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园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不得要求家长统一购买各种幼儿教材、读物和教辅材料。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考试、考核、测试选拔学生，禁止举办与入学挂钩的培训班，坚决制止“奥数”等各种学科竞赛、特长评级与学校录取相挂钩的行为，不得设置或变相设置重点班,严禁地方政府、有关单位和学校以任何名义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这是教育部网站8月28日公布的一项通知，共有30条内容，被称为秋季开学“监管令”。（新华网2012年08月28日）

这一旨在规范办学准则的“监管令”还特别强调，禁止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向学校摊派教辅材料，禁止学校和教师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统一订购或到指定书店购买任何教辅材料;不得对学生实行有偿补课，不得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举办的文化课补习班。坚决纠正和整治个别学校教师课上故意少讲，课下有偿补课的恶劣做法。可以说，它不仅涵盖了从幼儿园到高校所有学校在内的管理工作，也显示出了教育部狠治教育之乱、严格规范办学的决心。

然而当笔者耐心地把这一大堆的“不得”和“严禁”看看完之后，突然生发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懑与迷惑。2012年2月23日，教育部网站公布了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审计署印发的《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被称为“八条禁令”；2012年4月，教育部有联合了其他六个部门共同发布《关于2012年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内容基本也都是一些严禁举办补习班、严禁有偿补课，严禁乱收费之类的内容。而现今教育部再发此类禁令，并美其名曰“监管令”，实在是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难道就凭这样的一些“禁令”就能拯救饱受负重的国民于水火，就能让中国的教育走出一条光明的大道与坦途？

在人民网4月29日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地方新政论坛上，笔者曾说在20多年间教育部一共颁布了将近40个文件来禁止教育乱收费和补课问题，可能未必十分准确。但要说从原国家教委到现在的教育部20多年间出台了30多个“禁令”性的文件，这绝对是有的。然而“禁令”每年都发，甚至一年连发几个“禁令”，其结果如何？禁住了吗？

诚如网友所问：“‘不准’千万条，‘禁止’万千项；实效究如何？”事实证明，不少的中小学校依然存在强行收取保险费、补课费、借读费、择校费和什么狗屁捐资助校费，而中小学校在星期天和节假日组织学生补课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这样或者那样的重点班、辅导班、强化班和教师有偿家教亦如漫天的飞沙一般，强劲于神州大地的角角落落。于是， “上面”偶尔的走马观花式检查与被逼无奈的“我们是自愿的”之间，人们发出了近乎愤怒的感叹：“中国缺少的不是法律法规，而是缺少执行力和监督！”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永福曾说：“像减负这样的问题，出再多的文件也难以解决问题。”这几年教育部禁令最多，但教育领域却仍旧最乱。这只能说明，禁令往往靠不住的！——用禁令代替行政管理，这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形式而已，没有执行力就会逐渐让政府的信誉扫地。《曹刿论战》有言，“一而战，再而衰，三而竭。”试想，如果禁令有执行力，每一个案例都能查处了，都追究了领导责任，还用得着再发什么“禁令”、“监管令”吗？

然而，“禁令”就这样一级一级地发下去了，20多年间教育部究竟发布了多少个“禁令”，几乎没有人能够数得清楚。而铺天盖地的“禁令”之下，各地中小学补课现象愈演愈烈、乱收费名目愈来愈多、教师敛财愈来愈疯狂、家长负担愈来愈沉重、教育非议之声愈来愈磅礴……“禁令”还是那些“禁令”，现象依旧是那些现象。难怪有人说，“教育部的规定就好比水中的月亮，中看不中用！”“这样的一纸公文，往往也就成为了‘一纸空文’！”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只有禁令而无实际行动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导致“禁令”成为“一纸空文”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想象，一面是各行各业的禁令过多过滥甚至重复不断地屡屡出现在公众眼前，甚至到了泛滥化的程度；一面是不少部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始终不见查处了多少人。如此屡禁屡令的游戏当中如何能够见到实效？

温家宝总理曾说，“执行力是政府的生命力。”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执行，制度建设的成败同样在于执行力。禁令每年发，但教育乱收费和补课现象还是屡禁不绝。面对如此的尴尬，笔者认为教育部是应该多思考一下“为什么要制定了禁令？”“禁令的执行力怎么样？”“为什么禁令总是禁不住？”等等方面问题的时候了……

（李吉明2012年8月29日于河南新乡邮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