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田到户时，设想只要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蛋糕做大了，农民就会“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交给国家的是税，留给集体的是用于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费用。这两者都要向农民征收，且一定要对不交者采取强制措施，但实际上，国家很难直接对农户频繁使用强制手段，最多只能应村社集体的请求偶尔使用强制力。村社集体与传统社会的乡村组织已大不相同，因为这个时代已是法制时代，已是国家垄断了所有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时代，村庄缺少强制手段，村庄边界的开放也使村庄舆论力量式微。更重要的是，国家为了顺利征税，倾向默许村社干部协税时自肥，村社干部由保护型经纪变为赢利型经纪。这样一来，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形象很快就被毁掉，村庄选举中，这些人往往连任都变得困难。

　　也就是说，分田到户，虽然无论是征税还是完成共同生产事务，都将村庄当作一个需要政治的集体，却因为时代的变化，村社集体发现已经没有了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从而无法克服钉子户制造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