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证监会主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中国高收益债券是近期夺人眼球的新话题。很多媒体用“垃圾债”描述，甚至用“高风险债”等不负责任的词汇向社会倾销错误概念。我每次看到这些字眼时都会按捺不住地发问：对一个还没有明确很多细节的新产品，怎么就能认定这是高风险的“垃圾”呢？

　　这种歧视就像断定一个尚未出世的婴儿长大后肯定是坏人一样粗暴。大家看到的无非是这类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民企为主的非上市公司，发债的担保物也可能有限。但仅凭这两点就能认定是垃圾吗？难道只有国企发债才可靠吗？看看上市公司山东海龙（国企）发的海龙债吧。难道发行人必须提供质押、担保才算好债券吗？中国就没有若干个具有发行债券实力的非上市、非国企、不用担保的好企业吗？我们可以叫它们民企债券、非上市公司债券、无担保债券、次级债券，但“垃圾”二字不应该成为技术性、说明性的金融词语。

　　在我看来，之所以很多人用带歧视色彩的眼光看待这些新事物，不是因为它们不好，而是因为发展的力量总是要在停滞不前的落后环境中挣扎，这种挣扎中的痛苦，有人称之为“革命”。而这种革命性的影响将从多方面得到体现。

　　从市场角度而言，我认为，在GDP增速为8%的环境下，这些无担保的非上市民企以10%左右的成本发债是较为合适的，而目前，AA-和A+债的到期收益率在8%～9.5%左右，一旦较低评级的高收益债以10%左右的到期收益率发行，那么这些在传统信用评级体系下，被视为更可靠的债券的价格就会上涨。尤其是在缺乏非评级公司的有效信用分析的市场中，利用传统评级方法定价会更明显地激发上述挤压效应。

　　而更加本质的变化体现在债券信用评级的总规划中。一个成熟的信用评级体系应该把国家信用评级、市政机构信用评级、银行信用评级、非银行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担保性金融机构信用评级、企业信用评级、发展中国家企业信用评级、结构化产品信用评级、衍生产品信用评级有效地一一区别开。但现在很多机构的信用评级，包括对市政机构的信用评级，如城投债，仍然延用企业机构的评级标准。高收益债券的问世将会加速各种机构信用评级的细分化。当我们用衡量国企的方法去衡量地方国资委旗下的融资平台所发售的城投债时，可能感觉不到太大差异，但当人们用同样方法去衡量一个非上市的民企时，一定会感觉到各种不恰当之处。

　　最后，在高收益债发展之时，信用溢价将会变成职业债券投资者的一个新战场。众所周知，国债、央票以及AAA的高信用评级债都是利率产品，换句话讲，就是它们信用风险很小，在利率风险为主要定价元素的同时其信用溢价很低。而高收益债券的信用溢价要远远高于其利率溢价（尤其是久期短的产品），这对于一个职业投资者而言，捕捉信用溢价的下降将是一个崭新的盈利模式，会给拥有高信用分析能力的专业投资者提供一个买10%到期收益率的债券后，因为信用风险变小而得以用7%的到期收益率卖出的获利机会。粗略计算，一个三年期的债券3%的溢价变化将会提供近9元的利润，这对任何投资者而言，都是丰厚的回报。

　　毫无疑问，高收益债券的出现将会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起到巨大的良性推动作用。无论是发行主体的丰富性、信用评级的细化程度，还是评级服务业的能力提升都将提高市场的整体效率，对此新生事物不能戴上有色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