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大道之行也”这段记载着远古中国原始公有社会状况，含有着乌托邦性质，不是孔子创作的，是复述古代传留。宋末元初大儒陈澔有题注，讲得很清楚：
此篇记帝王礼乐之因革……大同小康之说，则非夫子之言也。
《礼运》篇说：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这句话是孔子说，“大道之行”这思想、这境界，是远古的，他没赶得上看到，是很遗憾的，但他有志于此。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择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著名的长长的一段，实为孔子复述古代传下来的经典原文。
陈澔认为，石梁王氏以五帝之世为“大同”，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小康”，有老氏意，非儒者语。陈澔这样一定要划清儒者与老子的界限，较为僵硬，其实在《论语》中，孔子也有“老氏”式的话语，比如：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之《卫灵公》）
孔子本来就曾问礼于老子，况且“无为而治”确实也能用来形容“治”天下、以及天下“治”好了的理想境界，无论作为词语或作为思想，孔子也是可以用的，不能因为是老子的主讲，就与之划界，绝不使用。孔子没有这样，陈澔在“修理”孔子，要把孔子修理得很干净，来符合宋元以来儒教的思想绝对性。
孔子述出远古“大同”的旧典，是回答他的学生子游“君子何叹”的，而后接着又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小康”话语，应当说是极其深刻，描述了“大同”世的公有制演化而解体、私有制形成后的天下是一切都私有化了，包括“大人世及以为礼”，也就是世袭制，于是君与臣、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自然地不“正”、不“笃”、不“睦”、不“和”起来，用一句话说，是“斗争”起来，以至于需要城郭沟池，需要智谋、英勇和军队，为了维持社会的存在，不得不用“礼义”来要求国家、社会，规范人们，从土地制度到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都在其内，即使是“在势者”，也就是诸侯以至于天子，如有严重不遵礼义的，也要天下“去”之，这时候天下就要乱一阵，大家都要讨伐他（众以为殃），由乱而治。这样的情况，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以来，就是这样的了，并且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就是这种“小康”社会时代所产生的、能治理这种社会时代的圣贤，他们比起“大同、大道”社会时代的圣贤是差了一级的，那时的圣贤，在孔子心中，也就是尧舜。
看来，孔子作为思想家的杰出，作为政治家的坚定，就在于他弄清了社会发展史，就他而言，是看清了社会从远古的公有制（大同），发展到了他眼前的私有制（小康），而这私有制的社会，充满私欲与斗争，从家庭之内到地区（诸侯）之间，以至于君臣朝廷之内，都需要“刑仁讲让，示民有常”了。
然而，孔子以“礼义”二字概括并抓住了他眼前的世界，他给这世界开出了什么治世良方呢？他没有新的更好的东西，他的思想政治理论武库，也就是“礼义”，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所“谨”守、所施行的，他认为只要坚决地“克己复礼”，就能恢复和继续“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事业，以至于他醉心于此到了神思惚恍的程度，说自己梦见了周公。
所以，孔子说他对于“大道”虽然未逮，“而有志焉”，至多也就只能是一种向往。他的切实的有志，不在于“大同”，不在于“大道”，而在于“小康”，途径是“克己复礼”，努力让时代社会回到“小康”之世。“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这样的事业，他愿终身为之奋斗。对于孔子来说，这些他也不曾有能力去做到，更不用说向着“大同”的努力了。
春秋末世的“礼崩乐坏”，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分析说，是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的殷周奴隶制存在不下去了，所以孔子张扬“礼义”，要恢复文王周公之世，只能是梦想，“不复梦见周公”说明着此一梦想在现实中的破灭。
历史的发展证明，“井田制”瓦解了，“初税亩”胜利了，谁有能力占有土地，国家就都承认，向他收税就是了，新兴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于是成了气候，从原有的奴隶主、奴隶以及自由民中，演化出地主与农民这样的新的自由的阶级。“井田制”再也没有恢复，到处是兼并，春秋无义战，战国又战了好多年，终于是诸侯灭亡，到了以郡县制一统天下的秦朝。所以，我们可以同情孔子的痛心疾首，却无法说他的主张是对的。
然而，我们或许误解了孔子，因为孔子在述“小康”时似也并不赞美“大人世及以为礼”，那么这个“礼”是不好的，是从“大同”之世降级下来的。孔子这观察与老子也近，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然而，此“礼”在，比起“礼崩”，又要算是好的。所以，“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孔子又是赞美的。而从事实上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上千年，首先一条，就是世袭制的确立，与之相应的是分封制的确立，孔子是赞成“谨于”这样的“礼”的，认为这“礼”如果再坏了，时代社会就要更进一步降级下去，他眼前的春秋之世，在他眼中，就是在一个劲地往下降，令他痛心。
鲁迅写道：
“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血流到漂杵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开除之，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
这段话里的“王道”，也就是孔子所谓“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所“谨”的“礼治”。事实上，“王道”一词正是孔子孟子对于“礼治”的别称。要想从孔子的“礼治”中剔除其严格的专制等级制的核心思想实质，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就等于把历史上的孔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