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的运动规律是量变质变、物极必反、相辅相成、循环往复并在弱相互作用下运行。股市中多空力量通过对立运动，并以具体的行情波动展现其力量组合的变化具象产生，具体的行情运动却由无形的价值规律所主导。

　　价值规律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却是遍布于人类经济活动特别是资本市场之中，它是经济发展的决定者，是行情生成之母。具体的行情形成不是随意的偶然的，而是特定条件下在多空双方相互作用下，通过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周期循环而实现的。正因为价值是有规律地运行的，因此才能通过估值的历史比较、行业比较、国际比较，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估算出当下的价值中轴，从而发现市场、行业或公司是否处于价值压缩、价值实现、价值泡沫状态中。其中，价值压缩和价值泡沫均处于正反两大周期力量的极限状态，如果通过价值中轴来确定价值的运动同期的确定阶段，在价值压缩的时间结构切点上进行投资或在价值泡沫的状态下抛出，就会在行情发展到达极点时进出，即掌握大机会，因为这时介入或退出会事半功倍。

　　首先，多空双方“相反相成”，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老子认为：“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对立的双方是在相互对立中随影随形相互“依存”，多空力量在相互矛盾中相互转化，一方因为另一方的存在而存在，一方的存在包容、包含、包括了另一方存在的理由与规律。老子进一步提出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思想，这是量变质变、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的思想。

　　其次，事物运动变化遵从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周期运动规律，即市场的周期运动到达极限后回归其原始状态是客观规律，周期运动规律是客观独立的无穷无尽的，政策、管理、资源、技术、市场、产品等价值创造力量都受其控制；国家政策或投资者行为如果违背了周期运动的规律，就会有风险。

　　第三，量变质变、物极必反。价值规律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反向运动，“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崇高必至堕落，积聚必有消散”。因此政策也好，管理也好，投资行为也好，要有所节制，有所放弃，有所选择，这样才能“延长”价值周期中上升过程或者平滑波动的幅度，因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第四，遵从自然规律。宇宙间存在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电磁相互作用力、万有引力，在四种自然力的作用下，万物才能自我运行。价值规律的力量发挥周期作用，就得遵从自然力量，不能通过主观的强制力量，或粗暴的干涉力量，或特别限制与激励，只能自然而然，按自然规律而运行。天地万物自然而然地出生、成长、成熟，周而复始地进行着，按物极必反的规律，生生不息地繁衍着。政策也好，管理也好，顺其自然，有如在弱相互作用力作用下，让百姓自然而然地过上自己想过的日子。百姓想过的日子无非是吃得好、住得好、生病有医保，还可以搞些享受和发展的机会。如果政策顺应百姓的需求，就是遵从自然规律和价值规律，就会得到规律的加分而事半功倍。

　　对于国家资本来讲，因为经济运行都有其周期运行的规律，既然在人性之善作用下存在价值创造，也可能在人性之恶的作用下存在破坏性的毁灭，因此制度设计、政策取向是顺应人性之善良愿望而限制或调整人性之恶的膨胀。“国家规划”只能顺着宏观周期进行“微调”，难以完全成功地反周期。反周期如果反过度，就可能与自然规律或人性之善对着干，就可能会受到规律的制约；如果硬着搞剧烈的反周期政策，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反过来，如果人性之恶受放纵而膨胀，政策取向只能强力限制人性负面作用，防止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经济或社会不稳。

　　对于机构资本来讲，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战略规划，首先要看事物发展的周期阶段，即产业周期、行业地位、公司生命周期还有管治者的生命周期阶段，都要合拍才好。“老当益壮”不过是美好的愿望，如果不加节制，就会物极必反。许多机构破产，就是超过了机构能量的极限或者违背了产业生命周期、或者与政策周期对着干的结果，或者跨越发展而内功不足导致挫折。

　　对于居民资本来讲，无论是年龄周期、心理周期、情绪周期，投资者入市前都要认识清楚，自己的“周期综合体”是否与资本市场“适配”？因为个体周期综合体与资本市场错位，就会导致过分自信或过分悲观，容易形成认知周期与群体心理认知的周期同步，个体理性就会失控，个体行为就会失聪。只有个体的周期综合体与市场合拍者，才能延长投资的力量周期，才能利用市场创造价值而不会为市场所利用。