和循环使用，“借助于人类智慧可最终产生的资源数量将远远超出人类消费所需的资源数量……根本没有看到食品供应崩溃的迹象，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食品产量增长仍将继续，并且这种增长将是可持续的。”

2009年2月，瑞银开创了名为农业产业(Agribusiness)的投资主题，这实际上触及到了格兰瑟姆与隆伯格之间争论的核心所在。在赞同格兰瑟姆认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和耕地威胁将导致食物价格上涨的观点基础上，该主题在隆伯格的“技术进步”观点中寻求机会，并在整个农业综合企业价值链（从农田到餐桌）上着眼于观察提高收益和减少浪费的公司。自2009年开创以来，无论从绝对定义还是相对定义而言，该股权投资主题在股权市场上均表现优异。

说明西方始终把人口论限制在经济学中讨论，并没有侵犯人权。中国自从批判马寅初开始就带有厚重的政治色彩，才使计划生育这项科技蒙上血腥。

中国老子在2500年前就把政治与科技分而论道。《道德经》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中国传统的解释为虚与实的辩证，比较抽象。现代西方的解释就是政治与科技的无休止的争论。天之道为科技，人之道为政治。老子论道的前题是“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不能混淆论道。西方则用民主政治程序论道，把政治程序化实现科学与政治的辩证统一。

实际上，中国只要把计划生育委员会归为民间组织，脱离政府的行政编制，人口论和计划生育都众妙之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