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乃是文化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化创造欲的涌流和实践变革力的显现。它本质上反映出，人类实践活动所拥有的深刻的文化思考、广阔的文化境界、执著地追求人性解放与自由的精神以及高度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生存企盼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正在成为当前全党全社会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诉求。“文化自觉”概念的鲜明提出，至为不易，辞意深刻而又透辟。无论是在开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方面，还是在确立文化发展的方向坐标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我确认

　　理解文化自觉，首先要对文化概念有一个清晰的界定。文化的英文是“Culture”，该词的最初含义是指耕耘土地。到了16世纪，其字面意思演化为对心灵和智力的培养。从19世纪初开始，“文化”的含义变得更加宽泛，意指整体上的智力文明进步和精神文明发展。现在，多数人认为，文化不仅包括精神层面的生活，而且包括一个民族或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乃是人类追求自由、自觉实践活动本质的显现，也是文化自觉与自信的结果。文化自觉首先来自早期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它集中地表现为三种公理的确认：一是精神可以靠想像力来创造出与人的本能冲动相背离的种种愿望，以此来反叛大自然的规则；二是精神可以将对象世界脱离人的感官区域，并使它朝着内心化、持久化的方向发展，使它由单纯的感官对象变为人的认识对象和审美对象；三是精神可引导人类去深思熟虑地期待未来，从而结束过去那种动物式的单纯享受当下瞬间的生活状态。尽管历史变迁恒久，但人类这种文化自觉的秉性丝毫未改。社会学家费孝通对“文化自觉”概念有着深厚的觉解，他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在解读费孝通的观点和思想基础上，明确提出“文化自觉”包含着确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深刻寓意。综上所述，文化自觉乃是文化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化创造欲的涌流和实践变革力的显现。它本质上反映出，人类实践活动所拥有的深刻的文化思考、广阔的文化境界、执著地追求人性解放与自由的精神以及高度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生存企盼。文化自觉对社会存在与发展有着很强的渗透力、感召力和驱动力，它是一个民族、政党或国家走向强盛的精神引擎。

　　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怎样的文化自觉，是一个富有挑战性和深刻性的讨论话题。对于在货币化的生活世界里，文化自觉有着何种命运、又能起何种作用，西方学界莫衷一是。文化的悲观派认为，市场经济促使文化堕落，它导致了文化统一性的丧失。例如，市场交换影响文化生产的质量，降低艺术作品的品质，文化的商品化抑制人们的批判能力，导致人的异化，文化自觉无从谈起。文化的乐观派则认为，工业革命带来经济生产力的快速提升，人类富裕、自由时间相对增多，“文化特殊性的消费取向”增强，逆向造成了供给的产生。因此，市场经济可以让艺术家们努力去实现自我，赢得荣誉，获得财富。此外，商业社会的经济繁荣，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专门市场，艺术家在其中能够找到满足其创造欲望的途径。悲观派与乐观派的对立，恰恰反映了在以市场和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下，经济与文化有着难以相容的二律背反：经济的逻辑预设是单向度资本欲望的诉求，而文化的逻辑预设是多向度人性欲望的诉求，单向度对多向度的规制，必然导致文化自觉被资本所宰制。文化的乐观派，多数是在赞美资本制度的前提下，给予了商业文化的礼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自觉，则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和特殊的定位。一方面，立足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国情现状，文化自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推进过程，不能急躁或过于理想化；另一方面，国家提供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激励乃是重中之重，利用制度优势，从实质上增强文化对市场经济的辐射力。同时，文化自觉又离不开全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我确认，离不开激活全社会的自觉力量，离不开对文化的觉醒与践行，达到最具震撼力的广度与深度。尤其是，作为文化主体的感性的个人，其创造欲望的激发是关键，唯有通过文化的高度自觉，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构筑兼容市场经济的文化生态

　　当前，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树立的文化自觉，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一个国家或民族对未来发展战略进行的智慧选择和准确定位，是文化自觉的核心要义。实现民族复兴，既要发展市场经济，更要发展文化。是资本立国，还是文化立国，这显然是更为核心的文化自觉问题。按照经济学家斯密的观点，“社会”被定义为“市场”，“人”被定义为“经济人”，所有社会关系均被还原为商品关系，所有的价值尺度均被还原为交换价值尺度。这种典型的现代性资本立国程式，其实缺失的是一种更为广阔而又合理的文化自觉。因此，对于当下中国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自觉必须回答文化应从哪里来、应到何处去的问题。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求我们积极重视资本的效率功能，但由于资本内在的秉性决定了它既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又有作为市场运作的润滑剂、推进器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拥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自觉意识，比资本世界观更高一层的文化世界观。这包括以下几层涵义：一是注重以先进文化为引领的文化发展与繁荣，文化自觉要走在一个健康、向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在市场上必须接受先进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把文化自觉与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加以链接，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二是文化立国与和谐社会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社会和谐不可能来自单一的市场逻辑，先进文化的利他主义价值导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宗旨、追求每个人全面发展的精神实质等，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天然一体的联系。

　　其二，贯通文化走向市场的通道，使文化变成市场中的智力、道德、艺术乃至直接生产力，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渠道。传统的文化自觉，局限于圣贤们的文字、舞台上的声音和形象、历史遗存物的整理和显现等。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数字化、虚拟化改变着当代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自觉已被现代化所充盈，文化的视觉功能、商业功能、休闲功能越来越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因此，将文化内涵中的信仰、传统、习俗、价值观、审美和惯例，输入到冰冷的物质产品和财富实体中，使生硬的“丛林竞争”式的市场变为充满着人文精神和人文智慧的博弈空间，使缺乏更多文化关照的财富创造方式变为精神与物质相互贯通的财富聚集效应，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方式。具体做法包括：不断放大文化在市场中所关联的创意功能，商品所关涉的文化符号象征意义；建立智能化的文化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让文化自觉变成市场的倍增器、市场的发动机和市场有机体的精气神等。

　　其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打造文化产业，凸显文化产品的精品化、大众化、时尚化和财富化效应，离不开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方式的推动和资本的应用。这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环节。在国际上，从好莱坞文化产品效应到NBA（美国国家职业篮球联赛）的产业链效应，再到法兰克福图书出版营销模式，都充分印证了当代文化的强势发展需要借助市场经济的运筹原理。文化资源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文化产品可以通过市场经济来打造，从而彰显文化的自觉特征：（1）文化拥有更加自由伸展的空间和能力，如中国的文化要走出国门，在国际上拥有良好的形象，不是靠简单的文字和声音或信念来实现的，更重要的，是借助于较高成本的市场投入，引来一流的人才、知识产权和技术，在智能化的传播市场得到全覆盖的宣传效应。（2）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优势，迅速将广大人民群众物质与精神生活中的最新需求和偏好，转为市场富有创意的、深受大众喜爱的文化产品、文化氛围、文化景观、文化时尚。（3）通过市场资本积聚的优势，集中力量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竞争力，让中华民族文化资源成为国际文化资源配置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仅靠缺乏规模优势的小企业是不够的，没有“文化航母”的效应，很难冲破国际上观念和政策壁垒的障碍。（4）通过市场资本积聚的方式，实现我国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文化产业向资本密集型的文化产业转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文化产业规模小、能级低、资金相对匮乏，智能化技术含量低，经不起市场波动的冲击，文化自觉更谈不上，只能是被动地、偶然地、消极地承受市场律令的支配；资本密集型的文化产业，有着收购、兼并、重组等资产灵活运作的机会，文化自觉展现在国家通过控股的方式优先打造先进文化精品、民族文化瑰品、大众文化上品，实现多样性的市场属性与多元化的文化价值定位相一致，文化的个性化审美偏好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导向相一致。当然，资本向文化产业的积聚，需要政府建立相关调控与监督的市场规制，限制和防止资本逐利性的泛化，避免文化产业缺失社会责任感和教化功能。

　　其四，城市精神的打造与提升，是文化自觉最能获得感性体验的重要内容。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向国人提出了挑战：如何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加强精神文明的“软件”建设，以适应“硬件”建设飞速前进的步伐。城市文明的建设是我国在实施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战略过程中的重要引擎。一座城市的城市精神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它由该城市中集聚性群体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工作方式长期积淀而成，是支配市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导向的精神力量。因此，它与文化的造势、文化自觉的张力密不可分。文化自觉在城市精神打造方面应有多个特征，这包括拥有全球眼光、引领时代潮流、善于吸纳融合、勇于开拓创新、崇尚科学技术、奉守精品意识、关爱人文精神、乐于爱心奉献等。城市的品位与魅力，不仅仅表现在摩天大厦的鳞次栉比和繁华的街面，更在于它的文化、历史和人性的亲和力。要避免把城市建成钢筋水泥“丛林”、文化与精神的沙漠，要营造城市空间的人文氛围，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城市建设理念，用人文精神塑造城市社区，使每个社区成为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