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危机：是“启示”，还是“警示”？
--在湖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2012年年会上的发言
▲廖进中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我们这次年会的主题是：“世界经济危机调整与转型研究”。仔细地推敲起来，是表达得过于简单、不太规范的，起码这个“经济危机”是应该叫“金融危机”的。为什么？2008年起于美国的危机，是“次贷危机”，后来波及到欧洲的危机，是“欧债危机”。“贷”与“债”，都属“金融”范畴，而严格学术意义上的“金融”，是一个“虚拟经济”概念，与“实体经济”是有区别的。
记得整整四年前的11月22日，我在湖南商学院发作过一次《“金融”不“融”，乃“危机”》的讲演[1]，我当时说：“金融危机，只是虚拟财富缩水的危机，不管金融市场损失了多少市值，机器还在工厂里，楼房还在地球上，高速公路没有缩一寸，稻谷没有少一粒，汽车轮子没有减一个，财富不是被外星人搬到月球上去了。按“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价值是依附使用价值而存在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但最终要由价值来决定，金融危机中的财富缩水只是价值的理性回归，实体财富不是在缩水，而是在放气。”
我们一定要分清：“金融危机”不是“经济危机”，更不是“政治危机”，尤其不是“革命危机”！必须说明：这里所讲的“革命”，是指传统理解上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式的“革命”，而发达国家已经“告别”了这种“革命”，它们早由“温饱社会”进入“小康社会”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发生了金融危机的美国、欧洲等国，而没有爆发像我们有些“极左”理论家所企望的那种“革命”的原因？那里的社会依然是田园风光、一片祥和，顶多是多了一些和平游行、政府改选的喧嚣而已。与此相对应，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虽然GDP不低、尤其是人均GDP不低，也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却有社会暴乱和用武力去推翻政府的根本缘由？那里的社会早已是总统人头落地、百姓流离失所、外侨纷纷撤离！
因此，我把我今天的发言题目定为《世界危机：是“启示”，还是“警示”？》我想表达的观点是：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对于我们而言，是“启示”，而不是“警示”，或者说，我们学术研究的基本理念应放在“启示”上，“警示”只是其次。
那么，世界危机给我们的基本“启示”到底是什么？我把它归结为一个新思考、新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有“金融危机”而没有“革命危机”？从另一角度讲，发达国家是如何走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建成“小康社会”的？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总是提“发达国家”？我的回答是：我们几十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难道不是走上了“以开放促改革”之路后而得来的？“反腐倡廉”、“依法治国”、“公平公正”、“人民福祉”、“创新驱动”、“生态文明”等一系列《十八大报告》关键词，难道不正是发达国家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现实？再说大一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源地的成功经验，为什么不可以拿来“启示”我们？
“小康”，是与“幸福”、“消费”相联系的。早几天，在长沙召开的全国第十六届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我有一个针对“扩大消费”的大会发言[2]，我自以为是地下过这样的结论：把“扩大消费”异化成拉动GDP增长工具，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只有“科学消费”才能提高“幸福指数”。请问：“高消费”就能“幸福”吗？“高GDP”就是“小康社会”吗？“幸福”，是一种与健康、尊严、快乐、公平、诚信、民主等诸多因素综合感受的概念，难能只通过“高消费”来得到；而且，粗放型的“高消费”所需要的GDP的“高增长”，往往会带来严重的资源和生态问题，而失去了“天蓝、地绿、水净”美丽家园的生活，不是“幸福”，而是“灾难”。
不错，通过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确已解决了几千年来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为“幸福”生活，为“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实事求是地从现实情况分析，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人际关系淡薄时期，人们的“幸福感”还只是初级的、残缺的、脆弱的。
先谈“百姓”。不说别的，光说压在他们身上的医疗、住房和教育的所谓“新三座大山”，他们的“幸福指数”能有多高？比如，体制外的“农民工”，相对于与体制内的产业工人，“同工不同酬”，工资低、福利差，甚至还经常被拖欠工资，不时感受到外界“奢侈消费”等社会不公境遇，能很幸福吗？即使是温饱有余的所谓“中产阶级”，他们整日里疲于奔命，应付于为各种“政绩考核”而弄出的折腾，使得他们没有时间去享受既得的财富，没有闲情去体验丰富的人生，没有逸致去观察广阔的世界，能有多少幸福？那些个人天性和创造力不被发现、尊重和培育的，承担着空洞政治教条课业负担的青少年学生们，是“幸福的花朵”吗？还有，随着独生子女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那些虽丰衣足食、但缺少天伦之乐的老人们，能幸福吗？而且，我早就论证过[3]，城市里的“孤独老人”、“空巢家庭”比农村里的更普遍、更彻底，幸福指数更低！
再谈“官员”。这可以大约分两种类型来分析：其一是，公务员。社会上都认为，公务员属“官员”一族。但网上早有人“调侃”过，公务员也是“弱势群体”。理由是：“任命制”下的中国公务员，上级的脸色是下级行事的晴雨表，唯唯诺诺、小心翼翼，不退休就不敢说真话、实话，只能说空话、套话，请问：能很幸福吗？其二是，官员。这里又有三类情况，去国外寻求幸福的“裸官”们，虽然他们积敛的财富很多，但妻儿子女，远在异国他乡，是一群“根”与“叶”相分离的大树，是本来没“剩”的“剩男剩女”。中国传统文化讲“饮食男女”，讲“故土难离”，只有“饮食”，没有“男女”、没有“中国声音”的幸福，是一种什么滋味的“幸福”？由于做了亏心事，就不能“半夜敲门心不惊”的“贪官”们，平时就如“惊弓之鸟”，虽“有钱不要用”，但也“有钱不敢存”，“有钱不敢用”，放在地窖中发霉；“名表”不敢带，“好烟”不敢抽；有的则因为罪恶的“积累”并被发现后而关进了大牢，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自由”，这是“幸福”吗？至于媒体宣扬的“好官”们，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英雄”与“模范”往往是并联的，是要“先‘英雄’，后‘模范’”的，由此，不难推断出他们的“幸福感”！
最后谈“富人”。中国的富人是从改革“新路”中走出来的强者，但人们总问：他们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他们的背后是否有贪官的影子、违法的案子？即常说的“原罪”问题。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至今还有人，而且是有相当多的人借用当下的流行语说“新路”即“邪路”，把“改革开放”的新路，歪曲成“改旗易帜”的邪路。一个整天担心自己是在走“邪路”，不能大大方方、理直气壮赚钱，害怕日后反攻倒算的人群，又能有多少幸福感可言？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裸官”外，会有越来越多在国内赚钱、去国外安家的“裸商”的基本原因？由此看来，我们绝不能轻视刚过不久的重庆“唱红打黑”的余威，再不能总是“非理性、情绪化”地反思“文革”和传统文化了。
我一直在琢磨，上述现象的存在，原因固然多多，但以下三点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没有“选票监督”、“财产公示”的权力，必会产生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从而引发民怨；不改“人分三教九流”、“业有上下贵贱”的制度，必然催化社会不公、民心浮躁，从而引发动乱；不受自然约束、市场配置的发展，必然产生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从而引发“负幸福”，最终影响社会的和谐，人们的安宁。而如果我们继续坚持开放改革，结合中国的特点去研究、吸收与借鉴发达国家的现成经验，就可以较快解决以上问题。我们要学习他们“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国民放在公正中”，“把发展置于生态文明上”，倘若官员们晋升能“不看上级看下级”了，企业家们创业能“不找市长找市场”了，城乡居民就业能“不看身份看本领”了，群众批评政府“不是刁民是良民”了，我看，即使GDP速度放慢一点，但由于减少了走“弯路”成本，由于发展是“无间断点”的，由于百姓的创业热情是“可持续”的，我们的“全面小康”目标就会提前建成，“国民收入倍增”也会落到实处，中华民族就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不能完全消除经济“调整与转型”中的阵痛，如发生发达国家目前那样的金融危机、财政悬崖，又能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当然，这绝对不是说不要引起我们的“警觉”，不要研究它们的危机对我们的“警示”。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2012年11月24日于湘潭大学）
[1] 廖进中，《追逐希望之光》，中国经济出版社、大公报有限公司联合出版，2010年12月版，第163页
[2] “扩大消费”，还是“科学消费”？载红网、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12-10-23/140725420627.shtml，2012年10月23日
[3] “大力发展老龄事业，提升人民幸福指数”，载《凝智聚力》一书，中共湖南省委“迎接党代会，迈向新征程”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活动办公室编，湖南人民出版社，第280-281页，2011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