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高兴看到：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将2012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7.5%。这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无疑会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如果仅有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没有有力的战略措施跟上，尽管它有利于把各级政府的注意力吸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能实现。在这个限度内可以说还是一纸空文。仅以1996年以来的情况而论，“九五”计划(1996-2000年)、“十五”计划(2001-2005年)和“十一五”计划(2006-2010年)制定的年均经济增长目标依次分别为8%、7%和7.5%。但实际执行结果都远远超过了原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且，在越来越大的幅度上超过了原定目标。“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依次分别超过原定目标的7.5%、40%和49.3%。

　　但这样提出问题，又不只是依据历史经验，而且依据现实状况。据统计，各地十二五规划绝大部分省都定下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0%以上的目标，约有半数的省市自治区五年要翻一番，这意味着要每年增长14%以上。只有北京、深圳是8%，上海是8%左右。

　　这种情况就向人们提出一个尖锐问题：究竟依靠什么有力的战略措施来有效地引导地方政府改弦更张，遵循中央政府确定的7.5%的预期增长目标行事，使它能够得到实现。当然，这并不说各地政府一律依照统一的7.5%经济增速行事，而是说各地政府要从本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在着力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的前提下确定适度的经济增速。这样，其结果必然是有的地方的经济增速高于7.5%，有的地方的经济增速低于7.5%，就全国总的情况来看，大体上也就是7.5%。但如果缺乏这种有力的战略措施，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这里强调7.5%的经济增长目标重在落实，重在决策层拿出巨大勇气、魄力和决心，采取有力的战略措施，促其实现。在这方面，需要着重提出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要充分认识实施7.5%的经济增长目标的科学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为实现这个目标奠定思想基础。

　　科学性。笔者依据经济增长理论和历史经验的研究，曾经提出：现实经济增长率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现象形态，而潜在经济增长率是经济增长中的本质或规律。针对我国学界流行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定义的缺陷，还提出我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似乎可以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在既定的社会生产技术条件下，在适度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改善环境的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所能达到的生产率。据此，对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经济计量模型做了如下的规定：潜在经济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的贡献率+由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适度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改善环境对经济增长缩减率。还依据上述理论和历史经验数据将我国现阶段潜在增长率确定为8%。详见拙文：《试论潜在经济增长率》，《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现在需要进一步指出：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方面的严重失衡，其中有些方面甚至还在加剧。而且要根本改变这种状态，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当然，从经济的协调、持续、稳定发展来看，继续调整经济结构，是绝对必须的。但它是以降低一定的经济增速为前提的。这是调整结构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样，上述的测算现阶段经济增长率计量模型还要做以下的修正；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技术进步等因素导致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适度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改善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缩减率-由调整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缩减率。就我国当前情况来看，这两种缩减率至少为一个百分点。这样，我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就不是8%，而是7%。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观点，这里有必要提到最近一项颇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的重要特点：一是建立了包括先后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上百个重要经济指标和数据库；二是选择了比较准确的国际比较基准尺度，即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开发的各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数据，以1990年的国际元作为比较基准。这项研究在做了扎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大约为30%，如由10%降低到7%左右。详见刘世锦等著：《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中信出版社，2011年。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7.5%是科学的；而它之所以是科学的，就是因为它大体上反映了我们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

　　重要性。毫无疑问，“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6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

　　是完全正确的。但要强调：实现这个主线和主攻方向，都是以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必要的前提条件。鉴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存在密切的联系，这里仅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例说明这一点。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严重失衡。主要是投资和消费以及内需和外需的失衡，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的失衡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失衡。其中最重要的是投资于消费之间的失衡。这里就以这种失衡为例说明：调整经济结构对降低经济增速的客观依存关系。

　　实际上，这种依存关系已为建国以后尤其是近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反复证明了。

　　1992年，我国经济发生过热，经济增速由1991年的9.2%上升到14.2%。由此投资率也由上年的34.8%继续上升到36.8%，投资与消费关系进一步陷入严重失衡。1993年开始进行经济调整，到1997年调整到位，经济增速下降到7.8%；投资率由1993年42.6%下降到36.2%，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失衡状态趋于缓解。

　　2007年，我国经济再次发生过热，经济增速高达14.2%；由此投资率也高达41.7%。此后的2008年-2010年，经济都处于偏热状态，经济增速依次分别高达9.6%、9.2%和10.4%。于是，投资率也依次分别高达43.9%、47.5%和48.6%，其失衡状态进一步加剧。《新中国60年经济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

　　这表明：1.经济增速过高必然导致投资率过高。这不仅造成经济过热，而且造成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严重失衡。

　　2.经济增速适度下降，必然导致投资率相应下降。这不仅可以使经济过热状态得到改变，而且可以使投资与消费关系趋于协调。

　　3.经济增速过高状态不改变，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状态也得不到改变。更何况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包括投资与消费关系在内的经济结构失衡，还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以及环境的严重污染。诚然，当前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环境的治理，对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但相对作为经济主体的工业发展来说，发展社会事业和治理环境都具有投入多，产出少的特点，其中许多方面甚至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所以，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和治理环境，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速。这也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依存关系。

　　总起来说，实现7.5%的经济增速，使经济增速回归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来，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和治理环境的必要前提。从这方面来说，它具有不容忽视的极重要意义。

　　紧迫性。当前我国无疑还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决定这一点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改革开放；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进步；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并举；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和人力资本大国同在；仍然可以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国内政治稳定和国际和平环境。

　　但我国同时还面临着矛盾的多发期。诸如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贫富差距扩大，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市场秩序混乱，社会信用和道德缺失，生产、食品和药品的安全形势严峻以及部分行政官员和某些国企高管贪污腐败严重等。仅就国内来说，它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相联系的，特别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很不平衡。但从根本上来说，似乎可以归结为封建主义余毒和资本主义弊病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和市场经济体制缺陷的双重叠加。

　　但当前良好的发展战略机遇期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多发期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众多矛盾。其中有些方面已经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这意味着当前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因此，当前警惕和防止这种转化，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正是在这方面，实现经济适度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实现7.5%的经济增速，不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必要条件，同时又是深化经济改革所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改革进程并不快。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增速过快，多次发生经济过热，致使许多重要改革措施不能及时出台，甚至某些年份某些方面的改革还发生了一定的倒退。

　　总之，实现7.5%的经济增速，使其大体上回归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是当前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全局的一件具有紧迫性大事，切不可以为是一件可以做到，也可以不做到的无关紧要的事。

　　第二，要下最大决心，拿出最大勇气，着力推进经济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7.5%的经济增长目标，构建完善的体制基础。

　　历史经验表明：要实现社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就要建立有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来的，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存在多方面不平衡等特点。因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就成为自然的选择，至少在改革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这样。

　　这种体制以其拥有大量资源和经济管理权限，在迅速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克服重大自然灾害和抵御国际风险等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与生俱来的过多干预经济，造成在某些方面资源错配等缺陷。就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来说，就是这种体制在成为推动经济强劲增长动力的同时，也极易导致经济过热。所以，要实现7.5%的经济增长目标，就要改革这种体制在这方面存在的缺陷。

　　具体说来，当前需要着重注意在以下三点：

　　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资和政企都是合一的。在赶超的经济战略的诱导下，由这种体制内生的高速增长机制，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乃至超高速增长。改革以来，在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远没有到位。而且，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政府采又取了以4万亿投资和振兴十大产业计划为主要内容的一揽子刺激经济措施。这对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来说，是绝对必须的。但在客观上又发生了计划经济体制某种程度的复归。这意味着这种体制内生的高速增速机制和投资膨胀机制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强化。

　　2.在市场取向改革已取重大进展的形势下，地方政府已经不单纯是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同时又是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这种市场主体拥有的大量经济资源和经济管理权力，是一般的单个企业所不能比拟的，从而成为最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量。事实上普遍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干部唯GDP是论的考核制度，财政体制方面事权和财权不相匹配，地方政府面临趋于加重的发展社会事业(包括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险等)的压力，中央政府监管力量和民主监督力量的薄弱等因素，又大大强化了地方政府以追求政绩为主要目标的竞争。而且，在房地产业成为我国一个重要主导产业、房地产业市场成为重要的市场、房地产金融成为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各地普遍兴起的土地财政，更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就成为中国当前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并成为推动中国高速增长的一个极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导致加剧过热的一个极重要因素。也正因为这样，在实现经济增速的目标方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往往是赢家。

　　3.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不仅存在经济垄断和自然垄断，还存在行政垄断，而且前两种垄断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与后一种垄断相结合的。而垄断行业又主要是由国有经济掌握的。这种国有垄断企业不仅以其本身的强大实力，而且以其与政府的天然密切联系，在信贷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这样，中国的国有垄断企业不仅可以获得原本已经很高的垄断利润，而且可以获得比一般垄断利润更多的利润。当前，不仅国有垄断企业本身的公司制和股份制没有完全到位，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更没有到位。在国有企业经营预算、经营责任、利润上缴和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这种情况。这样，国有垄断企业不仅可以以其巨额的垄断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还可以以其一部分用于职工的劳动报酬。因而，当前国有垄断企业职工的工资就远远超过了其它企业职工的工资，而其中的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又远远超过了它本企业一般职工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垄断企业不仅有实力(巨额资金)，而且有动力(高额薪酬)去实现经济扩张。这就是国有垄断企业特有的高速增长机制和投资膨胀机制。

　　上述情况表明：要实现7.5%的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速回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就必须深化改革，着力在实现政资和政企分开，治理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特有的高速增长机制和投资膨胀机制上下功夫；否则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三，要切实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着力点放在7.5%的上面，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政策保证。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不说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仅就经济手段来说，那么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主要是由计划或规划(主要是指导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等组成的。其中，计划或规划处于主导地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其它各项政策也是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些所说的切实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着力点放在7.5%上面，主要指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为实现这个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服务。当然，这仅仅是从经济增速这一个宏观调控目标来说的。它并不否定宏观经济调控还存在其它多重目标，因而也不否定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也需要为实现这些目标服务。

　　必须看到：改革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成为推动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详见拙文：《关于改革以来宏观调控经验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2期。

　　但就新世纪初某些年份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发生了某种脱离，甚至严重脱离。显然，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实行了积极的(即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中性的)货币政策，是完全必要的。正是由于实行这些政策，防止了积极增速的过度下滑，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在2001年-2007年，经济增速持续上升，以至又一次发生了经济过热。这7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依次为8.3%、9.1%、10.0%、10.1%、11.3%、12.7%和14.2%。而1998年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直到2005年才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直接到2007年才转变为紧缩的货币政策。显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变滞后，是促进这次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偏离预期增长目标的一个集中表现。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将原来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是完全必要的。正是这些政策使得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增速仍然分别达到了9.6%和9.2%。这不仅避免了经济增速的过度下滑，而且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这确实来之不易的重大成就。但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经济增速又迅速回升到10.2%，趋于偏热。这表明2008年实行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力度过大，因而经济反弹很快，速度过高；而且延续的时间也过长。上述情况表明：“九五”期间实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成功的，而“十五”、“十一五”期间实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则不尽然。尽管实行这些政策也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成功地抵御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并不理想。这些实践充分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否紧紧服务于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实现7.5%这个目标的重要政策保证。

　　当前为了切实做到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着力点放在7.5%上面，需着重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1.在思想上要明确在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着力防止的是经济过热，而不是过冷。事情很清楚：中国高速增长机制和由此派生的投资机制，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垄断企业等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组成的。在这种基础上极易发生经济过热。这一点已为1978年改革以来33年经济实践充分证明了。在这33年中，只有3年经济增速是趋冷或过冷的，有4年经济增速大体上处于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有10年经济增速处于趋热，经济增速为8%-9.9%，还有16年经济增速过热，这表明：在这33年中，经济趋热的年份占了30.3%，经济过热的年份占了48.5%，二者合计占了78.8%；经济增速正常年份只占12.1%；趋冷和过冷年份只占9.1%。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2011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2012年2月22日。

　　当然，也应看到：我国经济增速确实是一个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全局性问题。而且，在国内和国际复杂多变因素的作用下，我国某些年确实出现了经济趋冷的危险。因此，在防止经济过冷的问题上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但历史经验表明：在这方面需要注意：一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拖的太长；否则，解决了经济过冷，又带来了经济过热。2011年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二是刺激经济增长力度也需要把握。如果力度过大，虽然迅速制止了经济趋冷，但又埋下经济过热的种子。2008年以后就有这种情况。

　　2.要依据百家争鸣方针，展开学术讨论，求得一个比较准确的作为确定经济速度预期目标的依据。

　　笔者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现实经济增长率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因而前者是确定后者的依据。笔者还认为：我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为7%，因而现实经济增长率的预期目标也应此来确定。笔者是依据我国历史经验数据提出这一点的。有关的研究用实证研究方法提出了与笔者大体相同的看法。

　　但当前有的学者提出：我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仍能实现年均9%乃至10%的经济增长。

　　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的中国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经济滞胀的观点，也折射出这种看法。2011年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逐季回落的态势。这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依次分别为9.7%、9.5%、9.1%和8.9%，全年为9.2%，比上年回落了1.2个百分点。这年1-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又出现了逐月上升的态势，由1月的4.9%上升到7月的6.5%。8月-12月开始回落，但全年仍然达到了5.4%。国家统计局网，2012年1月17日。

　　在这种形势下，有的学者惊呼中国已经出现了经济滞胀，或即将陷入经济滞胀。

　　应该肯定，说我国出现了通胀是有依据的。笔者依据我国的历史经验数据，曾将通胀率达到5%界定为中度通胀。详见拙著：《汪海波文集》第10卷第8-10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

　　所以，可以认为2011年我国已经出现了中度通胀。

　　但要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滞”，那就值得商榷，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望文生义和食洋不化。在西方经济学那里，“滞”是有特定含义的，并不是泛指任何经济增速的下降。实际上，它所概括的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达国家在基本经济制度不变，推行凯恩斯主义快到尽头，又受到石油危机的巨大冲击而出现的经济增速下降和通胀并存的局面。这同我国转轨时期由2010年经济增速过热转向下降，物价同时上升的形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当然，赋予原有概念以新的内涵，是经济学研究中经常发生的事。但问题在于我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为7%，2011年经济增速下降到9.2%，仍然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2.2个百分点，处于经济增速高位运行的区间，何“滞”之有？但这里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这个观点暗含着一个逻辑前提：中国经济增速在10%以上区间运行是正常的，下降到10%以下，就是经济停滞了。

　　还要指出，尽管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但与改革前“左”的路线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年代相比，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就这里讨论的问题来说，改革以来，中央决策愈来愈重视学术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的看法对中央决策是有重要影响的。而且，当前那些主张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长期保持在9%以上的学者中，有些是直接参加中央决策咨询的。这样，通过学术讨论，找到一个比较准确的作为确定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标准，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3.要认真研究把经济增速由2011年的9.3%降级到7.5%，对就业、中小企业经营和财政金融风险带来的影响，并采取何种有力措施把这个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制。这一点，是把宏观经济调控着力点放在7.5%上能否迈开步的一个重要条件。显然，这也是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专题研究，这里不拟展开。但也须说明，这些影响是调整经济增速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比由调整经济增速带来的益处要小得多。

　　4.要拿出巨大勇气、魄力和决心，克服实现7.5%的经济增长目标的阻力。毫无疑问，实现这一增长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有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并为深化改革和巩固社会稳定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显然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然会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但在我国已经存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实现这一目标仍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这一阻力主要来自作为地方政府投资膨胀机制的人格化代表的那些盲目追求政绩的官员。经济过热的环境也有利于垄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获得高额垄断利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高薪。因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经济适度增长并不关心，甚至自觉不自觉加以反对。经济过热的环境也会为寻租拓展更大空间，并且成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得以滋生的温床。因此，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以及依靠寻租和市场泡沫而产生的暴富更会自发地追求经济过热。这当然不是说那些主张经济高速增长，反对经济适度增长的人群，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实际上，其中的多数人还是源于认识上的差异。但上述情况表明：在我国主张或者实际上主张经济过热、反对经济适度的阻力，是很大的。因此，必须有巨大勇气、魄力和决心，才能实现7.5%的经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