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公开“三公”的底气何来？

　　

　　8月21日，湖南宁乡县法院开庭审理廖红波诉玉潭镇政府不作为一案，驳回了廖红波的诉讼请求。今年3月起，湘潭人廖红波向湖南长沙、湘潭等地十余个镇政府申请公开“三公经费”信息，无一回复。廖红波认为政府不作为，将数个镇政府告上法庭。这些案子中廖红波已败诉3起。有3个镇政府在法院立案后，公布了信息。廖红波的举动引来不同观点。有基层官员认为他给政府找麻烦，也有声音为公民监督政府叫好。（2012年8月28日新京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4年来，各级各地党委政府普遍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较好地塑造了阳光政府的良好形象，满足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在信息公开的质量以及深度广度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公民申请公开也屡屡受阻，“你们老向我们申请信息干什么？”“给政府找麻烦”，“如果老百姓都来问东问西，政府啥事儿都干不成了。”仿佛政府不公开的理由和底气很充足，耐人寻味，更令人费解。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但是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却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借口不公开，或应差式的假公开。这一点从每年的政府门户网站的测评结果可以看出，从纵向角度看，省级往下，政府信息公开落实程度递减，县级政府信息公开得分非常低。但从信息的直接需求来讲，基层的民众对于当地政府的信息需求是最直接的，需求也最强烈。这种政府与民众对信息需求的严重不对称，说明有些地方官员头脑中的官本位思想还没有清除。这主要还是跟地方的领导是否重视、是否当回事密切相关。越是权力处于垄断地位的机构，公开的意愿和动力越缺乏。看来，信息公开能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关键还在领导。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任何一级党委政府、党政官员，只要行得端、做得正，也就不怕公开政府信息，不怕接受外界监督了。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一提到公开就头疼，特别是比较敏感的“三公经费”公开，更是能不公开就不公开，能少公开就少公开，能含糊则含糊，能遮掩就遮掩。一个字，还是“怕”。当然，他们嘴上是不会说“怕”的，总会找出诸如不便公开、“涉及秘密”等借口。尽管公开“三公经费”有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等法律依据，但是一些基层政府对财政支出的管理极不规范，超支现象严重，不敢对外公开，缺乏直面社会、直面市民和直面上级政府的诚意和勇气。这也就难怪会有官员抛出“给政府找麻烦”、“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情”等论调了。

　　公车、公费出国、公费接待等“三公经费”财务信息，多年来，在我国被视为“政府的秘密”，也是公众对政府非议的“聚焦点”。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4年，但法律化依然是目前的瓶颈。《条例》执行4年，很多部门连法律动作完成20%都没有，原因是执行力比较弱。除了主抓的部门一头热，很多政府部门对于信息公开变得越来越消极。很多部门一年没有几件申请信息公开的案件，如果没有申请，他们每年基本上就没有公开。即便有了申请，也是能糊弄的糊弄，能拖延的拖延，或者互相“踢皮球”，民众很难获得真正需要的信息。信息公开执行力弱，说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化、法治化依然任重道远。

　　“三公经费”规模过大，已经成为了官场一大顽症。但是，事实上，整治“三公经费”等政府信息，公开只是一个起点。问责的跟进，才能让对“三公经费”的整治成为“硬约束”。不公开“三公经费”要问责，“三公经费”公开不到位、不及时要问责，“三公经费”存在浪费也要问责…… “三公经费”公开，是根治“三公顽症”的关键环节；而问责机制，才是根治“三公顽症”的“尚方宝剑”。只有加大问责，才能使得某些地方政府失去拒绝公开“三公”的底气。

　　（倪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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