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颜渊第十二：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公元前516年，三十六岁的孔子离开了混乱的鲁国，希望在其他国家寻求能够一展抱负的机会，他确定了自己的目的地——齐国。齐国在鲁国的东边，不算很远，在晏婴的辅佐之下，齐国表面看起来欣欣向荣，并时不时的欺负一下鲁国。
孔子带着弟子们到了齐国，在权贵们的引荐之下，齐景公很快接见了孔子。他听说孔子博学知礼，便请孔子做自己的政治顾问。那个时候，各国对人才的渴望是非常强烈了，他们都喜欢养士，如果是周游列国的名士，更是愿意折节相交。相比那个时候，现在的社会反而是最不尊重人才的时代！
当时的齐国现状，如果用公司治理结构来讲，齐景公这个董事长已经大权旁落，失去了对齐国集团的控制权。而当时的公族陈氏却实力雄厚，他们利用政府横征暴敛的时候，却采取大斗出，小斗进的经济策略收买齐国人心，与齐景公争夺社会影响。陈氏类似于现在公司结构的二股东或三股东。面对这种窘境，齐景公没有办法，反而更加游乐无度，疏于朝政。孔子来到齐国，齐景公希望从孔子这里获得一些好的解决方案，于是有了这段问答。面对齐国的诸多问题，齐景公也很难就某一问题请教，且孔子刚到齐国，也问不出什么。于是就泛泛的向孔子请教政治问题。
组织制度由谁来建立
这段话从字面意思很容易理解，但重点就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前一个“君、臣、父、子”是名词，后一个“君、臣、父、子”是动词，是诠释前一个名词的。
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
虽然组织是西方式语言，但我们从《论语》的这段话里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孔子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就在于一套完善的组织制度来保证。
司马光在其编纂的《资治通鉴》中，对孔子的这段话做了发挥式的诠释：天子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礼教是什么？就是法纪。区分地位是什么？就是君臣有别。名分是什么？就是公、侯、卿、大夫等。
在司马光看来，只有用制度保障了这套体系的建立，上下级关系，就好像人的心腹支配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上级关系，就好像人的四肢保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互相卫护，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
可组织制度如何建立，由谁来建立呢？
由“名分”来建立。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分（用现代话讲叫职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这三者才能构成权力。如果你是君，有了“君”的这个名分，你就要承担君的责任和义务，你就有了君的权力，你就要具备与君相匹配的德行和才能。孔子用了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君臣父子来做类比，说明了构建一个组织的重要性和重要节点。
美国建国初期，在1787年的立宪会议上，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应该当总统？谁应该领导我们？谁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人？谁是最好的国王？”美国的建国先贤们致力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创建什么样的组织，使国家在我们死后仍然能拥有很多优秀的总统？我们希望建立哪一种长治久安的国家？要靠什么原则来建国？国家应该如何运作？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指导方针和机制，以使我们创造梦想的国家？”
这就是能够保证美国近百年来持续强大的根本。
企业要有管理哲学
在企业界，大家津津乐道“惠普文化”，又要学习“GE模式”，那么让我们追本溯源看看惠普的管理哲学是什么？
1964年，惠普创始人之一普克在一次演讲中强调：“问题在于，你怎样营造出一个让个人可以发挥创造力的环境？……我相信你们必须多费心思在组织结构上，以便提供这种环境。”10年后当记者问普克的成功要诀时，普克完全从组织决策方面回答，如发展一个工程团队、贯彻财务纪律的现金支付政策、人事和管理政策等等。
同样，韦尔奇的成功离不开GE公司已有的一个庞大而有条理的组织结构，而且他也并不是GE历史中第一位绝佳的CEO，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位。
成功的企业一定是倾力于构建组织制度的企业。
上海的周正毅，他能够从一个小餐馆发家，最后做到拥有几家上市公司，成为上海首富，就个人而言他无疑是个英雄。论资产，他与《福布斯》上的哪些首富并没有多大差别；论个人能力，他就要比他们差一大截子。
我们回想一下前些年风光一时的南德、爱多、三株、巨人、德隆……，还可以看看刚刚倒下的国美黄光裕！还有这些年混的风生水起的煤老板！
他们的成功是短暂和辉煌的，他们的资产也是值得炫耀和自豪的，但是为什么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灰飞烟灭，树倒猢狲散了呢？为什么就不会产生百年老店呢？
除了有一些中国的特色问题之外，难道不是因为没有一套与之匹配的组织体系的原因吗？难道不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制度问题吗？
如何和这些高高在上的总们聊聊天，就会发觉他们的脑海中没有哲学，更没有管理哲学，只有一点点自以为是的对潜规则的熟稔和对权谋之术的运用。
制度决定人的好坏
当我们走进大学和各类培训机构，充斥的要么是很专业的技能，比如财务；要么是权谋之术的培训，却没有哪怕一点点管理之道的培训。
这些年，我们从西方拿来了数不清的管理工具，却恰恰忘记了运用这些管理工具的环境是什么，恰恰忘记了运用这些管理工具的心法。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把这些工具用走了样，回过头来埋怨工具不好，却不从自身找原因。
有因才有果，这是必然的逻辑关系。如果没有形成管理哲学，那就不能保证组织制度的合理性。组织制度不合理，再好的管理工具也无用武之地！
出问题的公司，外在的表象很多是财务问题、媒体曝光，内在的难道不是公司内部一团混乱，没有责任、权利与义务相匹配的滥权后果？
当公司利益明确的时候，权力背后是明确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这就像授权一样，我之所以给你权力是因为我明确了你的责任和义务。同样，在有明确责任的前提下，重用谁，或淘汰谁，就是行使权力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权力来自于流程——你的权力大小是组织制度流程赋予你的，而不是谁任命的。同时，还应该有一套监督体系来监督你是否正确使用了组织赋予你的权力。
比如，财务人员有没有权力？这取决于你的财务制度与组织流程是否清楚。在清楚地情况下，哪怕是总经理，也没有权力随意报销，也要听财务人员的。
合理的组织制度，必然是授权与监督同时进行的，既相信你的能力，又怀疑你的本性，但我要用制度来激发你性格中天使的一面，还要用制度来威慑你恶魔的一面。如果只有前一样，再好的制度终将会毁于一旦，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人的天性；如果只有后一样，那就是暴政，也不能长久，因为人性中崇尚自由与平等的信念必然喷发。只有两者的结合，阴阳相济，才会保证组织制度的健康良性的发展。
没有组织制度的企业是危险的。我们没必要非要讨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还是那句老话“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所以年轻的里森搞垮了百年老店巴林银行，所以陈久霖白白浪费了几亿国有资产。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本性的好坏也是随时而变的，只有在明晰了名分之下的责权利，再有一套保证的组织制度，才能够让每个人各尽其能，才会有一个和谐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