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又叫第二财政，系指地方财政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它作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一种工具，可谓利弊互见：最大好处是缓解急难，雪中送炭；而害处是杀鸡取卵，寅吃卯粮。总的来说，弊多利少。故走出土地财政的困局，已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近 10 年来，地方财政被贴切地称为 “ 土地财政 ” 。因地方财政收入的过半数源于土地出让。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称： “2009 年，从上海、天津、重庆财政收入结构看，一般预算收入 ∕ 财政收入（含土地出让金）的比值分别为 75.49% 、 67.88% 、 58.49% 。由此表明，上海、天津、重庆对土地财政有较高的依赖度，重庆尤为明显。 ” 据石柱县地税局介绍：2011年石柱县近几年地方财政收入的 60% 来源于房地产。这同样表明，我县财政亦属 “ 土地财政 ” 。
地方财政收入大量依靠于土地，这非吉兆。因土地财政是一次性的，不可持续发展，一旦土地被城市房地产掠夺完了，人们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土地财政积弊很多：一是透支未来收益；二是严重影响产业结构；三是造成资源浪费；四是土地财政的本质是城市扩张和占用农民土地动力机制的结果。从长远眼光来看，走出土地财政的困局已势在必行。
那么，土地财政的出路何在呢？
我国的 “ 土地财政 ” 主要是增量土地创造财政收入 —— 政府通过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来满足财政需要。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依靠 “ 土地财政 ” 。但国外主要是通过 “ 对存量土地征收物业税、房产税等方式创造财政收入 ” 。这样既体现了公平性，又保证了政府相对稳定的财政收入，而不像我国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抬高地价。
窃以为走出土地财政困局，应从以下六招入手：
一是科学、合理、依法限制房地产业的无限扩张。要逐步从目前房地产发展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龙头老大，削减为老三老四。让竭泽而渔变成一石二鸟，甚至一举多得。政府长期饮鸩止渴，终会让全部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 土地。故市、区县不要因小失大，而要逐步地限制房地产业发展。今后房地产业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合理、依法原则，实现生态和谐。
二是建立规范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国家、市、区县要坚持土地有偿出让的大方向。即使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 “ 三个差距 ” ，也应保持土地存在的相对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让集体用地进入市场 —— 建议市政府统一制定政策，允许城市的经营性建设项目，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相关的地租收入，要完全用于保障已变为市民的农民的长远生计。政府通过建立国有土地公司有效地发挥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规范土地市场管理，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有效作用，以便从源头上抑制土地财政，化解社会矛盾。
三是坚决杜绝 “ 寅吃卯粮 ” 。寅吃卯粮，无异于剜肉补疮，得不偿失。严格规范土地收益的支出。实行以土地基金式管理为目标，这就需要国家实现深化分税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收权限，建立以不动产为支撑的地方财政，保证地方财政有长期稳定的税源；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共管理职能，市、区县应弱化直接经济建设的职能，达到地方财力与事权基本相适应。
四是允许土地经营应多式并存。市、区县应建立国有土地公司等市场经济组织，将需要经营的国有土地交其参与市场运作，或转让或出租、或联营、或入股。对一般工商企业用地，宜用年租式和入股式。对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开发商等应采用土地出让式。国有土地公司要担负起保值增值的责任，并向国家财政上缴土地收益。国有土地公司必须接受各级政府的调控和监管。
五是改革完善土地入市交易制度，严打囤地炒地行为。注重规划用地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使国有土地使用权与集体土地使用权 “ 同地同价同权 ” ，进入统一地市的地管制度，确保失地农民、被拆迁户的切身利益。改革地方政府现行的低价征购土地使用权，再以 “ 招拍挂 ” 必致地价暴涨，推高房价的无形机制。科学合理地设置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政府某一组成部门不得单独建办公楼。建立激励与约束并存的良性机制，防范隐性债务带来的风险。
六是建立公示制度，晒出房价成本。建立房地产信息公开制度，从土地供给到竣工验收，以及违法违规用地的查处等信息，都要全部公开，切实解决好信息对称的问题。加大查处力度，维护市场公平机制。因房地产寻租渗透到立项、贷款、工程招标、用途变更、容积调整、监理验收等诸环节，成为推高地价房价的黑手，将腐败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这样就 “ 绑架 ” 了政府的公权。通过公布公开房地产全部开发成本，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房地产业正常发展。
总之，多措并举地走出土地财政困局，是党执政的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