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暑假，我们刚迈进初中二年级就赶上学校大改组。济宁中学改为“山东省济宁第一中学”，师范部分出，改为“山东省济宁第二中学”。郑又樵为济宁一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张辛铭为济宁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当时，原师范部的三个师范班，巳于暑假前毕业，我所在的秋一四班被分到济宁二中，与原来就在师范部的秋一五、秋一六班合并为两个班，即济宁二中第一届一班和二班，我被分在二班。

　　二中座落在济宁市道门口，也就是正对着老槐树的那条小街的北侧。校门坐北朝南，进门就是开阔的大操场，在往里就是壮观的礼堂。操场西侧一排平房，是教师和校领导办公的场所；礼堂的北边和西北角的几排平房，就是我们的教室、宿舍、卫生室和图书馆。卫生室有位马大夫，四十岁左右，高个头，黑脸膛，说话慢条斯理，人很和善。每当患伤风感冒去找他，临走总要叮嘱一句：“多喝点开水。”护士姓张，扎两条小辮，穿着干净利索的列宁服，显得既精神又洋气，虽说她是医务人员，我们都尊称她为“张老师”。

　　说到老师，我至今印象较深的有这样几位：

　　一位是语文老师刘子怡，中等身材，巳开始发福，大眼睛，炯炯有神。善于讲故事，绘声绘影，声情并茂，讲到关键处，往往嘎然而止，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世界名剧《哈姆雷特》，我们一个个听得如醉如痴。从此我知道了英国有位大剧作家叫莎士比亚，并深深地爱上了他的作品。

　　另一位是地理老师李德仁，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他给我们上第一堂地理课时的情景：铃声响过，一位面色红润、矮胖身材的中年男子，手持地球仪，匆匆走进课堂。他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然后向地球仪猛击一掌，地球仪飞速旋转。他提问：“同学们，请考虑一下，世界上什么最勤劳？”停顿了一会，还未等大家回答，他便自接话茬：“最勤劳的是地球！它不怕疲劳，不分昼夜，天天年年，年年天天，永不停息地快速旋转。如果它一停转，可不得了，我们就会“唿”地一声往前跌倒，头都摔破了，连卫生室的马大夫也没招啦……”稍作停顿，又接着问：“为什么哪？因为马大夫的头也摔破啦！”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笑声过后，讲课正式开始。

　　再一位是教生理卫生课的续老师（很抢抱歉，记不起这位老师的名字了）。在我印象中，续老师的年龄在二中的老师中可能是最大的了。不过他幽默风趣，平易近人，深受年青学子的欢迎。生理卫生课是新开的一门课程，在解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特别在孔孟之乡，要揭开男女之间的奥秘，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记得在讲生殖系统时，女同学羞得不敢抬头，男同学嫌讲得太简略，听起来不过瘾。课后给续老师提意见：“能不能再讲详细一点？”续老师说：“讲详细点，光让你们听着好受啊，别想！”有一次，有位姓赵的同学向续老师请教：“什么叫条件反射？”续老师抬手朝他脸上就是一巴掌，那位同学连忙用手去挡。续老师说：“这就叫条件反射。”

　　教音乐的老师叫张冀，留着大背头，穿着皮夹克，身材魁梧，器宇轩昂，一一副艺术家派头。他每次上课都带把小提琴，用以定音、领唱。手持洋乐器，却对民族音乐情有独钟，在一次晚会上，他演奏的几首民族名曲，倾倒了大批听众。由他教唱的著名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我至今还仍然会唱。

　　校长张辛铭，曾任市教育局督导科长和济宁中学师范部主任，是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他作报告不要稿子，喜欢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讲。他讲得自然随意，我们听得轻松舒坦。有一次他讲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问题，他说：“什么叫共产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有的说共产主义就是机械化，耕田用拖拉机，收割用康拜因；还有的说共产主义就是过上好生活，可以天天吃饺子……”

　　会场气氛很活跃，笑声不断。

　　教导主任颜次华，知识分子出身，个头不高，表情严肃，戴着一付金丝眼镜，说话声音有点沙哑。记得有一次全校翻箱倒柜，进行卫生大扫除，学校面貌发生很大变化。我给上海《青年报》写了篇小稿，送颜主任审查。他仔细看过之后，掏出钢笔，把原来文绉绉的题目改为“济宁二中变样了”。一语中的，朴实无华，耐人寻味，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