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财经导报记者 江钰铃 见习记者 钟锦凤通讯员 陈文德

对于“双反”调查（即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福建省泉州市鞋业商会的刘盛添再熟悉不过了。“近年来，我经历了不少‘双反’调查，觉得很累。”
　　这话并不夸张。今年上半年，福建“双反”案件呈现爆发态势。福建省外经贸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福建省遭遇反倾销案件15起，涉案金额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倍，涉案企业达到500多家，涉及纺织、鞋、机械、轻工等产业。
　　从应诉的实际效果看，多数企业并没有在“双反”调查案件中胜诉。相反，一些新问题的显现，值得相关企业思索与警觉。

金融危机助长贸易保护抬头，许多国家把“中国制造”当箭靶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同为WTO规则下的三大贸易救济措施。其中，补贴是指一国政府或者任何公共机构向本国的生产者或者出口经营者提供的资金或财政上优惠措施，包括现金补贴或者其他政策优惠待遇，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比未享受补贴的同类产品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包括欧盟、美国在内，在调查时所提出的“反补贴”，主要是针对中国各级政府对于中国国内企业进行包括企业贷款贴息、出让金贴息、免税等方式的税收政策优惠。
　　“国际贸易摩擦具有更强烈的指向性和传染性。不仅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就连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中国制造’又因树大招风而成为箭靶。”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刘丹阳如是解读。
　　以泉州为例，记者从泉州市外经局获悉，2008年，泉州共遭遇7个国家（地区）发起的新立反倾销调查案13起，反补贴调查案件2起，2008年以前反倾销案件新裁决4起。“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蔓延，国际贸易纠纷频发，目前处于贸易摩擦高发阶段。”泉州市外经局的相关负责人称。
　　有关专家表示，因金融危机而爆发的近一轮贸易保护风潮，其手段有着突出的多样性和隐蔽性。而“双反”案激增,是中国近年来所遭遇的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相继步入衰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虽然没有衰退，但发展增速减慢，造成了失业率上升、企业高管收入下降，多数平民的消费信心受到极大打击，进而导致需求下降。许多国家为了拉动本国就业，以及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纷纷祭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
　　北京智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成表示，由于金融危机给一些国家的相关产业带来负面影响，为了保护该国产业，“双反”诉讼实际上起到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作用。而中国顶着制造大国的名头，在低成本和退税等补贴政策的影响下，自然被卷入“双反”案件的漩涡。一旦中国企业在“双反”案中败诉，就会被加征惩罚性的高税率关税，成本优势便会消失。
　　记者了解到，面对“双反”案，福建许多企业并没有选择积极应诉，而是观望者众，应之者少。例如今年的几起“双反”案中，福建相关企业的态度大多是置之不理，这其中不少是小企业。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小企业来说，利润本身就低，抗诉又得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精力，与其花这个力气，还不如去开拓新市场。对此，相关行业协会也无所适从。

抗诉费用高、时间长，多数企业选择放弃

　　谈起福建企业应对反倾销案件的历程，刘盛添回忆说，2004年起就出现了反倾销案例，当时，泉州鞋业商会曾组织企业搞联盟，一起进行抗辩。2007年，反倾销案件对福建企业的调查达到了高峰，最严重最直接的就是富贵鸟和恒泰。
　　刘盛添告诉记者，“刚开始搞联盟时大家都挺积极，我们组织开讲座，教企业逐个填表。但是，联盟持续了一年多，便不了了之，很多企业都退出了集体应诉，仅剩的几家企业势单力薄，根本做不成事。”
　　据了解，一般来说，敢于对反倾销提出抗诉，就有可能获得单独的税率，而不作为的，很可能被裁定高额税率，甚至因此退出当地市场，这对外贸企业来说影响不小。
　　例如，2008年2月，欧盟对我国蜡烛产品提出反倾销调查，泉州21家企业涉案。2008年11月15日反倾销初裁，泉州除德化富东瓷厂参与应诉获得39%的税率外，其他企业税率为66%。
　　而恒泰鞋业早前曾为争取市场经济地位而积极抗辩，该公司总经理苏文滨甚至到欧洲接受当地报纸与电视媒体的采访，反映真实情况，争取权利。然而经过几次抗辩无果后，苏文滨认为反倾销案已不再是单纯的商业游戏。包括他在内的一些企业人士认为，欧盟决定对华皮鞋征收反倾销税是欧盟一些国家的联合行为，有其国家利益作为背景，企业如果缺乏政府、行业等方面的通力支持，很难打赢这场官司。因此，对于复审抗辩，恒泰鞋业不再充满热情。
　　“全世界都知道制鞋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全球产业分工的大趋势是把制鞋业往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便宜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任何保护措施都改变不了这种趋势。这种情况欧盟也知道。现在既然能多收税，何乐而不为？”某鞋企海外部经理这样认为。他表示，去年其所在公司曾起草过一份上诉申请，但欧洲律师告诉他们，通过复审减税的希望几乎为零。
　　晋江市地税局的相关人士认为，泉州企业之所以对抗辩不积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皮鞋企业规模较小，眼看富贵鸟、恒泰等较具规模的企业积极抗辩无果，他们更是提不起热情。此外，上海智邑战略咨询公司负责人康荣平分析，这些企业规模不大，基本依靠国外贴牌加工生存。如果遭遇“双反”调查，参与抗诉的成本高，聘请国外律师、接待调查小组等需要高额费用，一旦败诉，还要承担调查一方的诉讼费用。这样的财力和精力，他们耗不起。
　　此外，外贸下滑，企业积极转向内销市场是企业不积极抗辩的间接原因。记者采访时发现，过去曾经被列入反倾销名录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已成功转型为内销企业。例如，富贵鸟和恒泰两家企业，目前出口额只占全部销售额的1/10，应诉结果如何对其业务影响不大。

行业协会可组织企业抱团，大胆向贸易保护说“不”

　　对于坚持走外销的企业来说，不仅在抗辩中遇到诸多困难，国外同业竞争对手对中国外贸税收政策的洞悉速度，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
　　刘盛添告诉记者，政府在出口退税方面给予企业一些优惠，但是这样的优惠措施很快被海外竞争对手知晓。同时，商业间谍无处不在，很多海外竞争对手对国内企业的成本、用工、出货价以及补贴额都相当了解。
　　此外，尽管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作为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日本等均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刘成表示，一般来说，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双反”案可以通过世贸机制加以协调解决，而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和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间的“双反”冲突，则要复杂得多。
　　对于频繁出现的“双反”案，康荣平表示，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企业更要做好事前的准备工作。他建议，相关企业应在政府和行业协会的领导下，成立专门的联合应诉机构，对可能潜在的案件诉讼提前准备好资料。而对于企业和行业内部的核心机密，要做好保密措施。
　　另外，“团结就是力量”，行业协会在“双反”案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巴西鞋类反倾销案的应诉中，福建首次尝试由行业组织牵头，共同发起反倾销无损害抗辩，25家涉案企业(代表全省91%的案值)授权省鞋帽进出口商会对外抗诉，增强了应对的成效。
　　除了积极组织企业抗辩外，康荣平认为，福建作为外贸大省，应该在财政上为企业应诉反倾销提供更多的支持。
　　近年来，鉴于“双反”案件的不断上升，一些地方政府出台多项举措支持企业应诉。如浙江、山东等地政府都对企业参与抗诉给予诉讼费用补贴。在反倾销诉讼高发区域——温州，财政给每家遭调查企业的诉讼补贴费用为十万元，这为企业抱团应诉减轻了不少成本。而目前，福建并未出台相关的应诉财政补贴。
　　此外，政府还可以多方牵线搭桥为企业应诉出谋划策。例如，广东的某些企业在政府牵线下利用调查发起国的华人商会，对所在国的议会和政府进行游说，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