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差强人意，股指创出近年来的新低，相反，美国的股指却是创出近年来的新高，为什么中美两国的经济表现差异如此之大？对此，当然有人会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去解读，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着眼于政策，如林毅夫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说：“上一轮积极反周期政策更多是用货币政策，比较少采用财政政策。用货币政策流向比较难监控，因此带来了物价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我觉得下一轮反周期政策同样应该是超越凯恩斯主义，但更多的是用财政政策而不是用货币政策”，显然，他主张用一种经济政策去替代另外一种经济政策。

　　经济危机是“公地悲剧型”制度的结果

　　但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解读经济现象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因为“经济”不是可以拿来操纵，以达到某个目标的手段，“经济”是一个“秩序”。如从“秩序”角度去理解经济，那么不难发现，对经济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制度而非政策，近一段时期，中美两国迥异的股指的表现，也应该从制度上寻找其原因。那么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不足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导致“公地的悲剧”的倾向，这是这一制度最为明显的特征，而经济危机只不过是“公地悲剧”的具体表现，是“公地悲剧型”制度的结果。

　　我们称这种制度为“公地悲剧型”制度，在我们国家，这种制度在很多领域都有体现，绝不局限在“渔场”、“湖泊”和“草地”这些人们熟知的、看得见的“公地”上，而且也体现在无形的国企、金融和财政等诸多的领域中。

　　“公地悲剧型”制度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在于，这种制度在一定的时间内会使经济增长很快，因为这是资源被“过度”使用的时期，但随着资源的逐步耗竭，经济增速就减慢，危机也就发生。笔者看来，“公地悲剧型”制度主要有下面四种类型。

　　“公地悲剧型”制度之一：土地制度

　　我们可以先看“公地悲剧型”制度中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导致上述过程的发生的。在我们国家，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也就是说垄断了土地的供应，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本地的经济增长目标，获得财政收入，产生了通过“招拍挂”等方式出售土地，上房地产项目或工业项目的强烈动机，这也促使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就共同参与土地市场的炒作，抬高房价，因为抬高房价对地方政府有利，而高房价就为危机埋下了伏笔。并且，“土地开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是因为必然牵涉到债务，要么地方政府向银行或百姓借钱，要么开发商向银行借钱，另一个方面是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在土地开发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增长自然是较快的，一旦土地用完，原先火热的开发建设停止，增长速度必然会下降。

　　“公地悲剧型”制度之二：国企

　　国企也是典型的“公地悲剧型”制度，国企就像一块“公地”，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收益却主要留在了企业内部，据统计，2011年，已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11115亿元，共计上缴823亿，只占利润总额的7.4%。这种“公地”性质的制度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在于，国企使用资源的效率必然是低下的，国企的经营者和地方政府的官员一样，都是政府任命的，这也注定了其行为的短期性，他们为了实现任期内的经营目标，最有可能采取的手段不是改善经营管理或提高技术水平，而是利用政府给予的特权扩大生产规模，而不顾这种行为长期可能产生的影响，其结果往往就是通胀。更为严重的是，国企受政府保护，即便经营业绩再差都不会倒，中国远洋2012年上半年巨亏48.7亿元，可以向中央求助，还有，上市公司京东方近年连续巨亏，但都获得了政府的巨额补助，成为“不死鸟”，在政府的保护之下，国企的效率怎么可能提高，而这么低的经营效率，又怎能避免危机的发生。

　　“公地悲剧型”制度之三：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的情况甚至是比国企还要典型的“公地悲剧型”制度。如果说国企有政府兜底，那么银行等金融机构就有央行（其实也是政府）兜底，也就是说，银行也不会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利用部分准备金的银行体系，银行可以“合法地”滥发货币、制造通胀，自己首先从中受益，物价的上涨压力转移给了大众，而由此可能产生的呆坏账，却可以求助政府，让政府一笔勾销。十多年前，政府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和处置因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这样的例子，在这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今后完全有可能再次发生。

　　“公地悲剧型”制度之四：财政

　　还有一种“公地悲剧型”制度是公共的财政体系。在我们目前的财政体系不，地方有着拼命搞基建，大搞民生工程的冲动，为此，政府可以大胆地负债，因为债务不是由他们负责，而是下一届政府或中央政府，确切地说，由全国的普通百姓负责。地方财政事实上不是独立的计算单位，不同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和中央财政组成了一个“财政共同体”，地方之间可以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也可以向国企一样，申请中央的补助，这也助长了地方对财政资金的滥用。与公共的财政体系直接相关的是福利制度，如社保体系，这也是“公地悲剧型”的，在欧洲债务危机中，希腊由于福利而产生的债务不是由他们本国人承担，而主要是由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来百姓承担，就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几种“公地悲剧型”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反，是相互加强的，如地方政府成立融资平台向银行借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的贷款，这事实上成了合谋，共同地将成本外部化，这也必然导致“公地悲剧型”制度被进一步强化。

　　经济政策无助于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只有从根本上改革“公地悲剧型”制度，才可能是有效的。这种改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权制度改革，用市场手段解决公地悲剧问题；二是借鉴奥斯特罗姆教授的观点，利用人们自发建立的规则解决他们共同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