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公共住房叫“社会住房”，主要被非盈利的住房协会所控制，以出租为主。居住在这种“社会住房”中的居民在人口中的比例，从1945年的12%上升到了1975年的41%，到90年代上涨到了44%，在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则有大约一半甚至超过半数的居民住在“社会住房”中。这种“社会住房”的租金，仅为市场价值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开发商经常被要求在其所建的住房中包含25～35%的经济适用房。不仅如此，这些“社会住房”和高价的商品房在分布上必须充分混合，使人无法知道谁住在便宜的“社会住房”中，谁住在私房中。你住进“社会住房”后收入提高，也不必迁出，除非自己想放弃这种福利。另外，私房的设计也非常考究，经常建在沿运河的景观区，有大片绿地隔离，有先锋派的庭院设计，靠近公交系统和自行车道。将近一半的人口住在如此考究的“社会住房”中，“社会住房”自然也不是贫困的标志，而是主流社会的核心。更重要的是，这接近一半的居民，成为一个巨大的选民集团，在民主政治中有足够的选票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重大的社会住房兴建项目，甚至要通过全民公决。这就足以保障了“社会住房”的品质。荷兰也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为富裕、居住最好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的公众住房政策当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总体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第一，土地资源紧缺，有钱人很容易形成土地垄断。但是，公共住房政策，则把土地作为“国家红利”，比较均等地分配给了国民，保证了“居者有其屋”，使社会非常稳定。比起美国来，这个国家的无家可归者少得多，犯罪率也低得多。第二，公共住宅在两国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主流住宅，居住于其中不会感到没有面子。特别是两国都特别强调不同的居民混合居住之重要。荷兰更强调不同经济阶层的混合，新加坡则更强调不同种族之间的混合。这和中国那种希望人为地贫富分区的开发大异其趣，当然也避免了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因建设公共住房而造成贫困和犯罪集中的城市病。第三，两国在住房上强调公平，却没有影响效率。因为对住房实行公共管理，靠建造房子难以发横财。房地产也无法成为国家的支柱性产业。有能力和野心的企业家，往往绕开这一产业，投身于附加值更高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优化了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