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医改似乎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而且每一次政府换届，几乎都以医疗等民生问题来说事。大家都知道，奥巴马上台之时的施政演说也是用医改来说事，对于奥巴马的美国医改来说，更重大的挑战是在扩大医保覆盖面的同时或之后，如何在当前有限的财力支持下，进一步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也正是医疗费用居世界之首，即使有钱，也不能坐视不管。但是一旦与政党的政治挂上钩，医改的遗漏问题也成为对方攻击的靶子。这也影响这奥巴马连任成败与否。最近，英国新医改从酝酿到了实际运作阶段，面临的问题也不少，从他们医改的内容来看，主要是通过打破政府对医疗资源的高度行政管理垄断，推进管办分离，提高医疗服务效率。这正是欧洲各国的福利型社会高福利带来的严峻考验。其实这种呼声连续几届政府都“遭遇”过，但是没有一届政府真正“动”过，因为人们习惯于嘴皮的斗嘴，一旦触动切身利益，都会谨慎行事。

　　从他们的改革无一不证实：无论医疗高福利国家，还是医疗市场高消费国家，都必须从长远来考虑自身的财力，这才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目前的医疗状况远远没有达到欧美国家目前高福利与高支出的水平，因此我国的医改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医疗不足与医疗过剩的矛盾，二是医疗服务的公平性的问题。至于机制与体制，看来都是伪命题，因为，我们并没有认可谁的体制可行，也没有自己生产的“产品”；我们既有投入不足的严重问题，也有投入过剩的更严重的问题。假如我们认定一个方向，形成一个观念，以某个国家为模板，并不是不可行的！“谁读懂我们的喜欢呢？”

　　我们就以英国为首的医疗体制为索引，讨论我们医改中的“管办分开”。

　　为什么要提出“管办分开”呢？无非就是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提高效率并不是计划经济型国家任务特征。在自由经济体制的国家同样也要面对这个问题。美国保险公司自己办医院就足以说明“管办合一”的效率性。所以，管办分开关键是“分开”前后的效率对比。

　　香港的政治体系一直是沿用英国的，医疗体系也是在英国体系下进行管办分开。香港的管办分开被认为最成功的、最具“管办分开”特征的模板。从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来看，远比欧美、日本很多国家优越。也比我国目前不伦不类的医疗体系优越的多。所以，“管办分开”的政治基础决定它的实在意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管办分开与否只是一个办医的模式，而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政府为什么要办医，因而，管办分开的首先要把医院的经营性质分开，正如我们认可的四个分开中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模糊不清，似公非公，似私非私的“混合体制”。这种体制，根本就不知道谁在办医。因而类似在公立医院理另辟“平价病房”，“平价药包”，甚至有“平价公立医院”和“非平价公立医院”怪现象。这种创新可千万不要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体制”。

　　回到英国的医改。2011年年底，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了以《健康与社会保健法案》为核心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计划。新医改旨在减少对“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HS）”的行政干预，让病人可以得到更多资源和最大限度的救助。让我们对英国式医改的几项主要内容来分析一下：

　　一是医疗费用风险承担。现行的医疗风险完全由政府直接承担，改革后的医疗风险移交给全科医生（GP）。全科医生可以组成“全科医生联盟”，由全科医生代表病人购买所有的医疗服务。这一点有点像正在美国运行的医生公司（医疗团队）有点相似，不同的是美国支付方有保险公司，英国则由政府与其签约。澳大利亚、新西兰基本医疗也有类似的模式。香港正是将所有公立医院的运行风险交由医院管理局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