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言论，在大陆掀起了一股讨论新加坡的热潮，学术界也开始分析新加坡的建国之道。部分学者认为新加坡之所以长期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其在冷战期间坚持恐怖平衡的外交政策外，还与国内政治稳定有关，也就是实行一种非常独特的威权统治，政治制度对新加坡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上述论点被某些中国的决策者简化为“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民主改革方面必须谨小慎微，不能因冒进而使得经济改革功亏一篑。但这不能解释新加坡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也无法解释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独特的商业公司治理结构

　　新加坡是非常独特的岛国，为了发展经济，实行全开放的经济体制，面向广阔的海洋，发展转口贸易。为了提高竞争力，政府几乎把所有精力用于调动资源，从而形成了类似于军事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被新加坡执政党概括为闪电行动，就是通过高效率的决策抓住商机。

　　新加坡更象是真正的商业公司，按照商业公司的决策模式进行资源配置。在新加坡国内不论来自哪个种族，也不论教育水平如何，都必须接受公司化管理。虽然实行定期的政治选举，其实并非民主国家，而是打著民主的旗号进行商业经营的超级公司。正是这种治理结构，使新加坡制定了特殊的外交政策：希望大国互相争斗，以便左右逢源，获取更大的利益。

　　而把经济发展与政治独裁联系在一起，认为独裁可以减少外部成本，刺激经济快速发展，是典型的倒因为果。新加坡长期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这样一个城市国家，信息高度透明，人口集中，经济的生存压力大，政府通过提高工作效率，尽可能地满足国民的福利需求，从而使国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这种治理模式缺乏可复制性，其它国家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采取这种类似于收买性质的威权统治，要么会导致国家破产，要么会出现动乱。

　　威权统治模式并无法复制

　　 虽然改革开放后历届中国国家领导人频繁造访新加坡，希望借鉴新加坡模式，现在少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仍对新加坡国有企业津津乐道。但89年那场政治风波，使得中共领导人彻底意识到，中国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如果采用新加坡高度集权的模式，只能会使中国崩溃，而无法保证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不少中国人意识到，如果不加快政治改革，那么，中国必然会出现新的“四大家族”，必然会导致财富集中到少数人口袋中。

　　 这些年来，关于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有太多离奇古怪的议论。新加坡与中国不具有可比性，新加坡所实行的一系列制度一旦移植到中国，必然会发生变形。经济适用房制度，在中国很快变成公务员经济适用房，高薪养廉，在中国很快演变成了轮流分赃制度。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口众多，信息的不对称现象非常严重，再加上中央地方相互掣肘，政治改革不到位，权力精英很容易打著改革的旗号坐收渔利。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不在于借鉴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对中国现有的体制进行小修小补，而应该在坚持社区自治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加快民主改革的步伐，逐步消除弊端，使改革真正造福于绝大多数居民，使改革成为公民追求幸福的自发行为，而不是少数人攫取国家财富的专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